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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裕棠知道他们兄弟之间的不睦，他还是说服庆祥将庆龄活动出来了。
严庆龄回厂没两天，日本人借口水电供应紧张，将泰利的水电统统断了。断了水电，岂不是断了工厂的活路！
对于泰利的困境，严庆祥巴不得袖手旁观。自一九三五年投机失败，失去花纱界名人的地位后，严庆祥一直被严裕棠闲置一旁。严氏家族的各个企业分别由庆龄、庆祺、庆瑞执掌，他只挂了一些董监事的虚名。
如今，严裕棠不得不重新考虑。苏纶、仁德两厂由庆祥出面收回后，理所当然地归他掌握。赎回苏纶，虽然严裕棠忍痛出资三百三十五万日金，但内外棉在占用苏纶时不仅机器设备有所扩充，而且所遗存货甚多，这笔交易也是可观的。严裕棠正是经过反复权衡才拍下板来的。至于出卖大隆一事，尽管兄弟间各执己见，但迫于情势，也怪不得谁。由于严庆祥与日人的关系，严裕棠也不得不对他另眼相看，事事处处让他三分。
严庆祥将当年的亏空一一弥补。收回苏纶之时，纱布正是百货之宝，他便以苏纶为基地大搞花纱投机。为了调转银根，又办了裕苏实业银行，在苏州设总行，在上海、昆山等处设分行，以吸纳官僚资本为主。官僚资本包括“财政部长”周佛海、“中央储备银行副部裁”钱不愧、“江苏省长”李士群以及公馆派的一批大汉奸。其时，他们正利用职权，动用大量公款，以放款的形式贷与某些私人银行或企业公司，中饱私囊。严庆祥近水楼台先得月，好处自然是没法说。
严庆祥现在掌管着苏纶、仁德两厂，手头又有一家银行，势头正旺。严庆龄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怎肯让这位他看不起的长兄占了上风？于是向父亲提出去常熟办两三个小型纱厂。严裕棠直截了当地问：
“你想与兄长较量吗？”
“不完全是。眼下，沪上工商界中人都在寻找分散财产、保存实力的道路，有人已在上海邻近地区伸出后脚，直接在常熟、无锡一带产棉区兴办小型纱厂。这些小型纱厂的兴办，对泰利来说，是一笔可观的生意。要将泰利维持下去，本来就要保证泰利生产的机器设备有销路。但泰利的生产能力已经远远超出了市场的接受能力，矛盾是显然的。如何解决？一是压缩生产、裁减人员，二是自己办纱厂，进行调节，并坚持铁棉联营。”
严裕棠听了，连连点头。心想：这个想法很好，只是资金周转很难。既然庆龄不提此事，我何苦操心呢？于是，他满口答应。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严庆龄的努力下，常熟泰昌、泰新两厂都进入了实质性的筹备：泰昌是联络了前中国银行副经理顾善昌后决定开办的，由顾出现金，严家出机器，机器设备计八百锭；泰新也是严家与人合办，出资者是中华纱厂老板王和轩等人，机器设备也是八百锭。两厂的董事长、总经理都是严庆龄，实际经营管理工作则由严庆龄派去的支达铨负责。
正当严庆龄喜不自禁之时，严庆祥却带来使他一筹莫展的消息。原来先是因为上海最近有大规模囤积物资事件，“财政部长”陈之硕、“实业部长”袁愈全、“上海市政府秘书长”赵尊岳、“商统会监理官”陈允文等奉命彻查，一时间，银行、钱庄加紧收回放款，市面银根紧俏，货物大量出笼，纱布价随之下跌。接着，商业统制会又实行强制收买棉纱、棉布的暂行条例，以蓝凤牌棉纱每包作价三百七十五元为标准，而当时的市价，棉纱每件四万元，龙头细布每匹一千三百二十五元，收买价仅及市价的四分之一左右。
纱布是上海市场上最主要的一种物资，所谓囤积物资，主要就是囤积纱布。囤积纱布既是保本之举，又有投机之利。因为黄金、股票等多少带有不稳定性，虽有涨，也有跌，但纱布则易涨难跌，而且上涨的幅度和速度都大大超过黄金和股票。无论栈单或现货，都是最受欢迎的抵押品，所以豪门巨富不惜倾其所有予以囤积。如今突然以远远低于市价的标准收购，而且价款的半数付给远期中储券，等于付给废纸，另一半标金还要分期付清，也有到期不兑现的风险。
严庆龄即使有回天之力，也无济于事了。他的情绪一落千丈。还是严裕棠沉得住气，他极力安慰庆龄。在父亲的慰藉下，严庆龄稍稍平静下来。
严庆龄到底不是等闲之辈，在父亲的支持下，他为弥补损失、再求发展，做开了积极的准备工作。
利达重工业银行于一九四三年底开业，行员工友不足十人，严庆龄自任经理。
为了从事投机经营，或做拆放获取高利，当时各个行业正争相自办银行，以往来透支吸引同业存款。而严庆龄是靠利用各种关系，打通了各处关节，吸纳了中华书局以及大成、安达等纱厂的存款。
