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环境与个人因素的关系，在何种程度上相互发挥作用，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当人们审视一个历史人物时，常常会说“这是历史造成的”。的确，任何人都无法脱离历史环境而生存，但我们研究一个历史人物时，需要的是冷静和客观，不能因此而忽略个人因素的作用，不能因为历史的悲剧而忽略不计个人的责任。
不同的人的回忆，展现出不同的周扬，或者被看作“天使”，或者被视为“魔鬼”，反差甚远。这可能就是真实的周扬。在历次运动中，他的矛盾表现在于，一方面他还是尽可能地保护一些人，而且运动过后尽量做一些弥补。但同时，宗派情绪或者其它原因，又使他不遗余力地批判一些人，把一些人推到逆境之中。最典型的莫过于胡风集团冤案的发生。虽然后来把胡风打成“反革命集团”并非他自己所为，甚至自己也没有料到。但种种迹象表明，正是他促成了这一历史公案的发生。而且，可以这么认为，当时他并不会因为胡风的人狱而感到十分内疚。还有丁玲、冯雪峰的冤案，他个人的好恶，显然起到关键性作用。有人回忆到，1957年当大会批判冯雪峰时，他坐在主席台上，是以轻蔑的目光打量着冯雪峰。
可以想象，在那样的时刻，他不再会有内心的矛盾，也没有丝毫的徘徊。在研究周扬以及类似的历史人物时，对于这样的史实家）和绝对精神（以艺术、宗教、哲学三种形式认识自己），，是无须隐晦的。
1982年我大学毕业来到北京，有机会多次在公共场合见到周扬。看着白发苍苍显得衰老的他，我曾经不止一次问自己，难道这就是过去让许多文化人望而生畏的周扬？这就是使胡风和朋友们遭受冤屈的周扬？这就是因为忏悔往事而既受人敬重又为人斥责的周扬？
我难以将历史和现实中的不同形象叠印在一起。有人说，老年的他已经失去了往日做报告的风采和锐气。然而，我觉得这时的他，对过去能够做出一定的反思，其锐气更为难得。
我没有同他打过交道，至今还为在写《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一书的过程中，没有采访到他而懊悔。在参加过他的追悼会后，我曾在很长时间里，试图去认识他三段式德文Triade的意译。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所使用的，了解他，甚至理解他。但越是了解，就越是感到困惑。当然，这困惑不仅仅局限于对他个人的认识，而是对一种性格，对这样的性格所代表的一种类型的文人。
“文革”中关在监狱时周扬是如何反思自己的过去，我们不得而知。但监狱生活的体验，显然为他后来的忏悔做了应有的准备。还有一点可以确定，“文革’冲那种非人的迫害，一定在某种程度上唤醒了他久已淡忘的人道主义早期对他的影响。在那些日子里，他不能不回想往事，审视自己。也许，在某一天，他突然发现自己的性格已经扭曲，异化的力量改变着自己。我宁愿这样认为，不然，就无法解释他后来为什么会下那么大的决心，化那么大的气力，去研究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
尽管在“文革”中受到磨难，周扬仍然没有改变对毛泽东的崇拜之情。夏衍回忆到，1975年当专案组通知他和周扬出狱时，他当天就回到家中，而周扬则提出给毛主席的检查还没有写完，要在狱中多呆几天，写完再回家。就这样，他比夏衍晚一个星期出狱。
从传记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这完全是一个可以深刻揭示人物性格的纲节。它从多方面反映出周扬的思想、行为，乃至生命的意义，已经永远不可能脱离毛泽东而存在。这也从另一角度说明为什么周扬晚年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解释，基本上与“文革”前没有什么太大差别。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文章受到批评时和相对性、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实践标准的确定性和不确定，他在解释时，所依据的也是说毛泽东当年在他的一个报告上做过批注，曾经赞同探讨异化问题。
但是，现在的周扬毕竟不同于以往，他已经摆脱了盲目的崇拜。他在1983年3月写的一些话，我认为可能代表着他在看待毛泽东上所能达到的最高认识。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一文中，他说了这样几段话：
1．不幸的是，毛泽东同志晚年违反了初衷，背离了自己所坚持的矛盾
同一性观点，用“一分为二”反对“合二而一”，把对立绝对化，甚至认为
综合也只能用一方吃掉一方去解释。这样就造成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后果。
