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进棺材之前，还和全家在一起做自己能够做的事情。后来，朱德在《母亲的回忆》一文中说：“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生产的知识和革命的意志，鼓励我以后走上革命的道路。”毛泽东在她逝世后敬献的挽联中写道：“为母当学民族英雄贤母，斯人无愧无产阶级完人。”
如前所述，朱德在家里排行老四，又是第三个男孩子，在大家庭里是个不上不下的地位，所以既要帮助哥哥干杂活，又要像个保姆似地照顾下面的弟弟们。他不记得自己的生日，因为穷人的孩子从来就不过这种日子。在这个佃农家庭里，没有一个人不劳动，劳动与生活一样重要，生活也就是劳动，人们似乎也相信，只有没日没夜地干，才能过上幸福生活。对他们来说，所谓幸福生活，不过就是不至于饿死或冻死。尽管碗里的东西越来越稀少，身上穿得也越来越破，然而农民们并不在意，有一种宿命观在支配着他们无休无止的劳作。朱德自童年时起就目睹并亲身体验了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压迫，感到社会“有欠公平”，但是，当时，他和家人一样，相信他们贫苦是因为恶运临头，灾星未退。他们目不识丁，悲观感叹；朱德在儿童时期，对于当时的迷信全部深信无疑。也正是这些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农民普遍都有一种信念，即宁愿倾全族所有，也要教育出一个男孩子，因为当时的税吏、官僚、军人只尊敬或害怕读书人，加上封建时代的中国特有的文字崇拜和文化垄断，只要熟读《四书》、《五经》，然后经过科举，就可以升官发财，通向官场的大门也就是通向财富的大门，然而对于贫苦的农家子弟来说，通往此门的必由之路就是读书，正所谓有“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亦有黄金屋”啊！一般农民都无法缴足学费，教育孩子对于他们成了生死攸关的大事，也是他们超脱苦海的唯一希望所在。朱德的养父正是怀着对读书人的无限崇敬送朱德进私塾学习的。
1982年，朱德进私塾，跟一位姓钟的先生读书。第二年转到丁先生那里读书，丁先生是榜上题过名的秀才，他的私塾就设在一个有高楼和花园的大院里。在这里两年，朱德刻苦攻读了《诗经》等十几本书。九岁那年，他离开琳琅寨，随伯父和么叔搬到大湾，去席聘三先生家读书。席先生在朱德入塾时年近七十，他德高望重，乐于教书，有胆量，有见解，而且有相当辛辣的幽默，深通人情世故，不时一语戳穿古今英雄的假面具，他屹然立在那个黑暗的时代里、是一个奇特而卓然不群的人物。他有着浓厚的民族意识，虽然学富五车，却不肯报考举人，甚至连一个秀才都不是，从二十几岁起教书，到那时已七十多岁了，他是一个真正的白丁，却是一个真正的好先生。朱德回忆他“到年近八十的时候，还是个周身叛骨、朝气勃勃的评论家”。在老先生的教授下，朱德和其他学生一起修完了《四书》、《五经》，广泛涉猎了《二十四史》。学生的读史读累了，老先生便带着他们到自己贴补家计的菜园中散步，边走边向学生谈古说今，对历代贪官污吏和皇亲贵族评头论足，这些评论大多击中要害，入木三分。席先生思想开明，他特别要求学生深入治家，以便到国外去研究西洋学问。因为他听说科学使得西方国家转趋富强，他常对学生们说，中国快到面临最后抉择的时候了，到底是采用科学，还是自趋灭亡？席聘三先生不是封建堡垒的护卫者，他爱喝酒，酒后放言高论，他常说：“人不做事业就没有什么用”，“要能做事业才能救世界，不能救世界便没有道路好走。”
席先生不仅将学问灌输给学生，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与行为影响着学生，他成为朱德新思想的启蒙者。在他的引导下，朱德开始思考寻找道路的问题，他想，状元是点不成的，这样的文章，不知哪一个才点得上，他受“富国强兵”和“科学救国”思想的影响，一方面如饥似渴地研究科学，一方面立志要弃笔从戎，去做一个军人，然而他的这种想法和家人送他出来求学的初衷真可谓有着天壤之别。
1．3 忍痛斩“脐带”
1906年，朱德来到成都。当时的高等师范学校和武备学堂都在招取新生，朱德早有当一名军人的志愿，因此考上武备学堂训练军士的弁目队。可是家里从中阻拦，不同意他和家庭分离，而投身到时代大激流中去，尽管这股激流正是解救这个佃农家庭的强大力量，但是他们看不到这些，他们的目标可谓急功近利了，于是朱德只好投考高等学堂附设的体育学堂，而且不敢向家里人吐露这些实情。
