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是反思和道歉，很令人感动。他不止在一个场合讲。他过去的身份主要是解释毛主席的思想。“文革”开始时，我听说50年代关于新英雄人物的讨论时他的观点实际上是毛主席的观点。有人就对我说：你哪里在和周扬商榷，是和毛主席商榷。据说是文代会前，周扬去毛主席那里汇报，谈到文艺界的动态，说正在讨论可不可以写英雄人物的缺点。毛主席就说：可以忽略非本质的东西嘛，写英雄干嘛非要写那些非本质的东西呢？不过，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还不能确定。我当时确实没有想到还有这些情况。
李：“文革”后的周扬，在对历史的反思方面，你觉得他到底达到什么程度，对于他在文艺上走过的道路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唐：我觉得他在“文革”后是经过了认真思考的，这一点和一些他的同辈人有所不同。他对解放思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思想上、感情上是接受的。不然，不可能写出《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那样有分量的文章。那是他反思的结果。不过，他又是一个政治性很强的人，只是把结果说出来，并没有说原因。
李：这好像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特点。
唐：他只是把结论作为背景，来反证过去的做法是很不实际的，譬如个人崇拜。而不能直接剖析过去。讲正面，这也是周扬的特点，他始终没有离开过这个思维方式。
李：这大概是历史造成的。同时，也是环境所限制。他无法脱离现实。
唐：他本来懂文艺，读过不少书，有研究，也有见解。但为什么过去还是整过不少人呢？他是一个政治性很强的人，上头的意见要无条件执行，个人怎么看并不重要。其实，以他的水平和学养，按说许多事情是应该不难辨别的。但是他遵从领袖的看法，他也老挨批评，这样就更加要按上面精神办。
李：从一个文人的角度看，这是不是他的悲剧性呢？
唐：我觉得他是一个处在矛盾状态下的人。个人爱好和公开的讲话、指示，实际上不是一回事。乔木也有这个矛盾。他未尝不喜欢沈从文的作品，不喜欢戴望舒的诗，但公开表现出来的就是另外一种态度，个人兴趣要服从一个时期的政策的需要。我看这也是很多文艺界领导的通病。内心和外在的往往不一致。周扬就是，甚至他反思，也不把反思过程讲出来，怎么反思的，不讲。
李：我在研究中就感到有很多无法弥补的空白。譬如，“文革”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着他，是怎样改变的。在监狱的生活如何，他怎样从哪些具体事情和问题人手进行自己的思考的，很难找到资料和他自己的阐述。所以，只好多找人来谈，不同的人眼中的周扬是不一样的，甚至完全是相反的。也许这样，才有可能看到一个完整的周扬。
唐：我同意这个看法。希望我的谈话对你有所帮助。
（根据谈话记录整理，经本人审定）
与龚育之谈周扬
时间：1995年5月3日
龚育之——理论家，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李：你从50年代就在中宣部工作，想听听你当时和周扬的接触和印象。
龚：我1952年清华大学毕业后到中宣部科技卫生处，当时周扬在担任中宣部副部长，但他还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和党组书记，主要精力在文化部，并不常来中宣部。即使来，我们这些年轻干部也没有直接接触他的机会。主要是从他的文章和报告中来接触他。1955年才经常回中宣部上班，这样见到的机会就多些。
李：那么是不是正好赶上批判胡风，你对其中的情况有无了解？
龚：批判胡风对我们的震动很大。和前不久开始的批判胡适思想不同，解放以前我们就知道胡风是左翼。同知道周扬的名字一样，我也是从鲁迅答徐懋庸那封公开信里知道胡风的名字的。虽然后来也略约知道在重庆和香港的时候，党的一些理论家对胡风有过批评，但那是属于左翼内部的争论呀？所以当时我很纳闷，怎么现在搞得这么严重，而且径直称为“反党”，还突然升级为“反革命”了呢？不过，在批判胡风的事情上，周扬做过和说过什么，我全无接触。
李：他主要负责文艺，和你们科卫处怎么有联系？
龚：其实他分工负责文艺处和科卫处两个部门。记不准是不是在1955年，胡绳不管科学处了，原来的副处长于光远做了处长，周扬作为副部长，分管我们科学处的工作。记得那天在中南海庆云堂的一间会议室里，周扬来参加我们处的会，宣布他的施政方针。他说，他分管两个处，按重要性来说，他认为搞建设了，科学比文艺重要。但是，他还是会用更多时间管文艺，这与他个人的经历和背景有关，大家一定会理解的，并不是他认为科学次要。科技卫生处开始只讲自然科学，后来卫生分出去，自然科学又通过聂荣臻的科学规划委员会负责，不通过中宣部。这样，到1956年科技处就开始专门做一些政策方面的研究，负责哲学社会方面更多一些。
