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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中央社记者这样报道他：下午，我们去总指挥的办公室，一个穿士兵衣服，戴眼镜，满脸胡子的人站在门口，我们几个人都没有十分注意而跨进了门。可是他们参谋长立刻过来向我们介绍，这位是朱德指挥，刚从前线回来。这时我们的内心真是无限的惭愧。可是这实在也难怪，他没有领章，没有符号，更没有一般高级长官的派头，额上既不刻着字，你说对一个不相识的人，如何分别出谁是长官，谁是士兵？他开始和我们说话，同样没有什么寒暄和客套，说着他所要说的话、很缓慢而很有力，态度是沉着而刚劲，言语间很少含有理论，。好像每一句话的出发点，都根据着事实上的体会或经验。虽仅有一天的晤谈，他那起初给我的平凡形象，已经给不平凡的谈话，特殊的风度完全冲破了。的确是的，世界上有许多不平凡的人，常常在一种平凡的外表下隐藏着。透过硝烟战火的朱德形象是一个侵略者害怕而人民热爱的形象。
1927年4月，朱德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长，当时他只穿一身粗布军服，打着绑腿，穿一双旧皮鞋，或是草鞋；他不坐黄包车，总是夹着皮包走路上班，工作忙吃不上饭，就买几个烧饼吃。长征途中，每个战士都永远不能忘记朱德的形象：他穿着打了不少补钉的灰色粗布军衣，赤脚穿着一双草鞋，背上背着一个斗笠和一个公文包，经过草地风云的搏斗，他的脸庞黑瘦，额头皱纹加深，两眼里闪出阳光一样温暖的光线。
1937年1月，美国《法兰克福日报》记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来到延安采访朱德，在《伟大的道路》中，他这样写道：
最先映入眼帘的，乃是一张在蜡烛光映照下，堆满了书籍、文件和信件，未经油漆的桌子，和一个因为我们进去而站立起来、身穿蓝灰色棉制服的人的朦胧身影。
双方对面而立，先互相打量一番。我原知道他当时是五十一岁，不过，当面看来，脸上皱纹很深，双颊下陷，至于见老了十岁。那时，正是史诗般的红军长征刚刚结束，营养失调和苦难在他的脸上留下了烙印。
身高大概是五英尺八英寸，既不丑陋，也不漂亮；更不会使人获得任何英勇、暴躁的感觉。圆头、剪得短短的黑发间杂着白发，前额很宽，而且略微隆起，颊骨也颇突出。一对有力的上下颚，衬着大嘴，在堆满欢迎的笑容时，露出了洁白的牙齿。鼻子宽短，面色黝黑。看起来完全是一副普通面貌。要不是因为他身穿制服的话，很容易把他当作中国哪个村子里的农民老大爷，而忽略过去。
从前早就对我说过，他是一个单纯、亲切、平易近人的人，他努力工作，丝毫没有使自己成为个人英雄的兴趣。
我在这一瞬间，有了这样一种感觉：不论以他的哪一部分来看——从声音、动作，以至他的每一个脚步，都充满了大丈夫气魄。我对屋里的阴暗光线稍能适应后，发现他的制服因为常年穿着，洗得已经破旧褪色。而且，我注意到，他的脸并非没有表情，而是蕴藏在心头的感情强烈地在脸上显现出来。他的脸，犹如悲剧中的人物，痛苦而呆滞。就在这一瞬间，我捕捉到了一种深沉的悲戚感情，这大概是不轻易在朋友和同志们面前流露的。因此，不知底蕴的人，才传出了他永远是一个乐天派的传说。当他问我愿意在延安做些什么时，我回答说：
“我希望你把这一生的全部经历讲给我听！”
“为什么呢？”他惊讶地问道。我回答说：
“因为你是一个农民。中国人十个有八个是农民。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向全世界谈到自己的经历。如果你把身世都告诉了我，也就是中国农民第一次开口了。”
2．3 平平常常总是真
史沫特莱说朱德“跳舞和他工作一样，孜孜不倦，似乎觉得这也是打破旧中国封建传统的方法之一。”那么，他的农民式的装束又具有一种什么样的意味呢？无论他走到哪里，身上总是晃动着一位老农民的平凡身影，然而正是这样一种平平常常甚至浑身带着泥土气息的形象，在出乎一般人所料的同时，也给人一种强烈的震撼力。1928年4月26日，砻市的老百姓听说朱总司令要回来了，高兴地互相转告着。天还没亮，大家就开始准备欢迎朱德和他率领的队伍。贴标语，腾房子，准备慰劳品，大街小巷贴着“欢迎朱总司令！”的标语，老乡们心目中的朱德是骑着高大膘肥的粟色马，穿着军官制服，威风凛凛，可队伍里始终没有出现这样一位军人。人们寻找着，猜测着，原来朱德就在队伍中，只不过他不是大家所期望的那个样子，而是一位普通战士的装束，一身灰色军装，腰扎皮带，打着裹腿，戴着平顶帽，左肩右斜地挎了一支短枪。难怪大家找不到朱德呢？最后还是凭着他那一口四川语和特有的和气风度，才认出他是朱德。立刻欢声四起：
