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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在１９１５年的文章中已毫不含糊地写道：“忠孝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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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奴隶之道德也。“（《新青年》第一卷第一号，《独秀文存》卷一，３页）１９１７年有个读者提出”能否以孔子教义挽救世风浇漓，振作社会道德“的问题，陈独秀答复说：宗法社会之奴隶道德，病在分别尊卑，课卑者以片面之义务，于是君虐臣，父虐子，姑虐媳，夫虐妻，主虐奴，长虐幼。社会上种种之不道德，种种罪恶，施之者以为当然之权利，受之者皆服从于奴隶道德下而莫之能违，弱者多衔怨以殁世，强者则激而倒行逆施矣。以此种道德，支配今日之社会，维系今日之人心，欲其不浇漓堕落也，是扬汤止沸耳，岂但南辕北辙而已哉。
（《新青年》第三卷第一号，《独秀文存》卷三，５２页）
同旧道德家的说法相反，陈独秀以为，在封建礼教的权威动摇的情况下，“世风”
、“人心”并不是更坏一些，而是有了进步。他抨击传统的封建礼教是一种奴隶道德，这是五四时期举起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反对封建文化的人们一致的看法，这是击中要害的看法。
既然要推翻三纲五常、忠孝节义这些封建老教条，也就必然要把打击的矛头指向封建时代的圣人——孔子。
那时，所谓“孔教会”及其他类似组织正在大肆活动。孔教会成立于１９１３年，由一些封建的官僚、政客、文人组成。康有为是它的精神上的领袖。
它曾积极支持袁世凯称帝。
袁世凯死后，它仍鼓吹“定孔教为国教”
，主张在民国宪法上明定这一点。它的实际目的是要推翻民国。
１９１７年７月，军阀张勋和康有为合作演出了一场拥戴清朝末代小皇帝复辟的闹剧。
在１９１６年到１９１７年间，陈独秀写了好几篇尖锐的论文，抨击尊孔和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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辟，指明两者间是有密切联系的。他说：孔子生长封建时代，所提倡之道德，封建时代之道德也；所垂示之礼教，即生活状态，封建时代之礼教，封建时代之生活状态也；所主张之政治，封建时代之政治也。封建时代之道德、礼教、生活、政治，所心营目注，其范围不越少数君主贵族之权利与名誉，于多数国民之幸福无与焉。
（《新青年》第二卷第四号，《独秀文存》卷一，１２１页）。
吾人倘以为中国之法，孔子之道，足以组织吾之国家，支配吾之社会，使适于今日竞争世界之生存，则不徒共和宪法为可废，凡十余年来之变法维新，流血革命，设国会，改法律（民国以前所行之大清律，无一条非孔子之道）
，及一切新政治，新教育，无一非多事，且无一非谬误，应悉废罢，仍守旧法，以免滥费吾人之财力。
万一不安本分，妄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新青年》第二卷第三号，《独秀文存》卷一，１—１１２页）
当时，有些人说，三纲五常之说出于后代，并不是孔子的本意，“原始孔教”和后代的孔教是有区别的，孔子的思想是被后世的儒者弄坏了的。陈独秀不承认这种说法，认为“原始孔教”和后代的孔教并没有实质上的不同。他说：“儒教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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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曰礼“
，而礼的用意就在于区别尊卑贵贱，“三纲”之说也就由此而起。
“此等别尊卑明贵贱之阶级制度，乃宗法社会封建时代所同然，正不必以此为儒家之罪，更不必讳为原始孔教之所无。”
（《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独秀文存》卷一，１０页）他反问说：如果孔子思想本身没有这样的内容，“汉唐以来诸儒”
，“何以独与孔子为缘而复败坏之也”？
（《新青年》第二卷第四号，《独秀文存》卷三，２５页）。
当时也有人说，孔子生于两千多年前，其思想当然不能合于现代共和政制，所以不应该因此加以非难，而应该承认他是古代一大思想家。
陈独秀对此答复说：其所以非难孔子，“非因孔子之道之不适于今世，乃以今之妄人强欲以不适今世之孔道，支配今世之社会国家，将为文明进化之大阻力也”
（《新青年》第三卷第六号，《独秀文存》卷一，１６８页）。他又说：“本志诋孔，以为宗法社会之道德，不适于现代生活，未尝过此以立论也”。
“记者非谓孔教一无可取，惟以其根本的伦理道德，适与欧化背道而驰，势难并行不悖。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倘以旧有之孔教为是，则不得不以新输入之欧化为非。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新青年》第三卷第一号，《独秀文存》卷三，４７—４８页）。陈独秀的这类议论是有代表性的。五四时期的人们固然没有能对孔子所处的时代和他的思想在当时所起的作用作出科学的分析（这方面的问题现在也还不能说是已经有了定论，学术界仍在进行讨论）
，他们立论的重点是：“孔子之道”
