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又对着陈伯达说：“你们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闹。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
毛泽东也许是顾着“第二号人物”的面子，用较为缓和的语气对他说：“我劝你也别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去当！”
陈伯达听着毛泽东的话，觉字字句句都象针刺一样难受，不可一世的神气一下子瘪了下去。
林彪听后虽觉得有点尴尬，但在心里却直惋惜唉！没想到败得这么惨，这么快！彻底完了！
毛泽东的指示传达后，会议的气氛立即降温，吴、李、邱、叶感觉很紧张，心也凉了半截，为了脱身，有的急忙把自己的发言记录收回。
8月26、27日，吴、李、邱、叶被周恩来找去谈话，要求他们向会议作检讨。
陈伯达跳得最高，当然也就摔得最重了。会议很快转入了对陈伯达的批判。
但对林彪，鉴于他是“接班人”，“副统帅”，毛泽东尽管知道他是头目，但为了不引起震动，只好采用分而治之的策略，不能一锅端了，只是借一典故暗示他注意。林彪听到主席说：“纣虽不善，不如是之甚矣”，虽听不懂，但又不好当面问。后来查清后，终于明白了毛泽东已把自己看作“纣王一样的人”，但又留有余地说“不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坏”，林彪又觉得有点安慰。
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只好“弃车保帅”了，对其他同伙说：“错误要往陈伯达身上推，强调上当！”
9月5日，会议以批判陈伯达而告结束。登机返回时，林彪再次回首庐山，默然无语
野心家林彪坏我长城
“文革”进入第二个年头后，一场夺权的风潮迅速在全国各地蔓延开来了。先是上海市委的大权被夺，接着便是山西、山东、贵州、黑龙江等省的省委大权被夺，消息接二连三地传来。林彪听在耳里，喜在心头。在他看来天下大乱，就是天下大好。可高兴之余，不免又深深地遗憾竟没有一个军区的大权被夺的消息传来。他虽是国防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掌握着较大的军权，但他对军队里那些不怕他、不吹他、不捧他、不服他的人，总看不顺眼，而且把他们看成眼中刺，要拔掉而后快。他曾多次对吴法宪等人说：“要把军队的一小撮不好的人都揪出来烧掉，”挖出那些“带枪的修正主义路线。”江青也跟着起哄说：“武汉、成都，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
可要“冲”军队，谈何容易。在军队里不仅有叶剑英、徐向前、陈毅、聂荣臻等正直的老帅们把着关，而且还有“军委八条命令”在管着。这八条是老帅们为了国家的稳定安全，为了保卫军事机关免遭冲击而拟定的，是毛主席亲自批阅通过的。所以林彪即使有想搞乱军队的那个心，也没有那个胆。但后来，毛主席指示，解放军介入“文化大革命”、“支左”，却给军队的不稳定制造了隐患。不久，就有涉及军队的武斗事件传来，而且是林彪、江青所痛恨的武汉军区。这个事件就是所谓的“七·二零事件。”当事者是武汉和南下的造反派与“百万雄师”派和武汉军区。事件的发生是由武汉和南下的军内外造反派占领汉口“红旗大楼”（《长江日报》社所在地）而引起的。他们占领大楼后，于2月9日利用《长江日报》发表社论，说《长江日报》是他们在解放军的“支援下”接管的，制造一种武汉军区支持他们的假象。然后，造反派开始了更大的冲杀，甚至冲击军区支左指挥部。
广大军民对这种无法无天的打砸抢很不满意，纷纷要求武汉军区对2月9日的社论表态。军区党委听取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意见，于2月28日发表《严正声明》，指出军区派部队去“红旗大楼”，是为了维持秩序，防止武斗，决不是支持2月9日社论。并于3月7日根据军委“八条”命令逮捕了煽动极左思潮、搞打砸抢的一派组织的头头朱鸿霞等人。3月21日，宣布解散带头造反的“工人总部”所属组织。社会秩序趋于安定。
这种事的发生正是林彪、江青一伙所梦寐以求的。从这一件事中，他们看到了实现他们“抓军内一小撮”阴谋的突破口。于是，马上利用此事大做文章。在他们的授意下，19盯年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另立新说，成为儒学的主要反对派。率徒奔波于齐、鲁、宋、，意在批判和警告武汉和成都等地的军队领导，不要压制造反派和红卫兵。不久，中央军委又颁布了由林彪策划口授的否定“八条”的《军委十条》。其表面上看中心意思是“正确对待群众”，实质上是支持冲军队、反军队的激进派。在社论和“十条”的鼓动下，本已平息下来的事态，重又被激化起来了。武汉造反派马上到军区支左办公室贴大字报“挑战”，接着搞“串校游行”，“杀向社会”，提出要粉碎武汉地区的“二月黑风”、“二月逆流”，为工总翻案，把矛头对准了武汉军区，致使“工人总部”与“百万雄师”之间的武斗事件频频发生，执行“三支二军”任务的解放军常常遭到造反派谩骂甚至围攻，惨案时常发生，武斗有增无减。
