当我五六岁时，我们迁居到靠近第125号街的第五大道2019号褐色沙石造的私人住宅里。二楼有一扇厚玻璃窗，窗后面的大客厅用作陈列瓷器的展览室。我们男孩是不准进入这个区域的，倘若违反规定，就可能受到狠狠的惩罚，因为允许3条小公牛闯进家庭瓷器铺绝对是一件蠢事。但是我们可以在大人小心陪伴下去看这些瓷器。我想起了诗歌自成一派的奥玛尔·海亚姆①，他曾在陶工家里发现：“多种形状和大小的瓷器在地板上沿着墙排列着。”最使我难忘的是一些大花瓶。其中有的像山一般高，但当时我不只没有经验，而且年龄也小。我记不确切最大的一只花瓶是什么样子，但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我听到它价值1000美元时肃然起敬的心情。在当时1000美金是一笔很大的数目啊！
我们曾在莫里斯山公园游玩，这座公园离我家不远。我们还常与母亲一起到第125号街买东西，当时这是一个相当受上流社会欢迎的商业中心。我们在韦斯贝克大市场买肉和日用杂货。其他大部分商品我们到一家规模很大的百货商店——科克公司去买。但是要采购重要物品或希望有更多的选择时，我们到布卢明代尔去，这家商店当时坐落在第59号街上。因为地铁还没有建造，乘高架铁道不方便，乘汽车又是罕见的，所以便乘有轨电车到那里去。市内有轨电车系统发展得很完善，因为有好几条相互竞争而又合作的线路，还有想方设法提供的转车服务。这种服务是由一些穿制服的男子提供的，他们坐在各个重要的十字路口的太阳伞下。每把阳伞上印着两三条相同的大标语：“可以转乘任何电车到达布卢明代尔。”这是我童年时代家喻户晓的广告语。
许多年里，我们都穿第125号街赖特商店的鞋。该店在广告上把“式样合适的鞋”巧妙地写成“赖特式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这句简洁的双关语②留下了很深印象。不久我也开始成为长期爱用双关语的人（例如说“这是一个好名声和坏名声难以区分的假期”）。在我生日——也许是6岁生日时，我得到一辆我梦寐以求的快速运货车。春末或夏初的一天，母亲同意我带上运货车跟她一起去买东西。我们把包裹堆在车上，然后母亲在街上摊贩那里买了几束香豌豆，把它们摆在车的周围。我们一定十分引人注目——一个美丽年轻的主妇和一个穿水手服、头发又黑又卷的男孩拖着一辆装饰华丽的运货车——因为我记得，当我注意到过路人驻足观看、十分羡慕时，我的心里是多么飘飘然！
5岁时，我开始接受正规教育——可是开始得并不光彩。我被送到附近的一所公立幼儿园，该幼儿园设在某幢大楼的二楼上。我记得自己出神地坐在一个装沙的盒子和一个大贝壳面前玩耍，十分自得其乐。但是不久我就从阿卡迪亚幼儿园开除出来。因为我还没有掌握解开和系上短裤纽扣的本领，而其他所有小学生已通过了这个教育中的难关。于是我上厕所总需要正在忙着做事的教师的帮助。在好几天碰上这种蠢事之后，我被送回了家，从此再也没有返回过。这样，我无奈地一直等到1900年9月快要6岁半时，才恢复上一年级。我的哥哥都在上学了，而我仍旧是个小毛孩，他们摆出一副叫人受不了的架势，使我急不可耐地希望重新开始上学。有一天我听到利昂抱怨他因排队时讲话而受到一些惩罚。“排队”是什么意思？我不明白。即使会带来惩罚，能在学校里排队该多好！
①奥玛尔·海亚姆（OmarKhayyám，1048…1122）：阿拉伯诗人、数学家和天文学家。——译者②英语中，“合适的”（right）与该店名赖特（Wright）发音相同，所以作者认为“赖特式鞋”（WrightformShoes）是一语双关。——译者当我终于进入一年级后，我用行动证明自己是一个积极勤奋、年少有为的学生。我们既学单个字母，也学一些容易的单词，如必然要学到的bat（蝙蝠）、cat（猫）等等。单词都印在卡片上，教师向全班学生展示这些卡片，以便他们辨认。我学习单词十分出色，所以很快通过1A进入1B（当时每个年级分成两半，分别从9月和2月开始）。我的第一所学校是位于圣尼古拉大道和第123号街之间的第157小学。由于我们每天回家吃午餐，所以从学校到家庭一天来回走4次。圣尼古拉大道上已有了两匹马拉的有轨车，使我的步行不感到呆板冷清。其他城市来的人常常到纽约游玩，因为纽约是最后一个保留马拉交通工具的地方（当然还有许多有轨电车）。圣尼古拉大道的马拉有轨车实际上是最后保存的古老车辆。最终这种马拉有轨车服务一天只有一次（通常没有乘客），仅仅是“保留马拉车辆特许权”的一种姿态而已。
