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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以来，周扬对于总结过去的“左”的经验教训特别沉痛认真。也许是过分沉痛认真了？他常常自我批评，多次向被他错整过的同志道歉，泪眼模糊。在他的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特别注意研究有关创作自由的问题，并讲了许多不无争议的意见。
当然也有人从来不原谅他，1980年我与艾青在美国旅行演说的时候就常常听到海外对于周扬的抨击。那是没有办法的事。
我听到不止一位老作家议论他的举止，在开会时刻，他当然是常常出现在主席台上的，他在主席台上特别有“派”，动作庄重雍容，目光严厉而又大气。一位新疆少数民族诗人认为周扬是美男子，另一位也是挨过整的老延安作家则提起周扬的“派”就破口大骂。还有一位同龄人认为周扬的风度无与伦比，就他站在台上向下一望，那气势，别人怎么学也学不像。
还有一位老作家永不谅解周扬，也在情理之中。有一次他的下属向他汇报那位作家如何在会议上攻他，我当时在一旁，周扬表现出了政治家的风度，他听完并无表情，然后照旧研究他认为应该研究的一些大问题，而视对于他的个人攻击如无物。这一来他就与那种只知个人恩恩怨怨，只知算旧账的领导或作家显出了差距。大与小，这两个词在汉语里的含义是很有趣味的。周扬不论功过如何，他是个大人物，不是小人。
刘梦溪同志多次向我讲到周扬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说的两句话，他说，最根本的教训是，第一，中国不能离开世界，第二，历史阶段不能超越。
言简意赅，刘君认为他说的好极了，我也认为是好极了。可惜，我没有亲耳听到他的这个话
编后记
1988年在写完《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之后，我想接下来写一本关于周扬的书。
一个非常诱人的题目。
在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特别是自30年代开始的左翼文化运动以来的半个世纪里，周扬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的历史作用，他的个人影响力，他在“文革”前后所表现出来的不同形态，无论从历史角度还是性格角度，都有着值得研究值得描述的丰富内容。
然而，当我开始进入他的世界，便越来越感到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课题。我想，从掌握的史料、现有的思想认识水平诸方面来说，一时恐怕还很难写出他的传来的哲学〉）》。马克思写于1847年上半年。同年7月发表。编，很难客观、真实、全面地写出他所活跃的时代，和这个风云变幻时代中的个性。
我踌躇着，我迟迟未能按计划动笔，但却又始终没放弃这个题目。
不过，我想有许多事情值得马上去做。首先该做的就是尽可能地广泛收集有关资料，特别是采访与周扬同时代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个老人的相继离去，这种第一手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就愈发显出其重要性、紧迫性。像书中我所采访过的夏衍、名乙、于伶诸先生，便是在近几年先后辞世。
就这样，从90年代初，我开始了一系列的采访。这便是这本书的由来。
对话访谈的形式，我觉得是走进周扬的生命世界的一个很好方式，接受我采访的对象，或是友人，或是亲属，或是同事，或是部下，或是宿敌，他们几乎都与周扬在不同历史阶段有过或深或浅的交往，有的命运发展甚至也与周扬有着密切关联。他们的回忆和论述，在我面前铺开了色彩斑驳的历史画面。
显然，周扬是一个复杂的存在。在不同的人的眼里，他表现出不同形态。因此，与这样一些人对话，也如同撩开历史的雾慢，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时刻，呈现在我面前的也就是不同的周扬。也许，所有的不同综合在一起，才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周扬。
为了使这本书显得更加全面，我选择了王蒙、于光远。李之琏三位先生的文章。他们从不同方面、以不同态度写出了他们所认识的周扬。
我还曾经设想将周扬不同历史时期所写的几篇重要长文也编选进来，但考虑到那些文章篇幅一般都很长，只好作罢。
不过，姚文元在“文革”初期的批判周扬的长文，我觉得是值得编选进来的。因为，这可以帮助读者参照着阅读，从而了解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情形。我想，以“立此存照”为题，就不单纯是一种资料收集，而是另外具有了特殊的历史警示作用。
几年前，我在《读书》上发表了我的第一篇关于周扬的文章《摇荡的秋千》。我只是想写出我思考中的周扬，这一比喻也许不确切，的确也有一些老前辈向我谈到过他们的不同看法，但我还是对这一比喻有所偏爱，便以此作为书名。特说明。
1997年6月25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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