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中蒙关系正在改善，双方重新互派大使，中国新出任蒙古大使许文益到任刚刚20天，便碰上了这个震惊中外的事件。
4．1 蒙方提出口头抗议
1971年9月14日上午8时，蒙古外交部突然打来电话通知：副外长额尔敦比列格要求8时30分会见中方大使。中方使馆人员立刻预感到发生了意外事件。
额尔敦比列格副外长已在他宽敞明亮的办公室等候。沙发前的长茶几上摆放着糖果、点心和烟茶，似为欢迎新大使的拜会。额尔敦比列格寒暄几句，对尚未正式拜会就仓促约见表示歉意。
接着，话题一转，他说：
“我今天受政府委托，通知如下事情：13日凌晨2时左右，在我国肯特省贝尔赫矿区以南10公里处，有一架喷气机失事。”
额尔敦比列格接下来通报了详细情况。那架飞机是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的飞机，乘员共九人，其中有一名妇女，不幸全部遇难。额尔敦比列格对于中国军用飞机深入蒙国领土之事，代表蒙国政府提出口头抗议。
额尔敦比列格又通报说，中国飞机失事，乘员全部死亡。
现在天气还比较热，尸体需要按照某种方式予以处理。他又加重语气强调，以此为例，可以认为中国军用飞机是侵犯了蒙国国境。蒙古有关部门正在继续进行调查，蒙方保留就此事再次进行正式交涉的权利。
中方大使听罢，立即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首先感谢蒙方通知这件事。他说：
“正当中蒙两国关系刚刚开始正常化的时候，我国飞机由于某种原因在蒙古领土上失事，这当然很遗憾。”接着，大使又以提问的语气说：“但我不知道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蒙古方面对飞机采取什么措施？”“出于友好的考虑，请蒙古方面帮助了解，我国飞机因为什么原因误入蒙古境内？”
中国大使是确表示：“对于副部长提出的口头抗议，在我未全部弄清楚和了解事实真相以前不能接受。但我可以把此事转告我国政府。”
“我们可以派人去出事地点看看吗？”中方大使问道。
额尔敦比列格副外长并未直截回答，他解释说飞机失事近两天，但只发现九名乘员和尸体，当时没有一个人活着。然后话题一转，他反问道：
“大使提出，大使馆是否可以派人去的问题，我是否可以理解为你们正式提出派人去看的要求？”
“可以这样理解。”中方大使道。
副外长当即表示：“我们可以满足你们的要求，相信中方能在近期作出答复。”
在中方大使告辞的时候，额尔敦比列格说：“希望中方使馆尽快通知派什么人去、何时动身。”
4．2 启用专线电话
中方大使回到使馆已是9时30分。大家听后都感到事态突然，有些迷惘。大使指出事态的严重性，要求大家沉着镇静，注意保密，当务之急是向国内报告情况，听候国内指示。
大家各自散去，办理有关事宜。
但是，负责机要工作的同志神色不安地报告说，蒙古电报局称，由于线路情况不好，电报不能及时发生，最快也得四个小时以后。当时使馆未设电台，发电报只能经蒙古电报局。
众人心急如焚。
这时，大使忽然想起使馆有一部直通北京的专线电话，已封闭两年多，如能启用，岂不可解燃眉之急？
这种专线电话是50年代中苏关系密切友好时，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架设的，是一种可以直通的高频电话。北京和乌兰巴托之间也顺便安装了这种电话。后来由于中苏关系恶化，中蒙关系变冷，专线电话也随之停用。当时也想到，启用这种专线电话是要担风险的。但事不宜迟，需要当机立断。
大使决定开封启用，有关同志立即行动起来，从库房里拿出一大串钥匙，一把一把地试着开，大概花了半个小时，北京电话台才叫通。但北京台托词外交部的机器坏了，不给转接。大使极力保持镇静，毅然决定先打国际长途电话，要求使用专线。
当日中午12时20分，北京获得飞机失事的消息。
14日上午，在外交部会议室里，姬鹏飞代理外长正在主持一个气氛非常严峻的会议，讨论如何落实周总理的指示，研究林彪叛逃后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并提出应采取的外交对策。会议一直开到中午12时尚未结束。
这时，一位值班秘书手持特急报告，连门也忘记敲便直奔姬鹏飞。
姬鹏飞读完报告后，向大家说了这样一句精辟的话：
“机毁人亡，绝妙的下场！”
特急报告火速送到中南海。