朱德毕业回家前就写了家信，说明自己打算在家里过夏，参加农活。临近家门时，他发现家里人果然在等他。他老远就看见了一个侄子，他又是叫又是挥手，可是侄子并没有向他招呼，一溜烟似地穿过田坎回家去了，于是全家忙了起来，每个人都在做些什么。朱德到家时，一家人排成了两行，俟他走近，一齐在他面前恭敬地低头执礼。养父也不把他当做儿子看等，连连欠身为礼，招呼进屋，强使他在全家聚会的地方坐在上位。一家人围在他的四周，他们的眼睛闪烁着骄傲，每一个人都有最客套最恭敬的词句——穷人惯于应付有钱有势者的词句——来同他谈话。整个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专门给他准备了饭菜，全家虽然没有独自占一间屋的人，却特意为他腾出了一间，里面架起从全家挑出来的最好的卧床、桌子和椅子。他们甚至把最好的草垫子拿来，并且点起一盏菜油灯，让他在晚间享受一点光亮。不论什么样的活儿，都不让他做，他每次想做，他们都表示反对，强要他坐下，袖手不管。他们专门给他准备了饭菜，自己吃的却极差。离家以来，他家越发贫穷了。从外表看，这变化还不十分明显，可是从里面看，一目了然。为了欢迎他回家，衣服都洗净，补好，但到处都是补丁，到处都是缝头，几年来都没有换过。他听说全家负债累累，每个人都是忧心忡忡，焦灼万分。他们希望他终于能够把他们解救出来，全家两房人苦撑了很久，在等待这一天来临。他们不说什么，但惊异的目光老是停留在他的双手上——他并不象官宦人家那样，指甲留得长长的，反而剪得和他们一样短。他逐渐不安地体会到，他们拿他当做大官或就要做大官的人来看待了，在亲朋好友家里，他都受到同样的礼遇，每过一天，他便愈发相信他已经成了一种负担，他们希望他早日离开。
朱德当时的心情充满了伤感、忧愁和矛盾，尽管他未必清楚地意识到他已是新中国的一部分，而他的家庭仍然停留在旧时代的强大惯性之中，朱德为此大为苦恼，经常独自躺在房间里，彻夜不眠，重新估量自己的前程和生命的意义。在老家时，朱德终于坦白承认自己扯了谎，并且告诉家人，自己要在仪陇县做体育教师，开始挣钱偿还家里的债务。坦白的后果是可怕的，开始是一阵吃惊后的沉默，接着父亲问他，体育是什么意思。他解释以后，父亲大叫起来，说全家苦干十二年，为的是要教育出一个子弟免得一家挨饿，结果你打算去教学生怎样伸胳膊迈腿，苦力也会这个！接着他跑出家门，一直到朱德离家时，他仍没有回来。那天晚上，朱德母亲的眼睛哭得又红又肿。这些情景，朱德终身难忘。后来，他回忆说：“我并不责备我的家庭。我过去深恨父亲暴躁、冷酷，可是现在我知道这应该由农民生活的无情现实来负责。我也不责备我的家庭在我回家时对我那种低声下气的态度。我认为那是旧制度下的辛酸产物。他们不愿望意我填补我与他们之间的鸿沟，不愿意我在夏天下地干活，不过是要使我不致重新陷入农民生活的深渊。我违背了古代相传的孝道，可是自觉对家庭的忠诚，应该服从于更大的忠诚——对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忠诚。一个人不能把自己局限在家庭里。虽然是农民的子弟，我现在明白，我并不是一个一脚站在地里，一脚站在学校里的农民，而是已经转换到另一个阶级去了。走回头路已是太迟，而且我也不打算回头。我已经选择了自己的道路。”（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朱德终于未能加入一种恶性循环圈，因为他心里清楚，即使连连考中，还得拿出一大笔钱来捐官，一朝权在手，一定会变成一个贪官污吏，变本加厉地压榨百姓，正所谓“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他不顾家人省吃俭用，借高利贷供养他以使日后有人“支撑门户”、“免受人欺侮”的期望，毅然决然地走上了自己选择的道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开始了反对封建主义的真正斗争”。朱德离开家里去仪珑县任体育教师时，六十来岁的养父穿着一件满是补丁的衣服和一双旧草鞋，送了好几里路才回去。最后，他站住脚步转过身去，慈祥而宽厚地说道：“我们是知事不多的乡下人，不懂得那么多事情。现在不明白地也许将来会明白。你自己照顾身体，多来信吧！”
望着养父离去时苍老的背影，朱德哭了。
1908年12月初，朱德回家向家人说明自己打算参军，全家人都以为他疯了。社会上当时盛行“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说法，全家人的反应同样是比上一次更为可怕，对于他的养父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朱德在家只住了可怕的一晚，第二天起程去成都时，家里竟无一人来送别。他孤独地出走了，义无反顾地踏上了一条光明而又长满荆榛的道路。
1909年七八月间，一个可喜的意外出现了，朱德考进云南陆军讲武堂，实现了多年的夙愿，从一个士兵到元帅的伟大军事家的道路从这儿开始了。
1．4 “农民情结”揭秘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历尽沧桑的朱德正是带着一种沉重的心灵重负投身于中国革命奔腾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