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问，立刻回家准备东西。我刚走到宿舍门口，走廊里的公用电话铃声响了。
“你是张佐良大夫吗？”我拿起电话机，听到一个操着浓重山东口音的人在问。
“我是。”
“我姓滕，是警卫局的。我们一起出差去。我正在联系飞机票。看来，这深更半夜的飞机票不好买，要是买不到机票，我们只好坐火车走了。你就在家等消息吧。”他说完便挂断了电话。
这位姓滕的山东人在电话里仍未说要去的具体地方。我想不管他去东南还是西南，终归是南方。
时值严冬季节，除了两广和福建之外，都不会暖和，只有多带一些衣服保险。妻子起床帮我找出一只旅行袋，那时的行李简单，除了带几件换洗衣服、肥皂毛巾、牙刷牙膏和几本书之外，连袖珍收音机都没有。岳母也忙着起床煮了水扑鸡蛋给我吃。四岁的儿子睡得正酣。家里人懂得保密规矩，没有人问我去哪里，去多久和干什么事情之类问题。我收拾好行李，吃完东西，在房间里坐等消息。不一会儿，走廊上的电话铃声再次响起。
“张大夫吗？”
“我是张佐良。”
“今晚搞不到飞机票，明天也没有把握，上面要求我们尽快赶去，我怕误了事，只好买了两张火车票，我现在就来接你。十分钟后，你到东交民巷派出所门口等我。你要多带几件衣服，听说那边也不暖和。”从这个山东人说话的情形可知他对北京医院这一带地方非常熟悉。估计他经常出差，知道各地季节气候和衣服穿戴情况。不过，他在电话里仍说的是“那边”两个字。如此看来，负责保卫党中央领导人安全的警卫局，也就是公安部九局工作人员的警惕性之高，保密纪律之严，我甚是佩服。我辞别家人，拎起行李下楼朝胡同口走去。来到东交民巷派出所门口、夜深人静，路上车辆稀少，从中南海到北京医院宿舍只需几分钟汽车路程。只片刻工夫，我看到由西往东疾驶而来一辆小轿车，车到跟前，见是一辆苏制伏尔加，前面挂着白色牌照。汽车停住后，走下来一个瘦高个儿。
“你是张大夫吧？咱们快上车走吧。”来人说话口音及语气同电话里听到的一模一样，没有错，是警卫局的老滕。我们上车后，汽车向北京车站急驶而去。汽车将我们直接送到车站站台，只见列车员站在车厢旁，旅客都已上了车。我跟在老滕身后赶紧上了那节硬席车厢，车厢里已挤满了人。列车员帮忙引我们找到了座位，三个人的座位坐了四五个人，旁边还站着人，脚跟前还堆放着行李，待我们坐下后，连腿都伸不直。
“今天买不到飞机票，这是去成都最早最快的一次列车，费了不少劲才买到两张票。领导上要求咱们尽快赶到董老那边去，详细的情况到那边就清楚了。”他轻轻地跟我既介绍情况又解释着。
从老滕口中得知，我们要到董老那儿去。“董必武”这个名字令我肃然起敬。董老在我心目中早就是德高望重的老一代革命家。我同老滕初次相识，不便从他那里打听太多事情，再说，在火车上说话也不方便。所以，只好他说什么，我听就是了。
我们从北京经郑州，沿陇海路往西经宝成铁路蒙头转向地坐了几天几夜硬席车厢。这是我大学毕业从上海到北京乘火车长途旅行以来，平生第一次乘这么长距离的火车。给我印象深刻的是，宝成铁路沿线通过无数的隧道，且每一个隧道都比较长，火车在洞里发出轰轰隆隆巨大的声响，真有震耳欲聋的感觉。由此想到，在我们国家还不富裕的情况下，要修筑一条长距离的铁路，特别是在地形条件复杂的地区施工，使交通发达，物流其畅，不仅投资可观，而且人力、物力与财力消耗巨大，是何等的不容易。
车厢里人多，拥挤得好比香炉里插满了香，烧到最后剩下的香头东倒西歪，加之列车行进中的颠簸，人们随惯性摇晃前进，但没有一个人因站不稳而跌倒。车厢内十分拥挤，活动很不方便，我除了吃饭，不敢多喝水，以此减少去洗手间的次数。有时即使憋得难受，也只好硬坐着不愿动窝。车厢里人多，行李多，空气太糟糕，什么味儿都有，令人难闻憋闷。由于久坐不动、下肢血液回流不好，使两条腿肿得厉害，由脚脖子肿到近膝关节处；双腿发麻、发木，犹如失去知觉一般。
我们就这样晕晕乎乎，摇摇晃晃，好不容易熬到了成都车站下了车。
“首长他们已经到重庆去了，你们赶快乘火车去重庆。我们己同那里联系好，他们有人到车站接你们。”四川省交际处派来车站接我们的人这样说。
于是，我们又乘上了开往重庆的列车。火车开动时已近傍晚时刻，虽说仍是硬座，身体已十分疲劳困乏，但这次列车车厢里旅客少，乘客都有座位，感到轻松了许多。
我因旅途劳顿，睡眠不足，吃饭没有胃口。我们去餐车上胡乱地吃了点东西，记不清吃了些什么，但有一点令我至今印象深刻，那就是四川菜不仅辣还有麻。我素有结肠过敏，这一顿饭，食后“两头”不好受，令我以后不敢“恭维”。餐后回到座位休息，可以伸直腿，闭目养神，如四川人常说的“安逸”了。
