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好几个当时的隐士，都挨了骂。那么孔子挨了骂后怎么讲呢？
下论中就讲了很多。 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
，后世的儒家就引用这句话，解释为孔子不同意这些人，骂他们是鸟兽。这个话解释错了。 实际上孔子的思想，对隐士非常崇敬。 所不同的是孔子的圣人胸怀，对于社会国家，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虽然知道挽救不了，可是他硬要挽救，做了多少算多少。孔子所以为圣，就在这里。明知道这个人救不起来，我尽我的心力去救他，救得了多少算多少，这是孔子之圣。 隐士们的道家思想，则救不起来就不救。 这时中国思想的两大主流。 道家对时代思想的潮流，视之如山洪的暴发，挡是挡不住的，一定要去挡就是傻子，必定被冲走。 如要挽救的话，就估计山洪的力量到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衰微下去，先到那衰微处的下游，稍稍一引导，就引进了河川渠圳。 儒家的思想则不然，对于时代的趋势，也视如山洪暴发，挡是挡不住，但是要跟着这股山洪旁边跑，在沿途看到洪流中的人，救一个算一个，一直到某一有利的形势，将洪水导入河川渠圳。这两种思想都对。 孔子认为道家走隐士路线，站到下游去等待也没错。 所以他讲“鸟兽不可与同群”
，这句话仔细一研究，孔子是赞成的，并不是反对。 鸟类是高飞的，要高飞的就高飞去吧！野兽是生活在山林里的，自然就在山林过他们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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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而我是人，既不能高飞，也不想入山林，我就做点人世间的事情吧！
秀才未必知天下事
说了半天，就是解释“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可见孔子还是赞成隐士思想。 他说如果真有救人救世的本事，而当前的机会不属于我的，你也没办法去救，那么先要保护自己，充实自己。 所以“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但在下面“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 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是进一步告诉我们，如果社会渐渐上了轨道，有才能的应该对国家社会有所贡献，倘仍无法贡献，还处在贫贱中，那就是身为知识分子读书人的耻辱。 如果在一个动乱，不上轨道的社会中，安享富贵，或是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不正当的途径取来的，这也是不对的，可耻的。跟着这几句，便又说出真当“隐士”的客观态度。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这句话问题又来了。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不是身居官职，最好不要随便谈论批评政事。 真当隐士的更须要有如此的胸襟。 这几句话，我们要常注意。 现在顺便告诉大家一些有趣的经验。 我不是学者文人，但常与学者文人接触。 学者文人最喜欢谈政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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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他们对现实的政治，几乎没有满意过的，尤其学自然科学的学者，更喜欢谈政治。 我的结论是越外行的越喜欢谈内行话。 不知大家的经验如何？
据我所知，文人更喜欢谈战争，开口就是应该打。 他们可不知道打仗的难处，自己又没有打过仗，也不知道怎么打。等于有人在街上看到别人打架，自己在旁边吆喝着大声喊打，可是叫他自己来，只要一扬拳头，他就先跑了。 这就是历代文人的谈战争。 知识分子喜欢谈军事、谈政治，大多数绝对外行。 所以我常引用孔子这句话对他们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他们答道：“这有什么难？”我说：“你我知不知道基辛格此时此刻看的什么公文？说的什么话？你我所知道的情报、资料，都是从报上看来的，并不是第一手资料，可靠性大有问题。 就算是可靠的，在报纸上发表出来的，还是有限，不知道还有多少不能发表的，而且和此刻的现况，又相隔很遥远了。像这样如何可以去谈政治？
而且政治绝对要靠经验，不是光凭理论的。 你说某某不行，你自己来试试看，毫无经验的话，不到三个月就完了。 所以孔子说的这句话非常有道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在那个位置上，不能真知道它的内容。以很具体的事实来说，荣民总医院某手术室，此时在为某一病人的某一病开刀，你我能知道吗？即使自己亲人进手术室接受治疗，而我们被关在门外，他在里面危险到什么程度，我们不知道，只隔薄薄的一扇门就不知道。 所以‘谋其政’不是想象中的简单，要在那个位置上才能执其政、谋其政。“