而此时，中央文革小组却别有用心地把武斗的责任归咎于“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6月26日，中央文革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办公室给武汉军区发来电报说：“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照中央《六·六通令》严肃处理。”这种故意颠倒黑白的行为，无异于鼓励造反派大胆地干，大胆地杀向社会。
7月14日，毛泽东、周恩来、杨成武、汪东兴等到达武汉处理问题，同时，谢富治、王力也从重庆赶到武汉。经过协商，16日毛泽东指示给工人总部平反，放掉朱鸿霞。“百万雄狮”是群众组织，谢富治、王力要派专人做他们的工作。建议军区负责人主动承认犯了方向性的错误。
但王力和谢富治打着“中央代表团”的旗号到武汉的晚上，就违反了周恩来的关于中央代表团不要公开露面的指示，有意识地与造反派谈话，暴露身份。周恩来只好让他们提前到群众组织中去工作。下去后，他们却公开采取压一派支一派的手段人们用来表示事物的相似性和共同性的概念。这种观点被称，逮捕了13名“百万雄师”派的负责人。在周恩来飞回北京后，又到水利电力学院的造反派总部，发表演说，公开表态支持造反派，说“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王力还提出所谓“四点指示”：军区支左方向错了；要为工总平反；造反派是革命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这种公开支持造反派的做法，激怒了武汉的广大群众、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7月20清晨，愤怒的群众来到东湖宾馆，要找王力说理，请他到军区大院去回答问题。王力赖着不走，群众忍无可忍，硬把他塞进汽车，拉到军委大院批斗。7月20日至23日，武汉军民连续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在此期间，“百万雄师”收到了湖北20多个县市的声援电，得到了陕西、辽宁、四川一些群众组织的声援。这就是影响很大的“七·二零事件”。
这一事件中王力被批斗，完全是咎由自取。而事件的发生则是林彪、中央文革推波助澜的结果。可林彪却反咬一口，危言耸听地说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搞兵变，并把“七·二零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为他们掀起“揪军内一小撮”奠定了一个基调。对这一事件的直接引起者王力和谢富治，则捧为英雄，在北京西郊机场为他们的回来举行了数万人的欢迎仪式。
北京街头也一夜之间，贴满了打倒陈再道、钟汉华（武汉军区政委）和揪出“黑后台”徐向前的大字报。这预示一场指向军队的大批判就要开始了。
7月25日下午他们又在天安门前召开一个百万人的欢迎大会。林彪本不想参加，但在快要开会时，又打电话给中央文革表示要亲自参加，说：“目的在于增加左派的威力，打击右派的气焰。这个欢迎大会列宁文稿列宁著作集。共17卷。实际上是《列宁全集》，实质上要开成一个示威性质的会，向右派示威，加速右派瓦解”。下午五时，大会在一片“打倒陈再道”！“打倒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声中结束。
7月26日上午的中央常委扩大会上，林彪、江青一伙，又把该会开成了批判会，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说武汉事件徐向前是有责任的，一定要追究。徐向前愤然退席。会上不仅不听陈再道的解释，吴法宪还带领几个打手冲进会场，抓掉陈、钟等人的领章帽徽，拳打脚踢，不让他们讲话。会议休息期间又指使一些不明真相的服务员对他们进行武斗。会议开得很长，吃过晚饭后再开，陈等人低头弯腰站了六、七个钟头，实在支持不住，陈便对坐在那里不讲话的康生喊：“康老，康老，我是放牛娃出身，六十岁的人了，念我革命四十年”话还没说完，康生就恶狠狠地打断说：“人可以变！你陈再道不要摆老资格，不要以为毛主席叫你是同志你就不是反革命了，三十年前张国焘在武汉叛变中央，现在你们又在武汉发动反革命叛乱，这是张国焘事件的重演”。
他们这样大加讨伐，主要是为了吓唬人，让人不敢再反对他们的极左路线，否则其下场就和陈再道等人一样，“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7月27日，林彪、江青一伙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发出了《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说“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抗中央军委的正确指示的科学客观世界相对。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直接经验的世界。认，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反对中央、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竟然采取法西斯的野蛮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