很早我就明白自己被排除在好孩子和优秀学生的行列之外，但是其他方面我没有受到什么重要影响。我身体健康，但是从年龄上看长得矮小，在体育运动方面远远落后于一般人。当时，好学生并非应当擅长体育运动。然而我得充分参加各项运动。我的运动量和别人一样多，只不过都做得不太好。因此我的自尊心不断受到伤害。由于我的动作不协调、不敏捷，我常常处境窘迫。我不是把东西掉下打碎，便是撞到东西上，把它们弄坏，有时候还撞伤自己。此外，我不可救药地心不在焉，不断陷入沉思或想入非非。因此我经常听到别人愤怒的喊声：“难道你没注意自己在做什么吗？”或者“为什么你不看看自己在往哪儿走！”
对这些诘问是不必回答的。如果我曾努力解释小孩子的头脑里总有许多新奇有趣的想法，这些想法妨碍他关注周围的现实世界，那么肯定人们会像年轻的约瑟夫的兄弟对待一位空想家那样对待我，而且也许我也理应得到那样的对待。
在家庭女教师休假的日子里，我们三个男孩可以自行其事。有一次我们决定到中央公园内去看小火车头，它牵引着小孩乘坐的车厢往返于第65号街和第五大道之间。（后来铁轨拆除了，原址变成了遛马场。）自然，我们步行了3英里多的路程。花上一两个小时观看机车的喷气以及小火车无数次兜圈子，总是那么津津有味，心旷神怡。当然我们不能当一回乘客，因为身边没有钱，可是这并没有使我们很扫兴。然后我们再要走很长的路回家。当我们到达褐色沙石建造的家，天已漆黑，人也精疲力竭了。我们稍微停留片刻以决定对策，因为我们猜想自己犯下了严重的错误，严厉的惩罚正在等待我们。利昂是老大——虽然他只有9岁——名义上首先要对这件事承担责任，他自告奋勇第一个走到屋里去，我和维克多胆怯地在他的保护下跟进。事实上全家激动得发狂似地迎接三个回头浪子。不久前家里已经报警，绑架或意外事故等种种可怕的可能吓得母亲和佣人不知所措。
我记得利昂和维克多两个被痛打了一顿，而我——年纪最小，并且大人推测是两个哥哥的驯服工具——事实上避免了责打之苦。在家庭长幼级别中地位低下的人倒占了便宜。
在那些遥远的年代，像中央公园里一样的小火车头常常拖曳着高架火车。它们一阵长鸣，咔嚓咔嚓地从我们头上驶过，在冬天的晚上我们还可看到火车的炉火和火光。后来高架火车电气化了，我们仍看到一批这样的小蒸汽机车沿着铁轨集中地排列在稍稍隆起的场地上。最后它们被卖掉而销声匿迹，我相信，一定卖给南美洲某个国家了。
派克大道上纽约中央铁路线直到后来才电气化。蒸汽驱动的火车在露天采矿区驶过，穿越每个街区的行人天桥。当我四五岁时，大人常常带我到天桥上去。我眉飞色舞地往下看：火车朝着我们疾驰而来，又从我们脚下疾驰而去。现在不仅大大小小的各种火车头都已从纽约消失，而且所有的高架铁路——这些由粗钢柱和交织的铁杆组成的庞大结构，曾对下面的街道投下了网状的阴影——也已无影无踪，仿佛从未存在过一样。这些变化以及许多其他更加引人注目和惊人的变化在我的一生中出现了。当我成为年轻的大学生时，我细细品读了朗萨德①的十四行诗中著名诗句：光阴流啊流，不断地流逝，我的夫人；啊，不对，流逝的是我们，而不是时间。
我们离开了人间，而时间和世界依然存在。这是千真万确的。然而我常常觉得，我曾经了解的世界，以及这个比较单纯的世界所特有的那种悠闲仿佛都已消失——除了还存在于我的记忆中。人生的确短暂，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说，不管朗萨德歌颂什么，既消耗时间又使时间永存的还是我。
①朗萨德（1524—1585）：法国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多产的诗人。主要作品有《颂歌集》、《给爱兰娜的十四行诗》等。——译者
第二章 家庭的不幸和母亲的坚韧不拔
我们夏天到英国去的旅行是以后许多年中兴旺和幸福的顶点。我们回美国不久，祖父格劳斯鲍姆在伦敦去世。噩耗是通过电报突然传来的。我记得父亲读到电报，立即嚎啕大哭起来。我更清楚地记得他坐在一张低椅子里，脚斜搁在凳子上，穿着一套旧西装，袖口有意开衩，纽扣也扯掉了。这是我们称之为“默坐”的东正教传统的一部分——悼念已故祖父的一种隆重仪式。
50年后，我才知道祖父去世的一些戏剧性细节。我与索尔叔叔在伦敦散步，他在旁德街和摄政街之间的一个拐角上停下来，说：“这里就是祖父活着时我们开店的地方。”然后他告诉我，祖父有一个他所信赖的经理，后来他发现这个经理从店里偷走了大笔金钱。祖父扬言要把他送交警察处理，但是这个经理拔出左轮手枪喊道：“无论怎样我的一生给毁掉了，如果我杀死你，然后被吊死，再糟也不过如此了。你是一个虔诚的、上帝害怕的犹太人。如果你手按在《圣经》上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