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样，逝向东海。有如此寂静诗意的时刻，在淮河流域是很短暂的。这一带春季很短，晃一晃眼就逝去了，也仿佛只为凑足四季的轮回才勉强光顾这里。猛地，这场细雨收住了，人们从还湿着的空气中突然感觉到一阵阵似有似无的沉闷，像顺畅的呼吸猛然有一口气没提上来，皮肤上憋出了一层薄汗。这就是夏天到了。接着就会有突如其来的暴雨和洪灾。沿淮的人家都说春雨贵如油，珍惜着呢。十年春天中，往往有一两年摊了个久雨不睛的坏天气，瘫子村人便要举办仪式“扫睛”。由独生女家用秫秸和纸扎糊成“扫天婆”。供它吃青色的蛇胆。双手分别执扫帚和搓斗，悬在屋檐之下，雨停后取下，陪黄表纸烧掉送上天去，向龙王爷酬谢止雨利耕的恩惠。农历二月二的“土地会”上，麻三叔也要率全村老少抬菩萨“钉桩”，预测当年水情，判断年成丰歉。等到开耕时，由村长梅虎扶着第一趟犁，鸣放鞭炮，鞭炸春牛，这叫做“劝春”，大忙就开始了，田间日夜是干活的人。可此刻细雨飘扬，寂静比春天慵倦的梦还要深。有人睡着，像一条晾干的蛇皮。
乡政府秘书郭建辉匆匆下了淮堤，赶往瘫子村，他要把搬迁后的新村规划图纸送达每家每户。昨晚王清举召开了一个会，分析绝大多数村民不主张搬迁的原因，探讨解决之道。大家七嘴八舌地谈到了深夜，白炽灯照着扯皮会，十二个人参加的会上竟出现了四种互不相让的调子。
一是“剪刀论”，认为农民中目不识丁的人一抓一大把，不敢说愚昧，至少可以讲多数人鼠目寸光吧。跟他们讲道理，人多嘴杂，众口难调，要讲到猴年马月？民国开始时，进步青年拿着大剪刀站在街上，去剪那些清朝遗民的大辫子，大家还不是死守活抱着辫子痛哭流涕？宁可掉脑袋也不愿把辫子削掉，哪里需要讲什么婆婆妈妈的道理？剪刀嘎嘎响。剪刀就是道理。渐渐地整个社会都扭过弯来了。现在我们就要对瘫子村人拿出锋利的大剪刀来。要是等到把理说清再下手，许多人脑后兴许现在还长着尾巴呢。理讲得太多、太认真，就会乌烟瘴气。这是瓷器活，得出金刚钻。
二是“和风细雨论”，它批驳了拿剪刀的强制蛮干是一种过时的行为。如今农村的“草根民主”已是绿油油，剪得干净？何况村一级是村民自治组织。万万不可忤逆民心、强Jian民意。趁着税费改革非常得民心的时机，我们应该像春风一样温和。人怕就怕尊重二字，本来搬村就是为他们在谋利益嘛。我们应该像细雨柔和，柔和得他们舒坦，柔和得他们发怵，柔得他们丈二和尚摸不到后脑勺。再说，你要搞狂风暴雨式的强逼，出了岔子谁兜着？现在早已不是做官坐轿“当老爷”的时代了。再弄出几百台拖拉机围堵省政府的大漏子，谁有胆子去补？谁出头就丢乌纱帽。风柔雨细，退一万步讲，成不了事，也不会把自已淋成个倒霉的落汤鸡。
三是“鸡头论”，母鸡往哪边晃，小鸡摇摇摆摆地就全跟上趟了。关键是要抓住村里的鸡头，鸡头是谁呢？一个是村民投票选出来的村长梅虎，二是村里公认的主心骨梅麻三。梅虎是梅麻三的崽，还敢悖了他爹？揪住了梅麻三，不愁其他户。现在世界上最高明的管理学家都谈鸡群效应啦。呱呱呱呱，这一招肯定灵，又简单。梅麻三既是个头，就一定比其它人明大局，集中火力攻他一个，弄毁了他，是最好的方案。
最后一个是和稀泥的“渐进论”。把话给每一户说清楚了，愿意搬的早搬，不愿搬的随它去，搬到堤上少受灾的罪。农产品买卖也靠着繁荣的集镇，哪一点不是明摆着的好事儿？新屋还设计了沼气，屎和尿，沤一下，还可以点灯烧饭啦。农民眼皮子浅，不瞅到实惠他不愿挪窝。有了这么强的反差，留在滩上的人自然地就搬上来了，还要我们费什么脑筋？四种观点在小会议室碰得叮当乱响。一向善于拍板定夺的王清举破例地只顾闷头喝茶，莫衷一是。吵得不可开交时，大家都拿眼睛齐刷刷地瞧他，他也只是避开话锋地说道：我看瘫子村老百姓的心态也并非铁板一块，为啥绝大多数人投了反对票？病根子在于我们自已工作太糙了，投票前并没把那个县规划所的图纸拿给他们瞅，人都是有点梦想的嘛，看过了新居，就没人被触动改变主意？我就不信！郭秘书，请你明儿个就把图纸复印送到每一个村民的手中。
