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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是从商之本。所以，康心如所管理的美丰银行，是一致公认始终以“信用”为银行的生命的。为使这一精神在行内深入人心，他屡次旁征博引地向行内职员讲述信用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他说，西方世界讲求文明经商，信誉被他们当做从商的第一性资本；而中国的历史上，则自古就有君子重义的人生训诫。尽管要聚资发财，但在其中更重要的，则是应坚持人生的操守。于是康心如非常郑重严肃地将古语“一诺值千金”当做了美丰银行的“行训”，并与全体银行职员共勉。
此间，在一次买卖申汇的交易中，美丰银行的一个营业人员不慎被陷入圈套，致使美丰赔损甚巨。请示康心如时，他当即指示要当场如数赔损，美丰的信用是比金钱更重要的。
又有一次，银行赶场人员做存放交易，不小心将头寸算错，而差额竟高达数千元之多，经手人均希望能毁约，以使美丰不蒙受损失。请示康心如后，康心如便坚持顾全信用，如数填补差额。该赔即赔，该补即补，唯此才能坚持美丰的信用。
康心如的这种“一诺值千金”，以信用为银行生命的经营方针，不仅使美丰银行切实赢得了声誉，而且康心如在同业中，也获得了“康心如一诺值千金”的美誉。康心如觉得，这才是他最最得意的地方。
另一个使美丰银行蓬勃兴旺、蒸蒸日上的重要原因，是康心如数年来所一直坚持的严格管理、奖惩严明、知人善任。凭着自幼对西学的学习和了解，康心如在经营管理中，非常旗帜鲜明地决心摆脱掉那种封建古老的作坊式的经营方式。尽管北伐战争后，美方的管理人员已全部离行，但康心如依然始终如一地甚至强硬顽固地坚持英美式会计制度，为此，他同美丰银行的历届中国股董们进行过很多次艰苦的较量和斗争，并每每获得胜利。
康心如始终非常重用会计人员，并严格规定美丰各分支银行的会计一律要由总行派任，并赋予会计相当大的监督业务的实权。这样，便十分有效地减少了业务事故的发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整套奖惩严明的管理制度。
同时，康心如还非常重视发现和重用人才。这也是同康心如个人的坎坷奋斗历史分不开的。
康心如深知，唯有将人用好，适得其所，才是事业发展的关键，而雷文及刘湘对康心如的重视与重用就是先例。自美丰建行以来，几任银行营业主任如陈达璋、李星桥等，就是因为用人不当，致使银行业务打不开局面，美丰因此而吃亏很大。这是康心如多年来一直耿耿于怀的。
到了一九三０年，自从康心如再度掌握了美丰银行的实权以后，没有营业主任合适人选的事实更成了康心如的一块心病。他为此而苦恼，觉得没有好的营业主任就等于失了左膀右臂。恰逢他为此事愁肠百结、焦虑万千之际，他在与同行的业务往来中，发现了同业的大成钱庄的副经理彭肇淮为人机智灵活，精通业务，且和钱帮、货帮的关系都相当密切，是个得力的人才。
康心如顿发奇想，如彭肇淮能被拉来美丰，定然是一员出色的干将。于是康心如开始绞尽脑汁，挖空心思地设法将鼓肇淮挖来。
后经康心如多方协调，百般劝说，终于将鼓肇淮拉入了美丰。
由于康心如看人极准，又任用得力，自彭肇淮一到任，便极切实地将康心如的诸多主张贯彻落实，并力挽狂澜，大大改变了美丰当时在营业上的被动局面，美丰的资金也随之迅速地越积越多。鉴于此，康心如对彭肇淮的贡献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与还报。美丰每年分配酬金时，康心如总是不顾其他行员的反对，力排众议，不仅发给彭肇淮特别酬金，而且格外地给以重奖，以示优待。而同样，对于康心如这样爱才重才的老板，彭肇淮自然也是涌泉相报。他的工作更是尽心竭力，并从此忠心耿耿终生为美丰工作，直到一九五０年美丰停业。
天时、地利、人和。这是美丰的辉煌时期，同时也就是康心如的辉煌时期。
美丰的结局和康心如的命运
一九五０年，重庆解放。
康心如对新的政策不了解，甚至不理解，因之他对美丰的未来毫无想法，而只是以一种极为平和的心态静待发落。
解放以后，重庆人民政府对美丰银行困难的处境十分关注，并商定由聚兴诚银行负责出面，向美丰银行透借人民币二十亿元，以供美丰的资金周转。
但此时的康心如对美丰的未来已不抱任何希望，因此对恢复美丰的经营也没有一丝信心。康心如在心底固执地认为，美丰及他的命数已尽，所以无论你怎样设法挽救，都将无济于事。加之慢慢康心如对人民政府的新经济政策也有所了解。他知道，政权的性质变了，那么所谓事业的性质也就变了。社会已不再会为他这种人提供任何发展的机会，美丰再勉强经营下去，也无非是做做样子。与其这样徒耗资金，不如趁早收歇，打道回府，还可留下一笔私产。因之康心如在解放以后，没有听从和接受任何人的劝告、扶持和帮助，于一九五０年四月自动宣告停业，从而结束了美丰银行二十八年的经营历史。
