辱少奇同志的人格嘛！”
毛泽东要亲自发动、亲自领导并亲自指挥那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恐怕是谁也阻挡不了，但这场运动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是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中央高层领导人所始料未及的，也都被动地卷进去。那时，周恩来的思想认识总跟不上局势的发展。他常用以往历次政治运动的经验来处理“文革”引发的种种突发事端，仍希望将“运动”置于各级党委领导与控制之下，不准“越轨”。1966年夏天，人民大会堂那次著名的万人大会上，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都说：“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这是三位重要领导人说的实际情况。
1966年5月，党中央为了确立“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方针，在北京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外地没有参加，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但是，会议的重要内容是根据4月毛泽东在杭州亲自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决定的。会上，根据林彪与康生等一伙的指控，批判了彭、罗、陆、杨，给他们扣上了“反党集团”的帽子。
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是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后，让刘少奇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
《五一六通知》中严厉地批评原“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彭真为主要成员）是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中央认为必须予与撤销。同时，“通知”决定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副组长为江青、王任重、刘志坚与张春桥，康生任顾问；后来、陶铸到中央任政治局常委，他又兼任顾问工作。
事隔不久，中央又决定，在陈伯达病假或离京外出期间，由江青代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之职。所谓“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是取代党中央书记处的地位，其权力还要大得多。这就使江青红得发紫、地位更加巩固、权力无边，“文革”小组成员中很快形成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与戚本禹等人的一个能量极大、危害严重的团伙。于是，一场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混乱与痛苦的“文革”迅猛异常地展开了。
5月下旬，那位一向称病不工作、“韬光养晦”多年之后突然杀出来的康生，见时机已到，便指使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贴出大字报，叫嚷要“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毛泽东批示，将此“大字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一炮打响，她们揪斗北大领导陆平及彭佩云，开了全国揪斗领导干部的先例。顷刻间，全国各地大专院校掀起揪斗狂潮，冲击学校党委、批斗专家、学者、权威，造成一片混乱局面，不堪收拾。“文革”高潮一旦到来，造反派们立刻走上街头，冲向世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恶浪滚滚、异常迅猛地席卷全国各地。
6月初，毛泽东批准张承先率工作组到北大领导“文化大革命”。这期间，刘少奇和邓小平曾专程去外地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在京主持日常工作，并处理“文革”运动有关问题。
6月上旬，根据各院校的要求，刘少奇在京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由中央各部派出工作组进驻北京各高等院校，协助学校搞好运动。但是，形势的恶化已是不可阻挡，到了这步田地，工作组亦已无能为力。
7月，毛泽东曾致函江青说：“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但是，刘少奇等人根本不知道“文化大革命”究竟该怎样进行而陷入困境。至此，刘少奇只得恳请毛泽东返回北京主持大局。
毛泽东回京听取各方面的情况汇报后，他对于派工作组进驻大专院校之事表示出强烈的不满。他极其尖锐地指责工作组起了破坏作用，阻碍运动有人镇压学生运动，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江青和康生等人知道时机已到，便一下子跳出来，气焰十分嚣张。他们到各院校煽风点火、说刘少奇镇压学生运动向社会提供了许多假情况，制造谣言，将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国家主席，迫使刘少奇作自我批评，但他对此仍持保留意见。
7月29日，北京市委召开大会，宣布撤销全部工作组的决定，毛泽东亲自到会与群众见面。刘少奇在大会上说：“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