很不幸的，孔子的这句话常常被人用来做滑头话，作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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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词。 甚至，有些人看见别人用这句话作挡箭牌，都误认为是跟孔子学滑头。 所以打倒孔家店的人，也把这句话列为“罪状”之一，把罪过弄到孔子身上了。 事实上这句话是告诉我们，学以致用，真正的学问，要和作人做事配合。 他也是告诫学生们，对一件事，有一点还不了解，还无法判断时，不要随便下断语，不要随便批评，因为真正了解内情，太不容易了。
文化复兴运动
子曰：师挚之始，关雄之乱，洋洋乎，盈耳哉！
这里讲到文化的重整，等于我们现在讲文化的复兴。 孔子周游列国以后，回到鲁国，开始整理文化。 因为时代的盛衰演变中，文化永远是走在最前面，周代王朝的衰乱已经很严重了，所以孔子急于从事文化的复兴来力挽狂澜。 他先从礼乐入手，《诗经》也可以说是乐的一种。《关雎》为诗经的第一篇，“关雎之乱”的“乱”字，古代和现代的意义有所不同，千万注意。 古代这个“乱”字含有“乱”的反面意义在内，就是“治”的意思——秦汉以上的书，会这样用，唐以后大多都不会这样用。 比如“毒”字，在秦汉以前，有治疗、痊愈的意思，譬如有人砍了我们一刀，是伤害；而我们手上或脚上生了疮，医生锯下我们一条手臂或一条腿，就不算伤害，反要感谢他的治疗，就是这个道理。 因为古代文字少的时候，就有许多字义是借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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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挚之始”
，师挚是当时管理鲁国文化的大乐师——不是乐队的大乐师，勉强说，相当于文化局长，但不只是一个做官的，他本身是个专才。 孔子这里说，鲁国文化经过整理，新旧文化交流以后，非常悠美。 可是跟着而来的，下面孔子又讲到文化思想，又提出他的感叹了。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孔子感叹当时的社会，一般人的思想与个人的修养，犯了三个大毛病。这三个大毛病，不止是孔子当时的社会如此，在我们看来，每个时代，每个社会都有，尤其现在看来，格外同意孔子的这三句话。 许多人“狂而不直”
，“狂”本来不是坏事，孔子也欣赏狂狷之士，虽然还不够标准，但是不可能要求每一个人都成为君子，都成为圣人。因此退而求其次，至少是狂、是狷，还有可取之处。“狂”就是豪迈慷慨，心地坦然，交朋友，不对就是不对，说了他，他并不恨你，这类的典型为狂。“狷”
，毫不苟取，不义之财一点都不要，不合理的事情绝不做，很保守，个性独立而很有道德修养为狷。孔子认为假使没有君子之人，那么狂与狷这两种也不错。有一个朋友，在大陆曾当过省府委员、厅长一类的职务，他狷介得使人有点怕他。 就如我和他坐公共汽车，我替他付了一张公车票，他一定要想办法下一次替我付回一张。 这种人非常可爱，一毫不苟取，一毫不苟与。 还有一个朋友，抗战时在某单位工作的廖先生，学问好，道德也好，我非常敬重他。一九四九、五○年，我到了台北，有一次和他约会，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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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汽车到衡阳街和我见了面以后，就下车，和我坐一辆三轮车走。 照他的习惯是走路的，坐三轮车还是依我的习惯。 所以换车，是因为他到衡阳街是公事，和我见面后的活动是私事，就把公家的汽车放回去。他这种不苟取不苟与的精神，我非常佩服。 胜利以后，他奉命到上海接触金融界，很多金融界的巨头都在座，而他穿一套旧中山装，像个乡巴佬一样到场，大家都不认识他。他晚年信佛，住在观音山的戴公祠。廖先生临死的时候，好像预先知道，早几天就约一些好朋友当天去吃饭。 饭后洗好澡，穿好衣服，邀朋友们一起和他念佛。念着念着他不念了，不动了，就这样去了。 这是很妙的。 这位朋友，的确做到了狷介，做官几十年，就如此清白。 像廖先生临死时的从容自在，真可算“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
一点没有牵挂，很坦然，而且早一个星期就知道。 所以道德修养与生死来去，都有关系，“狂而不直”
，有许多人狂，豪迈得很。 但是假狂的人很多，内心不正直，歪曲心肠，这是一个大毛病。“侗而不愿”
，看起来笨笨的，好像是很厚道的样子，但一个人貌似忠厚，而心里鬼主意蛮多，并不是真正的厚道。“倥倥而不信”
，有许多人自己是空空洞洞的，却不相信人家，也不相信自己，只是空空洞洞，莫名其妙的作一辈子人。“吾不知之矣”
，孔子说有这三种人，我不知道这个社会将变成什么样子。 这三句话，也就是孔子当时看时代在变乱中，多半是这一类的人：狂而不能直，老实相而内心并不厚道；再加上非常浅薄，浅薄到没有内容，还不相信别人，也不相信自己，又不好好求学。 因此孔子很感叹。 事实上一个乱离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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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这都是必然的现象。 我们今天处于这个时代，看到一些人物，也有孔子同样的感叹：“吾不知之矣！”这句话很幽默，意思是说实在不知道这部历史将变成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