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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既需要有研究机构迅速了解随时发生的情况变化，及时作出必要的对策建议，以供有关部门选择施行；也需要有研究机构进行基础性研究，进行较长期的战略性的对策研究。
这两方面工作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联系的。我们社会科学院系统比较适合偏重于从事后一方面的工作，起码要把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状况，认真搞清楚，在这个基础上，开展对策性的研究。
三
要认真对待西方思想文化和社会思潮对我们的冲击。
五四时期，西方各种思想传入中国。
在各种思想的传播、相互激荡和斗争中，马克思主义最后取得了胜利，成为我们的指导思想。现在我们又面临一次经过长期封闭之后西方思想的冲击。
对这种冲击，我们首先要有冷静的科学的态度，既不要乱了手脚，又不要掉以轻心。西方思想，总的来说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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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状况，也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经验及其内在矛盾。
发展马克思主义，当然要从实际出发，但只有这一条还不够，还需要利用前人思想理论的积累。当代西方理论大都属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其哲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等，都或多或少地包含着过去几代人的思想成果。它们是西方几百年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产物，也是人类思想史和文化史持续发展的产物。
这些人类思维之树上开出的花朵，尽管其中有一些可能永远不会结出果实，但从它们那里还是可以获得许多有用的思想资料，取得许多正面和反面的经验。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偏狭顽固的学说。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的继承者。所以我们对西方的思想理论，不能采取简单的、一概否定的态度。
但是，我们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是要抵制的。
我们说的资本主义腐朽思想，不是就资本主义思想整体而言，而是指其中消极的、落后的一面。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方式及其思想观念里有积极的一面，如讲究效率，求实精神，竞争意识等等，都是值得学习的；甚至个人奋斗，也不能全部否定。但是，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生活和思想体系中，确实有许多腐朽的东西。即使在资本主义繁荣发展的期间，那里的有识之士也对他们的社会制度中隐藏着无法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怀有一种危机感。西方学者常常说，在他们的社会中，人们有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一种自己不能支配自己命运的感觉。相当一部分人觉得生活没有意义，没有目的，感到孤独、惶恐、烦恼、失望，因而怀疑一切，认为一切价值观念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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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幻的，仿佛只有个人才是真实的存在。有些人在极端个人主义思想支配下追逐个人利益，不过是暂时的自我麻醉，反映到社会现实生活中，就出现了酗酒、凶杀、淫乱、青少年吸毒等现象，以及朋克、嬉皮士之类玩世不恭的小群体，所有这些，都对社会的健康发展起着破坏作用，引起那里许多人的忧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出现的一些思想倾向，有许多不过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曾经流行过的那股思潮的延续。像带有唯意志论、神秘主义、绝对的相对主义、怀疑人类的文明成果、否定历史的进步等等色彩的以各种招牌出现的思想，都不是什么完全新的东西。当然，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二次大战后资本主义世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而带有新的特点。在这些思想中虽然不乏某些合理的论据，但它们几乎都倾向于否定理智的作用。这种现象突出地反映出资本主义世界理论的混乱。有些欧美学者承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那股否定理智作用的反理性主义思潮，给法西斯主义披上了一层有学术根据的外衣，有助于德、意法西斯主义的出现。
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思潮中，反理性主义仍有强大影响，值得注意。
但我们也不能把反理性主义简单地同政治联系起来。
反理性主义倾向不一定就导致政治上反动，这个问题很复杂，需要做具体分析。一般地说，在人类的创造思维中，确实有某些非理性的或难以用理性作出完满解释的因素，如灵感、直觉、潜意识等在起作用。但如果把这类因素无限夸大，导致从根本上否定理性的作用，那就和科学精神完全背道而驰了。