又是在山城的一个郁郁葱葱、春暖花开的季节，又是四月，康心如像当初迎来美丰一样，又平静地告别了美丰，告别了他的美丰生涯，告别了他往日的辉煌。
康心如坚信他最后的这一次关于美丰的选择是正确的，也是明智的。
四川美丰银行始建于一九二二年四月，这之后走过了二十八年的漫漫岁月，于一九五０年四月宣告终结。
美丰从此成了历史。
康心如觉得在他六十岁也就是美丰停业的这一年，他就已经走完了他人生的道路。康心如的一生大起大落，大悲大欣。他艰苦创业过，也声色犬马过；他俯首贴耳听命于他人过，也叱咤风云令万千民众仰视过。他追求过政治也献身过经济，他风光过也落魄过。总之，康心如倘若六十岁时告别人间，他也不枉了生命一场。
解放以后，尽管美丰已宣告停业，但康心如也一直是人民政府争取、团结、教育的对象。政府对他这样一位在西南经济界享有盛名的人士的生活境况，也始终是极为关怀的。解放初期，康心如曾被安排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财经委员会委员。不久，又安排他任四川省和重庆市的政协委员、市人大代表、市民建和市工商联副主委、市公私合营投资公司经理、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足见政府对康心如的重视。
一九五七年初，周恩来总理出访欧亚十一国返回时，途经重庆，并在重庆做了短暂的停留。二月十日上午，周恩来在打听到康心如之四弟、老朋友康心远、王絮茵夫妇的近况及住址后，便特意专程轻车简从前往重庆宾馆附近的冉家巷康心远家，看望这两位早在解放前就相识的老朋友，畅谈沧桑，并同康心远夫妇一道在重庆的一家川菜小馆吃了一顿家常饭。席间，总理也问了康心如的情况，并提到抗战中他在重庆工作时，同这里的工商界人士都结下了友谊，也都成了好朋友。总理在渝期间，正值重庆市工商联召开第四届委员会代表大会，周总理在康心远的热情邀请下，于当天下午，偕同行的贺龙同志一道欣然前往大会看望委员们。
周总理在见到这些老朋友时，非常激动，也非常动感情。特别是在见到康心如时，总理激动万千，并极为关切地对他说：
“你老了。”
当时，康心如紧握住总理的手，心中有无数说不清的滋味，有不堪回首往事的苍凉。他对于已成为政府总理的周恩来一向十分钦佩与敬重，而总理依然能记得他，关怀他，就更使康心如感奋而激动。
解放以后，康心如在学习和逐步深入了解了党的各项经济政策和方针之后，也曾非常希望能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为祖国效劳。特别是在安置批发商转业的问题上，做了大量工作，并提出过筹集资金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其本意依然是无论谁掌政权，他康心如都希望这个政权能将经济搞上去，从而彻底改变祖国贫穷的面貌。
但是康心如又没有想到，时隔不久，就在周恩来总理亲自接见他的几个月后，他却被划为右派。
从此，康心如将这顶沉重的右派帽子整整戴了十五年，直到死后数年才得到改正。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六日，文化大革命期间，戴着右派帽子的康心如病逝于北京。终年七十九岁。
（丽君）
郭琳爽和上海永安公司
郭琳爽（一八九六—一九七四），别名郭启棠。上海永安公司总经理。生于广东省中山县竹秀园村。其父辈创立上海永安公司时，投入二百万元港币。郭琳爽善于经营，几年后便建起永安新厦。抗战时，公司被日本作为“敌产”军管。一九四六年，公司的资本额增加到法币十亿元。上海解放时，毅然留在大陆。文革中去世。
父辈创业海外
广东中山县石歧镇南七八公里处有个风景秀丽的旗鼓乡，乡中有个竹秀园村。村后是满山翠绿的旗山，村前是一片平原，村中的一幢幢青砖红瓦的农舍被一丛丛翠竹遮掩着。这就是上海百货业富豪郭琳爽的家乡。其父辈郭乐、郭泉、郭葵、郭顺等兄弟，均出生在这里。相传，旗鼓乡一带数百年前，是一片荒地，直到明朝嘉靖年间，山海关一带的居民才陆续迁来这里，他们相中了这块宝地，于是便盖房种田，开始建设家园。
因为村中到处是茂密的篁竹，大家就给这个村起名叫“竹秀园”。
郭琳爽的祖父名叫郭沛勋，是个勤劳的农民，靠着耕种二十八亩地生活。生有郭炳辉、郭乐、郭泉、郭葵、郭浩、郭顺等诸子。兄弟六个，农闲时在村塾里学习古文，农忙时，帮着父亲锄草种田，挑禾担谷，一家人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