李：对1957年文艺界反右时周扬的情况你是不是了解得多一些？
龚：这个事情，周扬最有影响的文章当然是《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说它最有影响，不仅因为它是周扬写的总结这场大事变的大文章，而且因为它经过了毛泽东主席看过，毛泽东还为此给林默涵写过一封信，说：“此文写得很好。我作了几处小的修改，请看是否可以？如果最近一期文艺报尚未付印，最好将此文在文艺报和人民日报上同时发表。”说是“小的修改”，其实有不少是重要的修改。这个情况当时许多人都是知道的，至少我们中宣部的干部都是知道的。那时不像后来，没有把毛泽东修改的地方一一用黑体字标出或传达的习惯。但是，有经验的人们从文气上就可以读出哪些是毛泽东的手笔。
李：但是这篇重要的文章，周扬生前编选《周扬文集》时没有收进去。这一情况你知道吗？
龚：80年代中期，有一天我去看望周扬，他同我谈起他的文集，谈起保留历史原貌的编辑方针，并且具体地谈到《大辩论》这样的文章都要原样收入，另加附记。他也说了附记难写，但表示很有信心写好。不过，这一方针后来有了改变。我又一次到医院去看他时，他告诉我，主要是文艺界有一些同志非常不赞成他把《大辩论》这些文章再编进今天出版的文集中去。这样的意见我也理解。但是我说，只要不是采取重新肯定过去错误批判的态度，而是采取保存历史、纠正历史错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态度，收入和重印这些文章，是不至于引起误解的。周扬向我表示，他赞成这样的看法，这也是他本来的意见，他准备坚持原定的编辑方针。
李：可能还是有不少阻力，所以现在《周扬文集》已经出齐，这篇《大辩论》没有收入。反右时中宣部的运动他参加吗？
龚：开头斗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好像他没有过问。后来发展到反对李之琏同志等领导干部时，他过问了。
李：我找李之琏谈过，他好像对周扬有一肚子火。他说周扬因为丁玲问题而在反右时对他进行了无情批判。
龚：李之琏当时是中宣部秘书长，机关党委书记。文联、作协的党委由中宣部机关党委领导，李之琏作为党委书记，受理了丁玲、陈企霞对1955年把他们定为“反党小集团”一案的申诉，采取了听取意见。客观调查的公正态度。结果这在反右中丁、陈被打成大右派以后，就成了“为丁、陈翻案”的大罪状。中宣部对李的批判，先是在小会上，后来扩大参加者的范围。我们这样的一般干部都被扩大进来参加过几次。
李：周扬参加会议吗？
龚：他参加。正是在这些会上，我亲见了周扬疾言厉色。咄咄进逼、令人可畏的一面。
李：听于光远讲，他当时也受到过批评。周扬参加了吗？
龚：他参加了。但给我们的印象和他在李之琏面前的态度又有不同。对于光远的批评，没有上到右派的纲上，但是有些发言还是相当尖锐的。最使我们困惑的一个问题是，有些发言批评于光远和他主持的科学处，不该反映那么多科学家的意见，似乎反映科学家的意见，就是代表科学家，就是代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乃至于就是做了右派的传声筒。周扬听了会上的发言，做了总结。这总结很巧妙，或者说很策略。通篇都是批评，但站得很高，没有太多的具体的指责。关于代表科学家的问题，他从两个方面立论，说只要是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作为中宣部的科学处，当然要向党中央反映科学界的意见，转达科学界的呼声，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就是要代表科学界，另一方面又说了，如果怎样怎样，那当然就要失去立场这当然只是他讲话的大意。当时我们科学处的许多人，从他的这个发言中感到既受到了批评，又受到了保护。从周扬批判李之琏来看，周扬的确非常厉害。但不像陆定一粗暴。周扬讲话锋利，看得出李之琏很委屈。张际春副部长只是简单表了态。后来“文革”中看大字报，才知道李之琏为什么委屈，因为在1955年肃反后丁玲的专案，是他和张际春等一起决定予以撤销的。这才引起了周扬的不满。
李：和丁玲的矛盾，恐怕是周扬一直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反右时周扬的情况你了解多少？
龚：我记得周扬表示过，他一直想保护王蒙，但最后也没有办法。实际上，周扬处在那个位置，也无法随自己的心愿做事情。
李：身不由己。他领导你们科学处，关于科学界的工作做了那些事情？
龚：1961年初开始搞，周扬来科协做报告，谈红与专问题。1963年，哲学科学部召开大会，他来做《哲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的报告。这是经过毛主席修改过的报告，当时影响非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