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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组进行调查核实时，陈企霞已从作协机关“隔离审查”中释放出来。他要求和中宣部机关党委谈话，申诉他受的委屈。我和有关同志听了他的申诉，谈话后他又写成书面材料印发各有关同志。
根据调查的结果证明，所谓“丁、陈反党小集团”的四条错误，都是不能成立或不存在的。比如说，原报告认为，丁玲在作家中提倡“一本书主义”，鼓励作家写出一本书，以此为资本，向党闹独立。调查结果是，丁玲在一次向文学讲习所的学员讲话时谈到，作为一个作家首先应有作品，如果一本书也写不出来，那算什么作家呢？等等。她的意思是要求青年作家努力写作，写出好作品，不要徒有虚名，不作无作品的作家。关于《文艺报》主编问题，原来主编是丁玲，陈企霞是副主编。后来丁玲提议陈企霞也提升为主编，曾口头请示过周扬。周表示同意后，刊物上才并列出丁玲、陈企霞两个主编。这顶多只能说是任命主编手续不完备，不能说是向党闹独立。因为在宣布前已经请示了领导。
关于挑拨领导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的指周扬同胡乔木同志之间的关系。这方面在报告中并没有提出具体事实，只是一些人认为是这样。为此向胡乔木同志调查，他表示他没有这种感觉，也举不出这种事实来。
所谓不尊重或反对党的领导，是指丁玲和周扬的关系，确实周、丁之间，在工作上和思想作风上有些不一致。对周扬的一些意见和作法，丁玲有些不同看法，有时在同志间有所表示。如果不顾场合议论别人的是非无助于使问题得到解决，但对个人有些意见，决不能说是“反党”，这也很明显。
从调查的结果看来，报告中列举的所谓“反党小集团”的错误，有的不成为错误，有的不是事实。既没有反党的事实，“反党小集团”的结论自然不能成立。无论从调查和被调查的同志都有这种共同的认识，但是，1955年9月作协党组的报告中央已经批发，1955年底又向全国作了转达，在1956年要据实纠正它就不那么简单了，这不是调查小组所能解决的，需要经过上级组织讨论后才能决定。
但经过这番调查，许多同志在思想认识上也发生了变化。原来不了解事实真相的，现在了解了；原来有盲目性的，现在清醒了。同时许多同志更看到，丁玲在被批判后，未及时处理；她既没有工作，也不能参加任何活动，何时能够解脱和以什么方式解脱这种不正常的状态，一时看不到前景。于是在作协机关有许多作家、工作人员就逐渐由怀疑到认识，把同情转到了丁玲身上。这不是哪个个人的偏见，而是情况的反复促使人们清醒并形成了新的认识。
五
1957年5月，全党开展了整风运动。每个机关、单位人们对建国几年来的各种工作，根据整风的精神都有所思考。对哪个人、哪件事，作的结果如何，符合不符合实际，同党的要求是否一致，人和人的关系是否正常等等，都在人们的思想中进行新的分析和重新衡量。整风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揭露缺点和错误，特别是希望领导带头作表率。自然大家都会想到，在本机关最突出和影响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在中国作家协会，就不能不把对“丁、陈反党小集团”的批判和处理提到整风的首要议程。这也不是由哪个个人的意志所能决定的。
人们经过学习整风的指示，联系这几年作家协会的工作，对1955年对丁玲等的批判进行了进一步的思索：感到丁玲从延安整风后，在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期间，她能深入农村，同广大农民一起参加土改，同农民交朋友，写出了《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并以此书获得了1951年度斯大林奖金；她还被派出国参加国际活动；如果她是反党的，这些成就又应怎样解释？在全国解放后的几年中，丁玲身兼文艺方面的几个重要职务，如果她是反党的，那么对她的这种使用又该怎样理解？同时人们还想到，对一个作家的评价应以其在作品中所反映的思想内容，歌颂什么，反对什么为主要根据；而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者作评价则应以他执行的方针、路线作为主要依据。丁玲是提出作家“到群众中去落户”的倡导者，这同党的要求是一致的，如果说她“反党”，这又如何解释？这一系列的问题同1955年的批判相对照，就使人们的怀疑和不解更增加了。