，即封建主义的伦理道德在现代的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是否还应当保存。他们的确是抓住了思想政治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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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迫切的现实问题。
在当时的思想界中，批判孔教，反对传统的旧礼教的，还有吴虞、高一涵、钱玄同等人。这些人在五四运动以后都逐渐地从战斗的前线上退却下来。但是在五四时期，他们不失为冲锋陷阵的战将。
胡适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个起了重要作用的人，他所起的作用主要是在提倡白话文的新文学方面。当时人们明确地认定“文学革命”是和“伦理革命”
、“政治革新”密切联系的。胡适说：“新文学必须有新思想做里子。先要做到文字体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来做新思想新精神的运输品。”
（《胡适文存》卷一，２９页）由胡适、陈独秀联名的一封信中说：“旧文学、旧政治、旧伦理本是一家眷属。”
（《新青年》第五卷第四号）但胡适毕生所承认的新思想始终只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而且他一贯地坚持认为，不应该反对外国帝国主义。五四运动后，他只能和中国人民革命运动日益背道而驰。
鲁迅这个毕生随着时代前进，坚持对一切反动势力、一切反人民的文化思想进行不懈的斗争的伟大战士，在五四时期，以其特有的风格积极地参与了对封建旧礼教的进攻。他在１９１８年发表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中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鲁迅全集》第１卷，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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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对旧封建礼教的一声强烈控诉。读过这篇小说，吴虞写了篇《吃人与礼教》。
他指出：“孔二先生的礼教讲到极点，就非杀人吃人不成功，真是惨酷极了！一部历史里面，讲道德说仁义的人，时机一到，他就直接间接的都会吃起人肉来了。”
（《吴虞文录》，７１页）
尊孔复古主义者把封建主义的糟粕说成是必须保存的“国粹”。
五四时期的人们对这种国粹论进行了尖锐的抨击。
鲁迅说，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东西未必就应该保存。他把封建主义者所说的国粹比作脸上长的瘤，额上长的疮，“还不如将这‘粹’割去了，同别人一样的好”
（《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鲁迅全集》第１卷，３８２页）。鲁迅还指出，这种封建主义者的国粹只足以成为阻碍中国进步的负累：想在现今的世界上，协同生长，挣一地位，即须有相当的进步的知识、道德、品格、思想，才能够站得住脚：这事极须劳力费心。而“国粹”多的国民，尤为劳力费心，因为他的“粹”太多。粹太多，便太特别。太特别，便难与种种人协同生长，挣得地位。
（《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鲁迅全集》第１卷，３８４页）
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提倡者抱着一个总的目的，就是要使中国进步起来，能够自立于世界。
前面已经引用过的陈独秀的文章说，他所要求的是，“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
，“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
，“输入平等人权之新信仰”。
这是１９１９年的五四运动前几年间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的人的共同主张。他们明确地认定，他们所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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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旧文化，就是“中国固有之文化”
，就是“别尊卑、明贵贱”的封建主义文化；他们所提倡的新文化，就是西方自１８世纪法国革命以后兴起的讲自由、讲平等、讲人权的文化。
他们所举起来的民主的旗帜，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旗帜。他们所鼓吹的自由平等观念，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观念。因此，他们说，个人主义是他们的新信仰、新思想的核心。
陈独秀１９１５年的文章论述“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
，以为“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