第二天上午列车到达重庆车站，市委接待处来人将我们接到潘家坪招待所住下。3月份，北京的天气乍暖还寒，重庆的春意亦不浓。人说“雾重庆”倒不假，刚到重庆见不到太阳，老天不开眼，阴沉着脸，不时地飘着靠靠细雨。汽车进入潘家坪招待所，只见一栋栋青砖灰瓦、朴素大方、小巧玲珑的别墅式小楼分布得错落有致，别具一格。院子里树木花草郁郁葱葱，散发出芬芳，沁人心脾，比满天风沙的北京要好得多了，令人感到快意。
“接待人员安排我们紧挨董必武居住的那栋别墅旁住下；为安全起见，他们已将两栋房子间的走廊门锁上，有便衣巡逻哨。楼宇间以花坛、曲径和低矮的栅栏相隔。我和老滕住在同一间带卫生设备的宽敞房间里。
南方气候潮湿，客房内墙壁和地板都用木质材料装饰。室内陈设简单实用，两张单人床、一张办公桌、两把木椅子、两只小沙发与一只茶几。房间里有一股木质家具或油漆挥发产生的特别气味，但不算难闻。那时候，电视机还没有普及，房间里连收音机都没有，但那个时候，恐怕也算是“三星级”宾馆了。
我将自己的吃饭家伙，旅途中一直不离身的出诊包与旅行袋里的衣服及生活用品等取出安放好之后，坐到沙发里小憩。茶几上有服务员特为我们泡好的清香绿茶，我边吸烟。边品茗，边思忖着午饭后去看我的老同事、朱德委员长的保健医生顾英奇（后任卫生部副部长，现任全国红十字会副会长）。我听说，是他向领导出主意要我来重庆到董老身边工作的。
这是我第一次出差到外地，到中央领导人身边工作，我还不了解情况，不懂得规矩，我的同屋老滕虽是一起来的，他未必了解当时的详细情况。我没有，也不便向他询问朱德委员长住在哪一栋楼？也不敢到院子里四处乱跑和瞎打听。
“嘭、嘭、嘭，”随着一阵敲门声，我听见有人在叫我，“张大夫在吗？”我听出那人的声音正是顾英奇。
“请进。”我说着，走到房门口去迎他，我们一起坐到沙发上。
他向我简要介绍了一点情况：朱德、陈毅、贺龙与聂荣臻等几位老帅还有柯庆施等领导同志在成都相聚，柯庆施在成都骤发急性坏死性胰腺炎，经大力抢救无效而死亡。柯庆施死后不久，朱老总与几位老帅便离开成都来到重庆。在成都和来这里，他兼顾着董老的保健工作。过几天后，老帅们都要离开重庆，老顾要跟朱老总走。按照国家卫生部规定，董老是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党的监察委员会书记，他离京到外地视察工作或休养都应带保健医生与护士。此次外出，他没有带保健人员随行，董老已是八十高龄的人了，患有痛风和三叉神经痛等疾病，发作时很厉害，需要有人在他身边照顾，所以让我来董老身边工作。老顾约我下午一起去见董老，他将董老的病历资料交给我后，即告辞了。
中午，我与老滕跟董老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起吃午饭。董老外出轻装简从，除他的夫人、老红军何莲芝以外，有一个警卫科长老丁、小曹和小梁两名公务员，这时又增加了我和老滕。
从前，听到过不少有关董必武的传奇与美谈。人说董老是前清时期最后的一个乡秀才，辛亥革命老人，早年参加同盟会，留学日本期间结识孙中山，并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后来参加发起组织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是党的一大代表。董老曾赴苏联学习并参加党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他从苏联回国后到江西苏区工作，后参加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董必武曾长期同周恩来等人一起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武汉、重庆、南京等地领导党的公开及秘密工作。他曾参加旧金山联合国会议
总之，有关董老的革命生涯、传奇、美谈和他对中国革命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实在是大多了。早在40年代，周恩来曾代表中央亲笔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贺董老六十大寿电中写道：“董必武同志：庆贺您的六十大寿！您过去的革命奋斗，贯穿了辛亥、五四、北伐、内战一直到抗战的各个历史阶段，为着中华民族的解放写下了光荣的史迹。您是中国共产党创始者之一”
这一天老天爷算是给了脸。据说重庆已接连几天绵绵阴雨，这天下午太阳总算从云隙间露了出来，带来暖暖春意。我在顾英奇陪同下，心中怀着十二分的敬意去见董老。到达董老住地，夫人何莲芝大姐已等候在门口。一眼看去便知她是出身劳动人民、参加过长征的红军老干部。她已值花甲之年，几丝银发修剪得与普通女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