1957年6月，作协党组大多数同志意识到，根据整风精神和作协机关群众的要求，如果不首先处理好“丁、陈反党小集团”的问题，机关的整风便不好开展。于是，在6月6日再次召开党组扩大会，讨论“丁、陈问题”的处理。周扬和党组几个领导人首先讲话，都主动表示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是不应该的，“反党小集团”的结论是站不住的，并向丁玲等表示歉意。
几位领导人发言以后，出席会议的同志发言踊跃，一致认为，1955年的错误批判和结论应该撤销，应该清除这一批判所造成的后果，肃清影响并进一步总结教训，避免今后重犯。有些同志情绪激动，不免说了些很刺耳的话。丁玲本人也提出质问：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错误？陈企霞从被“隔离”释放后即认为这是“政治迫害”，这时自然讲话就更尖锐。领导者们对所提出的问题无法解答，但又不愿接受大家的批评。会议因此出现僵局，宣布暂时休会。
在开会期间，张际春同志和我曾一起去参加过一次会，听了听大家对丁玲问题的处理意见。会上的发言都是倾向丁玲的，认为1955年对她的批判和结论很不得当，要求领导会议的同志认真检查，得出教训。我们当时没有表态。
本来，从会议开始，作协几位领导人的讲话和与会者的发言，总的方面可以说是一致的，有纠正过去错误的趋势。由于有些同志的发言，言辞尖锐，丁玲本人又提出了“为什么”？这就使会议主持者对所提出的问题难以解答了。本来，丁玲对自己问题的处理有意见，在党内提出申诉和要求找出形成的原因，总结经验教训，是一个党员的权利，这是党章上有明文规定的。不应以此作为批判和纪律处分的根据。
但是，谁也没有料到，休会期间，整风形势发生根本的变化。原来是发动群众向党提意见，帮助党纠正错误的整风运动，突然变成了党向对党提出尖锐批评意见的人进行反击的“反右运动”。本来，从整个社会来说，有人想趁党整风之机，借提意见为名，企图否定党的领导，这确实有的；对这种情况给以反驳，完全应该。但从党内来说，也有人想借此机会，对曾经有过不同意见的人，置于敌对地位，予以打击，这就同党的政策相违背了。这样做显然是错的。
而作协党组在重新研究、讨论丁玲反党问题的党组扩大会如何继续时，正是由于对领导批评的意见很多，会开不下去，寻找出路而不得的时候。“反右”斗争的开展就提供了一个机会，于是借以进一步批判丁玲等向党的新“进攻”似乎就有了根据。
六
先是由周扬向中宣部主要领导人提出，对中宣部由张际春签发上报中央的审查丁玲的历史结论，他不同意。主要领导人指示我同中央组织部联系，将原结论报告从中央退回来。随后，在中央宣传部部务会议上，由主要领导人提出，对丁玲的历史结论要重新进行修改。在没有发现任何新事实。新证据、新证人和新理由的情况下，宣布将原结论改为：丁玲被捕后叛变；从南京回到陕北是敌人有计划派回来的。主要领导人宣布后，没有人表示反对，也没有表示赞成。根据已有的惯例，既是领导人正式在会上宣布了，自然就成为部务会的决定。这个决定宣布后，张际春同周扬之间发生了争吵，他问周扬：原来结论是你同意后才签发报中央的，你现在又不同意有什么根据？你这是什么意思？原来你不同意就不会向中央报告了，对待这样严肃的问题能愿怎么说就怎么说吗？他俩一面争吵，大家一面散去。实际上，这种讨论是没有别人发言的讨论，这种结论是没有根据否定原来结论的结论。本来，这样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它既没有提出改变的根据，也不能同本人见面，更无法向党员群众宣布。
但由于结论的修改，就把丁玲历史问题的性质，从人民内部问题变成敌我问题。这样就可以使一切对丁玲有同情的人置于被批判的地位。
接着，作协党组扩大会在休会多天后，于7月25日复会。主要是批判丁玲等“向党进攻”，指责“反党小集团”要翻案等等。会议主持者的调门同6月上旬会议开始时的认错、向丁玲表示道歉的态度完全相反，恢复并大大发展了1955年批判时的作法。在会上积极鼓动揭发丁玲等的“反党”活动；在会外则从多方搜罗材料，拼凑罪行，作为“反击”的根据。从天津动员一位女作家交代她同“反党小集团”的另一成员有不正当的关系，并且听他讲过一些对个别文艺方面领导人不满的言论。这些材料当时如获至宝，并以此为“重炮”，作为反击小集团的突破口。这位同志被迫承认了一些事，也揭发了丁玲一些类似的对那位领导人的议论。这些都被认为是复会后的重大收获。
为了维持1955年的那个错误结论，为了阻止人们对作协党组领导的批评，为了压制人们对丁、陈案件的不平，还必须揭发新的材料，造成更大的声势。作协党组决定，扩大会议规模，由原来参加会议的限于作协党组成员，作协各部门的负责人及一些知名作家共几十人，现在要扩大到作协以外各文艺部门、文艺团体以及中宣部的工作人员和非党知名作家，共几百人。中宣部的主要领导人指定要我在会上表态，表明中宣部机关党委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