出人意料的是，郭建辉把第一份“县乡镇规划设计事务所所绘之滩子新村民居图纸”送给了我。让人惊奇吧，这个棒子撵不出一个响屁的人跟我在一起，竟似换了张皮，不仅擅谈，而且风趣幽默得紧。他说，他小时候理想是做个身骑黄膘马、腰挎盒子枪的绿林英雄，劫富济贫的响马一类的人物，大碗吃肉，娶几个押寨夫人，有点像王清举做船匪的爹。稍大一点，眼看到响马英雄做不了，又好读史书，就想像我一样做个研究英雄的史学家，好比《红楼梦》中所说的，做做意淫英雄的梦而已。再往后，泡泡又破了一个，只好跟着英雄的后面做个跟屁虫。那天在腊八的炕头，眼见着不善喝酒的郭秘书被灌得晕乎乎的，说话渐渐地便少了平时的分寸。
我问他：“你觉得王清举是哪一路子的英雄啊？”
“貌似吧，貌似吧。”他舌头打转了：“大英雄身后跟着大跟屁虫，小英雄身后跟着小跟屁虫。哈哈哈，我郭建辉是跟在地球上最可怜的一个英雄后面的一只最可怜的跟屁虫。”
大凡蓝图都是让人激动的，或者仅仅是让人激动。我趴在腊八的炕头，以自姜斯年教授那里剥得皮毛的严谨眼光，审视着图纸的每一个细节。从整体上看，新村显现出井井有条、实用又气派的风格，两条各长六百米、呈十字交叉的中央街道两侧，均匀有致地分布着小学校、村医院、农药及种子销售网点、公共浴池、粮店、屠宰场、小戏院、拖拉机加油站及维修铺等公用设施，造型比一般农舍要高大一些，挂着醒目的标牌。显然，这大环境的设计出自对农村生活颇为熟悉的设计师之手，生产和生活的急需之件，无一疏漏。从单体看，每一座宽七米、深六米的院中，座落着一幢两户连体的别墅版农舍，院中一道水泥矮墙分隔，墙两边各设一些垂挂农具的钩架。每户底层三间、二楼两层，底层房间一明两暗。后院偏小，呈半弧形，设蹲式马桶的厕所和沼气池。自来水管和电视插孔铺到各户。屋顶平铺，用作晒麦和晾菜的露台。厅堂方正宽敞，摆放条几及祭祖烧香时的供桌都已标出，样本图上有一个设计师还调皮地勾了个神来之笔：在厅中吊扇的根部画了个肥硕的燕巢、在烟囱上勾出几缕袅袅的炊烟，寥寥几笔让枯燥的图纸迸出了盎然生机。
腊八把图纸一揉，就要扔，大大咧咧地说：“屌毛灰呀，倒数八辈子，哪有福气住这屋呢。再说，全村房子一个模子印出来的，喝醉酒了还不撞错门，摸到人家寡妇床上去。”郭建辉哈哈哈地呲个瘪嘴笑了起来。七姑赶紧把图抢了过来，楞了会，她眼里突然冒出了晶莹的泪光，说：“你这傻孩子啊，今年除夕夜，把这张图烧到阴曹地府，给你爷爷瞅瞅。当年他豁出命闯总督府，不就是为这吗？收到纸，他肯定要托梦给我的。”
“预算做细了吗？每户得掏多少钱啊？”我问郭秘书。
“大概每户三万多块钱吧。乡里贴进去一些扶贫款、再发动富裕村镇援个手，估计每家最终还得掏个两万五多点。唉，也是猛了点，可标准不定高点，过两年就淘汰了。领导看了也不提神儿。乡长下狠心啦，要搞，就搞个咸鱼翻身！”郭建辉说。
“乖乖个龟熊，三万多块呢。把沿淮七十二镇的野狗全宰了。Bi毛卖出貂皮价，也填不饱这个大洞。”腊八一旁嘟囔着。
“这钱咋个出法呢？”我问。
“乡里跟工程承包商讲妥了，乡财政兜底，先建后还债。每年秋后从各户卖粮款里扣，人不死、债不烂。这个倒不怕。”
“粮比猪粪还贱。靠卖粮款，还不得从爷爷头青扣到孙子头白？我跟腊八娘儿俩，没病没灾的，一年积攒个三、四百块钱就撑死了，你算算瞧，这咋个还债法？”七姑插话说。
“嗨我说你们瘫子村的人就是心眼憨。脑子里死根筋，拐不过弯。政府让你们搬，你们索性就搬啊，建筑商再恶也做不了黄世仁，他只会找乡政府偿债，政府急了上银行哭啊。银行是国家的，政府也是国家的，肉烂在哪个锅里不是一样啊？唉，我说你们开窍没有？”我知道，郭建辉不是酒醉，不会吐出这些。“再说了，瘫子村三年两灾，乡政府还是拿了大把的的票子喂了河神。搬上来后，乡政府救灾的钱倒省下来了哇”。
“我算窥出点道道了。各打各的算盘，各算各的帐。当官算的是政治帐，老百姓做的经济帐。”我说。“只有腊八，算的是笔狗肉帐。”郭秘书用筷子敲着酒瓶，又神经质似地尖声笑起来。不知为啥，一听到他的笑声，我的脊梁骨就一阵阵隐隐作痛，我想起了从夜间柴房冲出的飞天蜈蚣的嚎叫声。这笑声，有着铁片从锅底不断刮过的那种尖厉。
“你们这些乡政府的干部，不怕被这笔烂帐套住脖子啦？”我说。
“嗨我说你这个钻故纸堆的历史学家，真是个彻头彻尾的书呆子，你替死人担心透了，还替活人操心啊。有道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