正是盛夏季节的另一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大礼堂的一次万人集会上，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先后都说了同一句话——“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于是，各单位的工作组便一风吹，全部撤走了。各大专院校形成“踢开党委闹革命”、“停课闹革命”的局面。广大群众议论纷纷，出现了极大的思想混乱。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后，将办公地点设在钓鱼台16号楼。自此，16号楼天天开会，会议都在晚上7点钟左右开始，会议时间都很长，大多开到凌晨三四点钟，一直开到天亮者也屡见不鲜。这个会议名称叫做“中央文革碰头会”。会议由周恩来主持，除“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外，几位副总理、“中央军委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与聂荣臻、叶剑英等老帅以及萧华、杨成武等人也参加会议。每天会议开始后，随员们各找地方或坐或躺，随遇而安东倒西歪地在那儿睡觉，小伙子熬夜都不如首长们，我也一样。
“中央文革碰头会”很像一把“大筛子”，随着“文革”运动的不断发展，被打倒、揪斗的人渐渐增加。陶铸是党中央政治局常委，是继刘少奇和邓小平之后被打倒的，也是级别最高的领导人之一。
嗣后，被打倒的人数陆续增加，像陈毅、谭震林、聂荣臻、徐向前及萧华等人都被批斗，叫喊着要“倒”他们。后来，又是林彪和“四人帮”一手策划的所谓“杨、余、傅”（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及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事件，现在已记不清楚孰先孰后的次序了。经过这把“大筛子”过滤以后，剩下来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人日益减少。
“文革”时期，周恩来保护老干部、民主党派负责人、知识分子的事例实在大多。运动开始时，周恩来便成天忙着“救火”、“救人”，保这个救那个，为此，“四人帮”批判他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保皇派的黑后台”
其实，在我看来，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思想认识同所谓的“二月逆流”们本无多大的原则差别，只因他处的地位特殊，要求他不能硬顶、逆风而上，否则就没有缓冲及转圜的余地，国家与人民的损失会更加惨重。因此，历史赋予他的使命要求他必须审时度势、谨慎从事。关于“文革”中周恩来的处境艰难与殚精竭虑地为党和人民事业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历史已有公论。1981年6月，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写得十分明白：“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
由于工作需要，每年“五一”“十一”我都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医疗保健值班。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我见到城楼大殿里的布局仍同往常一样，但细细观察，便发现座席安排及人际交往方面有明显异常。
从前，大殿正中面南坐北和两侧摆着大沙发，沙发背后挡着屏风用以隔音及挡视线；大殿进门的东西两侧各摆着一长溜铺有绿呢或白桌布的长条桌。按惯例，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和邓小平等七个政治局常委坐在这三面大沙发上。西侧的长条桌为中央委员而设，东边的为民主党派与党外民主人士专用。
这一次的情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毛泽东独自坐在中间沙发上吸烟，有时林彪走过去坐到他跟前说几句话；朱德偶尔坐到右侧沙发上小憩，但不见其他领导人坐到那三面大沙发上去。刘少奇独自站在为中央委员设的右侧长条桌旁，他的身旁只有一个警卫人员跟随。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往日在这种场合必有许多大人物围着他说话，起码会主动走过去跟他打招呼，如今的刘少奇显然受到了冷落，从他面前经过的人，亦未见有谁理睬他，这肯定与1966年8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批评了刘少奇有关。那次会议之后，毛泽东写了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主要是针对刘少奇，并向社会公开发表。刘的地位下降了，人们疏远他、同他保持了距离。真可谓“事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
不久后，“文革”狂潮乍起，大街上贴出了“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的大标语。接着，几乎是一夜之间大街小巷、铺天盖地贴满了攻击刘少奇的大标语，有的标语在刘少奇的名字上还用红墨水打“×××”，或把刘少奇的名字倒着写
一天，周恩来从外面回到西花厅，生气地跟我们说：“你们都看见了，大街上那些大标语与口号上、把刘少奇名字倒着写，打叉叉，这像什么话嘛！这样做不文明啊！少奇同志的问题还没有定性嘛，即使定了性，我们也不能侮辱他的人格嘛！”看来，周恩来对此气恼极了。其实，我们坐在随车上的人早就看见这种大标语了。
同年10月的一天下午，周恩来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吩咐道：“你去看看少奇同志，他现在怎么样了？”在这之前，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