2．一个问题是毛泽东同志在后来过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以致把上
层建筑对基础的反作用加以夸大，这就在大跃进时期造成了主观主义的泛滥。
另一方面，毛泽东同志又把理论为实践服务理解为单纯地为政治或阶经斗争
服务，忽视了理论的相对独立性。这给我们的理论界带来一些消极影响，形
成一种急功近利的学风。
除这些外，他还谈到了权力异化、个人崇拜等问题，一个曾经将革命理想、个人仕途与对一个人的崇拜联系在一起的人，能够如此坦白地评说，显然应该将之看作他人生历程中具有历史意义的动向。
性格的力量常常是无限的。即使在晚年，周扬也没有改变他对事业的忠诚。这些早年制约他的命运的因素，多少还是决定着他处世的方式，决定了他必然要在失与得、自我肯定或自我否定之间做出选择。
熟悉他的人回忆到，在晚年他仍然不能和朋友推心置腹地交谈。1983年之后，他几乎每天都是久久地呆坐在书房里，站在书桌旁，呆望窗外的一棵石榴材。他不会发火，也不同别人敞开思想交谈，即使与妻子也没有过多的言词。只是把想得通想不通的一切，统统装在自己一个人的心里。让它们在里面滚爬扭打，沤烂，发酵。
1983年年底，在为《邓拓文集》写序时，他写了这样一段话：
一个作家发现自己在思想认识上同党的观点有某些距离，这是一件痛
苦的事。任何一个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的作家，在根本政治立场上得
应力求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但在特殊情况下，或者由于党的政策和工作上
发生了偏差，或者是作家本身存在着错误的、不健康的观点和情绪，出现
两者之间不一致或不协调都是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党员作家首先
应当相信群众、相信党，以严肃认真，积极负责的态度向党陈述自己的意
见，决不可隐瞒和掩盖自己的观点，更不可把自己摆在党之上，以为自己
比党还高明。另一方面，作家也应当在党的正确方针和政策的引导下改变
自己的不正确的认识，使党的正确主张为自已所接受，所融会贯通，从而
在思想政治上达到同党中央的认识一致。这是我国近几年各项事业蓬勃发
展从正面证实了的一项重要经验，也是在怀念死于“四人帮”文字狱的邓
拓同志时不能忘却的历史教训。
按照我的体味，这段话似乎讲得十分明白易懂，但如果仔细琢磨，却不难感觉到字里行间的矛盾表述。周扬是在语言的圈子里徘徊着，他欲明白说出却又迟疑再三，他欲将自己置放进去，但不等跨进门槛就又小心地把脚缩了口来。这样的心态，使这段话表现出思绪的不顺畅。
显然，他的内心就萦绕着如此之重的苦闷。他为自己被误解被批评而痛苦，但是，在那样的时刻，精神的矛盾并没有减少，而是如许多年前一样，构成了他性格的悲剧。唯一不同的是，他总算愿意用这样的语言采取这样的形式，记录下重重矛盾在心灵深处留下的印迹。
这便是周扬的可贵。摇荡的秋千，心境从不会平静如湖水。但他并没有虚饰它，没有停止过思索与反省。他本来的愿望中，我理解，还是要摆脱这摇荡带来的痛苦徘徊。这样的真诚与尽可能的努力，已大大不同于以往的他，更不同于某些纯然为权力、为某种难以言明的意图而不停地演戏的人。
周扬写下关于邓拓的那些文字时，距他生命的终点已经很近。充满矛盾的他告别世界时，留给人们思考的是一些难以解答的疑问。
秋千，还在我们的思绪中摇荡
往事已然苍老
这些日子，因为搬家，我清理一些旧物，在一个大信封口袋里，发现一摞照片。它们摄于1984年冬天的一个下午，是在丁玲为《中国》杂志创刊而举行的大型招待会上。我从来没有学会摄影，至今也只会用“傻瓜”相机。但是，我珍爱十年前留下的这些照片。在我那几年所拍摄的照片中，也许只有这一组照片最能引发我的感慨，至少在现在是如此。
印象中，那是一年间北京最为热闹的文坛盛会，在北京的几代作家，足有三四百人，都来到了新侨饭店。于是，我的这些照片，固定住一些在我看来十分难得的瞬间。难得，因为绝对不再有可能出现相同或相似的场景——
胡风在夫人梅志和女儿搀扶下来到大厅。不到一年，他就将离开人间，离去时，孤傲的灵魂仍然担负着无法卸掉的历史重负。爽朗的萧军，依然爽朗的大笑着，几年后他也将离去萧乾弯着腰与曹禺热烈握手。曹禺当然还记得当年自己的《雷雨》，在萧乾主办的《大公报》评奖中获奖的往事。那一片刻，他们谈得十分开心。站在他们一旁的是吴祖光——一个似乎是永远在不断惹来麻烦也始终引人注目的人物。王蒙与另一位同龄作家坐在一起谈得好像非常投机。他们在争论着什么，或者是在一同回忆着什么。王蒙认真地听，关切的神情还带着应有的礼貌。另一个则显得很投入，一只手有力地伸出来，在描述着什么或者强调着什么。
假如把出席这个招待会所有人员的名单开列出来，一定是一个奇妙的排列组合。过去的对手或者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