“欢迎朱军长！”1938年，朱德作为东路军总指挥，受国民党云南第三军军长之邀，前去部队讲授八路军游击战的战略技术。云南第三军为此准备隆重欢迎朱德，当他们看到前来的这位总指挥衣着朴素，平易近人，和他们想象中的样子完全不一样时，就悄悄把那套预先准备好的仪式取消了。
这就是朱德，他并不试图刻意地扮演一个为普通人心目中所预期、所想象的总司令的形象，相反，他一直保持着劳动者的本色，即使在客观条件充裕和允许的情况下，他也乐于以“伙夫头”的形象出现在烟雾弥漫的战场，出现在人民群众和普通百姓之中，不仅敌人误把他当作“伙夫”，就连普通群众也多次误认为他为“老伙夫”。可以说，朱德作为军事家的丰采是包裹在农民的装束之中的，他不肯脱去这种装束，似乎隐约地暗示出他对农民阶层和劳动者的“角色认同”。在毛料，洋布和土布之间，他选择土布制服；战士的棉衣在长征时三年换一次，朱德的棉衣六年还不肯换，他主张“新三年，旧三个，缝缝补补又三年”；长征途中，到处流传着他补衣服、编草鞋的故事；解放以后，他仍然克勤克俭，从不铺张浪费。这些农民式生活习惯的保持表明，朱德不仅是一个以农民的态度对待金钱的农民，也是一个用农民的态度和习惯不断对待自己的军事家，他曾说：“我似乎只会按照军事条件来考虑问题！”这只是说出了他的性格中作为军事家的一面。1922年10月，三十六岁的朱德到达柏林留学时，首先象一个军事家熟悉作战地形那样来熟悉柏林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建筑物和每一个值得一看的机构。每逢周末和节假日，便可以看到他在公路上行进，口袋里塞满了地图和笔记本，他有条理地写下了考察笔记。这种“实地侦察”告一段落后，有关德国的笔记本、地图和旅行指南已经满满地装了箱子。与此同时，朱德又不得不“用农民的态度对待金钱”，在用钱方面精打细算。如果说前一种举动象军事家，那么后一种举动则更象农民，事实上，在朱德的身上，军事家和农民两种心理成份是并行不悖的，也是相辅相成的；农民是一种“底色”，也可说是“本色”，朱德的农民装束已成为一种符号标志，它是“有意味的形式”，它载明了一种土生土长的特性，在我们后人看来，朱德正是从千千万万的普通农民中成长起来的伟大军事家，朱德用他那普普通通的农民装束表过了他对农民的偏爱和认同，实践着寓伟大于平凡的诺言，我们从他的平凡无奇的农民打扮中看到的不仅是一个“伙夫头”，而且还有一种“根性”，一种“苟富贵勿相忘”的寻根意识，一种终生不能摆脱也不愿遗弃的“出生印迹”
朱德不愧为杰出的农民之子。
3 婚恋家庭之谜
在四十岁以前，社会对朱德几乎没有什么记录，他本人也绝口不谈自己的私生活。对此，德国记者王安娜有着困惑的亲身体验，他一生的五次婚姻中，不为人知的隐密随处可见。
3．1 谜一样的初婚
谁是朱德的第一位妻子？读过朱德传记的人大概都会想到萧菊芬。朱德传记的作者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一书中就把萧菊芬当作朱德的第一位妻子。
事实上，早在1905年，十九岁的朱德就已在老家仪陇与刘姓农家姑娘结婚。其间的来龙去脉和详情细节早已消失在漫长的时间隧道之中了，这是一场封建式的包办婚姻，还是两小无猜式的自由结合，除了年谱上的孤零零记载以外，我们已经不可能知道得更多；朱德本人似乎也从来没有提起过此事，也难怪出现了史沫特莱的“误会”。这可以说是一桩迷一样的初婚，永远埋藏在历史的尘封之下
3．2 注重现实的结合
1912年秋天，二十六岁的朱德在昆明和萧菊芬结了婚。
当时，朱德在云南省讲武常堂任区队长，萧菊芬是师范学校的学生，十八岁，出身于积极参加维新运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家庭，是个诚实又相当进步的姑娘，也没有缠足。她的哥哥在部队里和朱德是朋友，他从中撮合并为他们筹办了婚事。
这是一桩自由结合的婚姻，因为两个人在结婚前，曾经在菊芬家见过面，谈过话。婚后，萧菊芳还继续在师范学校念书，住在学校宿舍里，朱德住在讲武堂。讲武堂的军纪非常严格，有家眷的人，也只有星期三、星期六可以请假回家，这段安宁的生活只持续了11个月。1916年9月间，萧菊芬生下一个男孩，取名保柱，1917年得了类似赤痢的热痛，不幸去世。朱德后来谈到这桩婚事时，从未说过他是否喜爱这位姑娘，提到俩人关系时，最多说到他和他的妻子是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