毛主席、周总理在林彪叛逃后彻夜未眠。机毁人亡的消息传来，他们悬浮在心头的沉重石块终于落了地。周总理对驻蒙使馆在不明真相的条件下，断然启用封闭已久的专线电话，把我飞机失事的紧急情况以最快的速度传到国内，表示满意。
15日凌晨又接到国内指示：
尸体尽量争取火化，将骨灰带回；如火化确有困难，可拍照作证，就地深埋，竖立标志，以便以后将遗骸送回国内。
4．3 现场惨状
9月15日下午6时，中方大使馆一行人抵达飞机失事现场。
现场位于温都尔汗西北70公里的苏布拉嘎盆地。该盆地是沙质土壤，南北长3000多米，东西宽800多米，地势平坦开阔，到处覆盖着三四十厘米的茅草。飞机是由北向南降落，着陆点正好是盆地中央，坠毁在盆地的南半部。草地燃烧面积长800米，宽度由北面的50米扩展到南面的200米，呈梯子形。
环顾现场，便可看到焦黑色的草地上散落着大大小小的飞机残骸，覆盖着白布的尸体分外显眼，周围是一望无垠的荒原，蒙古哨兵在高坡上游动着，一片凄凉悲惨的景象。
飞机着陆点以南约30米长的草皮被机腹磨光，西侧平行处，是右机翼划出的深约20厘米的一道槽沟。再往南，擦地痕迹消失了，进入燃烧区，飞机碎片越来越多，越来越大，面越来越广。
至200米处有一段带弦窗口的机身，其东南20米左右有一段左机翼，上有“56”号码。至320米左右有一扇舱门，门上钉有“旅客止步”的塑料牌，门车南30米处有一发动机。
约400米处有三个连装座位架和座垫，其东侧40米处有一段右机翼的外展部分，上有“中国”二字。
机头在530米处猛烈烧毁，只剩下镶嵌仪表的空架子和残碎机件，机壳都已化为灰烬。机头正东20米处有一段右机翼的内展部分，上有“民航”二字。“航”字旁边有一个直径约40厘米的大洞。机头以南80米处有一个起落架。再向南200米，在未燃烧的草丛中躺着一个完好的轮胎。机头西北60米处是斜卧着的机尾，它的正南和东面20至40米处各有一个发动机。机尾上的五星红旗和机号“256”等标记清晰可见。
这些标志明白无误地显示这是我国民航256号飞机。
机头以北50米处散布着九具尸体，尸体中间有一炸坏的方形食品柜，旁边堆放着蒙方收集起来的死者遗物。尸体大都仰面朝天，四肢叉开，头部多被烧焦，面部模糊不清，难以辨认。
中方大使馆人员将尸体由北向南编成1至9号，并从各个角度拍成照片，以便以后鉴别确认。
根据事后查证，5号尸体是林彪，瘦削秃顶，头皮绽裂，头骨外露，眉毛烧光，眼睛成黑洞，鼻尖烧焦，牙齿摔掉，舌头烧黑，胫骨炸裂，肌肉外翻。8号尸体是林彪的老婆叶群，是唯一的女尸，烧灼较轻，头发基本完好，左胁部绽裂，肌肉外翻。2号尸体是林彪之子林立果，个子较高，面部烧成焦麻状，表情痛苦，形状凶恶，死前似在烈火中挣扎过。
现场遗物中有林立果空军大院0002号出入证。此外，1号尸体是林彪的座车司机杨振纲。3号尸体是刘沛丰。4号尸体是特设机械师邵起良，身穿皮夹克，九人中只有他的衣服未烧光。6号尸体是机械师张延奎。7号尸体是空勤机械师李平。9号尸体是驾驶员潘景寅。这些尸体和一般飞机失事的尸体不一样，并非个个焦骨残骸，而是驱干都完整，大多是皮肉挫裂、骨骼折断，肢体变形，烧伤严重，系飞机附毁时摔撞燃烧所造成的。
由于燃烧时伴有一氧化炭中毒，尸体皮下呈樱桃红色，加之停放时间过长，个个僵硬肿胀似腊人。
值得注意的是，每具尸体腕上都无手表，脚上没有鞋子，看来飞机紧急降落前，为避免冲撞扭伤，他们都作了准备。
4．4 按蒙俗埋葬遗体
中方大使馆人员视察完现场后，形成初步看法：
1．蒙古方面基本保持了飞机失事现场。他们用白布覆盖尸体，以防腐烂。他们承认有些文件和手表等什物已搜集保管起来，但未详谈具体情况。
2．飞机是由于不明原因紧急着陆，机上人员作了紧急降落准备，但飞机着地的失去了平衡，右机翼触地引起爆炸燃烧。
3．飞机的毯子上有巴基斯坦航空公司标记PIA字样，说明飞机是从巴基斯坦买来的。
但不知飞机上所乘何人，为何在蒙古境内失事。现场的情况使中方大使越发感到问题重大复杂。
天色已晚，蒙方陪同人员一再表示蒙古没有火化习惯，尸体只能土葬，并提出要马上选择墓址，连夜赶挖墓｜穴，明天就安葬。
按照蒙古人习俗，墓地要选在高地，从早到晚都能见到太阳，象征吉祥。蒙古军方人士桑加上校带着大家踩着没膝的茅草，先是向东走去，然后又折回来，最后在主机西北的高地上选定墓地。他当即调来一班战士，并让我方人员按他指定的方位用铁镐在地上划出一条墓｜穴框线。这时夜幕已经降临，阵阵秋风吹来，旷野上顿起萧瑟之感。
当晚回到温都尔汗，匆匆用过晚餐，中蒙双方共同达成四项建议：
1．墓旁立一块碑，上写“中国民航1971年9月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