利达银行的架子虽然不甚像样，但业务却不小，它的资本额仅六百万元中储券，存款却经常有数千万元之巨。在币值日跌、行情万变之际，利达能经常掌握这样大量的存款，从经营高利放拆、地产、物资和股票中获得的利润，甚为可观。
严庆龄从心里感激老父的一片良苦用心。
老谋深算的安排
天空暗云低垂，天色虽然还没有黑尽，路上的车迹还看得见，在前面微微地发亮，可是两旁的景物都变得模糊了。每一样东西的轮廓连在一起，成了一些大的黑块。这是一个昏暗的夜。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像一枚照明弹，照亮了夜上海。
瞬间，上海像开锅似地沸腾起来了。人们像发疯似地狂欢着。马路上人山人海，男女老少，人人精神振奋，个个笑逐颜开。
严府的家人手里拿着报纸兴奋地喊道：
“特大喜讯！日本宣布向盟国无条件投降了！”
严庆祺和严庆龄几乎同时奔出来。庆祺一把将报纸夺到手，看着，看着，他的眼睛亮了，放光了，睁大了，黑团团的字把他的眼睛和心完全吸引住了。他的手止不住地抖起来，报纸给抖得跳起舞来。
此时，严庆祺兴致特别好，形势的发展按他自己的预料进行着。在庆祺的心目中，极其佩服父亲。父亲虽然不太关心政治，也说不清这其中的道理，但是他却看得准。这种本事不是一般人学得会的。当初，抗战一开始，父亲就叫他到重庆去、一九三九、一九四０年间，他从重庆回到上海。由于当时搞纱布投机可以大发其财，原来的棉布商和麇集上海的富商巨贾纷纷都想办纱厂。父亲也跃跃欲试，想让他出面搞一个厂。他开始全力筹备，拟与国信银行经理、华商证券交易所的张慰如合作。人家张慰如也蛮诚心的，到严家来开过两次发起人会议，参加的还有薛笃粥、袁良等人，共同商讨了创办纱厂的各项事宜。
他当时真是雄心勃勃，觉得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厂无论如何都要办起来的。想不到父亲一下子就改了初衷，因为据说苏纶等马上可以赎回。
这使他很失望，但更使他失望的是：苏纶、仁德赎回后，竟直接由严庆祥管理了。这一切还不是父亲一个人决定的？谁能改变他呢？交给别人也就罢了，偏偏让严庆祥当家，父亲真会利用人！此时的严庆祥知道形势对自己不利，近来一直深居简出，倒是把大部分心思放在了苏纶、仁德的经营管理上，以此来安定自己一颗动荡的心，使自己尽量减少胡思乱想，尽可能躲避那随时可能临头的灾祸。但是躲得了和尚躲不了庙，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苏州方面已经有人来几次敲过竹杠了，恶狠狠的。虎落平阳被犬欺，严庆祥只能忍气吞声。长此以往，怎能吃得消？所以他匆匆赶回上海，想让父亲拿个主意。
严庆祺的估计没有错。抗战开始时，严裕棠曾命他赴渝活动，以保持和国民党的关系，笼络感情。这不能不说是远见卓识。如今抗战胜利了，严裕棠耳闻目睹了这一切，忧心如焚，他决定撤销严庆祥的职务，由庆祺、庆瑞接管苏州事宜。
严庆祺现在是春风得意了。他一到苏州，以他和政府官员们的广泛关系，四处拜会，笼络旧交，结交新知，天天有请，日日有宴，出入亭台楼馆，一掷千金，一时间竟得了个“苏州大少爷”的雅号。
既然严庆祺如此侠义大度，众多食客便趋之若骛，严庆祺也就来者不拒。
不久，这个严庆祺突然充任了苏州“参议会会长”，当选为国民党“立法委员”。
在此期间，严庆祺在苏州与人合伙办了一个苏州纱厂，计八千锭；扩充了苏纶，一下子增加纱锭一万五千锭；还开设了鸿盛、鸿源两家钱庄；此外，据说还有在其他企业的投资。
严庆祺在苏州大显神通之际，在上海的严庆龄也并不闲着。他有足够的能量可以发挥，在上海市长钱大钧、国府文官处长吴鼎昌那里，他都有门路可通，他同样可以大有作为。
大隆自被挂上“上海机器厂第一厂”的招牌后，久久没有开工动静。直到一九四六年二月，在工人要求复工的压力下，才部分开工。敌伪统治时期，大隆有一千多工人，这次仅复工一百人，后来也不过增至三百人。
不止是大隆。一个个工厂封在那里，已激起各方面越来越强烈的反对，接收的工厂越来越成为经济部的包袱，于是，内部便有了发还民营的迹象。严庆龄见时机已到，就出面活动，提出要赎回大隆。
严庆龄的努力没有白费。行政院允许将大隆交上海敌伪产业处理局估价。严庆龄获得这一消息，马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