可以断言，这样的反理性主义对人类文明的进步无益而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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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照抄照搬西方的思想理论是很危险的。必须对它们进行具体的分析批判，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在中国介绍外国学说，五四运动是一个高潮。但在此之前就已经有人做这项工作了。辛亥革命前的梁启超就是一个传播西方思想的重要人物。
在他写的《清代学术概论》中，曾以客观的态度，对自己所做的传播西方思想的工作，进行了一番反省式的评论。他认为当时他主张输入世界学说，是对的，但是输入的应该是“该思想之本来面目，又必具其条理本末”
，这样才能供国人切实研究。他认为自己当时“务广而荒，每一学稍涉其樊，便加论列，故其所述著，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甚者纯然错误。及其自发现而自谋矫正，则已前后矛盾矣”。虽然他又说，在１９世纪末中国思想界“闭塞萎靡”的情况下，如果不用这种“鲁莽疏阔”的手段，恐怕也不能造成新的局面，但他确是提出了值得重视的经验教训。
我们现在回头来看，五四运动以后的状况比起梁启超那个时代，应该说是有了进步。那么现在呢？正像有些同志讲的，在介绍西方思想的工作上还存在比较粗糙的情况，有些问题自己没有弄懂就那么讲了，也是模模糊糊、笼笼统统，甚至存在一些错误。看来在长期封闭之后实行对外开放，对外来思想有一些囫囵吞枣的现象可能是无法避免的。
不过，也应该说，我们现在的分析批判能力比五四以后的一段时期又大为增强了。我们已经懂得，对西方的东西不能简单地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当然我们现在还要继续努力，进一步提高自己的鉴别能力，充分认识这个工作的艰巨性，努力把它做得更好。
为了使中国思想界能够更好地从外来思想中汲取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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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分，促进社会科学的进步，我们要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建立广泛的国际学术联系，开辟国际学术交流和对话的渠道，参与国际学术界为促进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而开展的活动，既要有独立的分析批判的能力，又要善于同各个学派、各种学术团体合作，研究世界共同关注的一些课题。我们常讲，在对外事务中要为保卫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而斗争，这并不是一句套话，而是我们将要长期实行的正确方针。中国社会科学界应当具有贯彻这个方针的远见和气魄，为世界的进步，为世界的社会科学事业做出我们的贡献。总而言之，西方思想的冲击对我们可能是有好处的，关键在于如何正确地对待。
我们既要很好地分析西方发展的历史，从中吸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东西，又要善于批判和屏弃那些西方经验证明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也有损于我们事业的不好的东西。这大概就是从我们过去几十年中处理中西方文化关系的经验中得出的正确结论。
四
要很好地尊重和保护我们的民族文化遗产。
我们的民族文化有数千年的历史传统，其中有民主的精华，也有封建的糟粕。对封建的糟粕，当然要反对。封建主义在中国影响很深，要花很大力量去消除，包括消除与小生产和自然经济相联系着的保守观念、狭隘思想，与封建专制主义相联系的宗法观念、人身依附、长官崇拜，以及其他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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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落后思想。我不赞成采取搞运动的方式来反封建，因为现在说的反封建涉及文化思想问题。
封建时代的文化遗留下来，有些已渗透到人们的意识深层和行为方式之中，它将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不是一个“运动”
所能恰当解决的。
如果用“文化大革命”时期“扫四旧”那种做法，只会有害无益。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民主政治的发展，文化教育的发展，来逐步消除传统文化的封建遗毒。
这里提出一个问题，中国长期的文化积累，到底对于我们是个累赘，还是一笔财富？
在世界上，唯独中国历史悠久，连续不断，虽然中间有过分裂，但是总能保持一个统一的国家。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是很了不起的。到了近代西方进入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时期，中国本来也像亚洲、非洲和美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那样，有沦为西方国家殖民地的危险，但中国没有变成殖民地。后来虽然变成半殖民地，终究没有被列强瓜分掉。现在史学界有种意见，认为变成半封建不是一个倒退，我赞成这个意见。当然，没有变成完全的资本主义是历史的遗憾，但是有了点资本主义才叫半封建，比起纯粹的封建主义，这是个进步。中华民族就这样生存了下来，最终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了民主革命的问题。毛泽东说过，中华民族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艺术家等等，中华民族是个有光荣革命传统和优秀文化遗产的民族。鲁迅是一位最能跟中国文化传统中劣根性的东西作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