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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记者先生想必多年已经不使用公共交通系统，对本地的民情不体察；也没有接受过专门的调查的培训，所以怪不得他（你要是不懂，下次就不要调查了）。当然，他的调查也还有点用，可以让我们知道几乎所有的被调查者都清楚，在公交车上是应该让座的。不过，要得出这个结论，还真不需要他的调查结果，公交车和地铁每次启动，广播里就说一遍，“请主动给老弱病残孕及怀抱婴儿的人让个座”，没有听力障碍的人，想不知道这点，难！
上海的外地人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上班坐的911路据售票员介绍，大部分乘客不讲上海话。那天停靠“胸科 医院 ”站之后，上来两个白发苍苍的老人，颤颤巍巍，站在我前面大约10米处。手上拿着一张X光片，一看就是典型的“老弱病”。
以这对老人为圆心，以5米为半径的范围内根据我的判断坐的全是年轻力壮的“新上海人”。我狠心等了2分钟，肯定他们周围没有一个人会让座，我就站起来，叫他们过来坐。由于我是靠窗的座位，我出去时我的芳邻、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只得站起来让我。我万万没有想到，等我出去之后，她竟然又坐了下来。面对一个空位，两位老人相互谦让，直到这时，我的这位芳邻这才十二万分不情愿地将她的宝座贡献出来。
上海公交车上的一个座位值多少钱？
是什么力量促使这些人拿出吃奶的力气抢一个位子，甚至相互间为了占座发生口角？这个力量到底有多大？为了探究这个问题，我进行了一项调查。调查的题目是这样的：
有一路公交线路，为了下面称呼方便，我们假设是100路。100路两个终点站之间的距离以及运行所需要的时间刚好是上海所有公交车的平均值，换一句话说，100路和上海所有普普通通的公交车没有任何区别。
100路有三条线，三条线都是空调车，车型、线路也一模一样。不同的是，100路普通线和你每天乘坐的公交车没有任何区别。100A线上面没有一个座位，你得一直站着，而且有点挤。100B线一直有座位。我们都知道，100普通线单一票价（上海绝大部分公交车采用单一票价制，也就是不管你坐多远或多近，空调车都是2块钱。）是2元，我的问题是，100A线，也就是一直都得站着的那种车你愿意付多少钱？100B线，也就是总有座位的那种车，你愿意付多少钱？
调查结果是，100A线的人们愿意支付的平均价格是：1。033 3；100B线人们愿意支付的平均价格是：2。633 3。
我将100B线的平均价格减去100A线的平均价格，差值就是人们愿意为一个座位所支付的价格——1。6元。
这个结果让我大跌眼镜！他们拼死拼活去抢占的位子，在他们心目中竟然不到两块钱？！
我原以为少说也要10块钱。难道我的调查有错误？我又回头去问那些受访者。“你说什么？10块钱？那我为什么不去叫出租车？”
也是。
我再仔细检查我调查的数据，发现，所有调查对象中给总有座位的100B线的最高价仅为3。5元，最低的为2元（和普通车没有区别）。还有，统计学上有一个指标是标准差，标准差是反映大家是否一致，标准差越小，意见越统一。如果所有人的意见是一样的，那么标准差就会为零。这里的标准差为0。536 4，是相当小的。总之一句话，在大上海，人们为了公交车上的一个座位只愿意付1。6元的结果是非常准确的。
我的一位在广告公司工作的朋友的故事也证明了1。6元确实会有这样大的魔力。
那是90年代末，他们计划为一家烟草公司策划一次公益活动，活动的主要内容是免费送雨伞。通过讨论，公司最后决定选择在南京路上当时一家非常有名的百货商店里进行。他们以为这家百货商店一定会非常乐于配合这样的活动，因为在当时，还极少有企业进行过如此慷慨的赠送活动。
我的朋友当即打电话到该百货公司的广告部，广告部的经理接的电话，听完我朋友的来意之后，他一口拒绝了这样的公益活动。我朋友大为惊讶，连忙问他为什么？对方回答说，“上周一家企业在我们这里赠送一个马甲袋，我们的大门被挤破了，正在修。你要是在我们这里送雨伞，我们商店根本就不用开了”。
泄密的上海公交车广播
大上海一心想赶超的那些老牌国际化大都市里的公交系统里的广播通常极其简单，就是到站时报一下站名，启动时再报一下下一站的站名。完了。
与他们相比，上海的广播内容就可以说是极大丰富。一位想了解当地市民素质的外国学者，哪里也不用去，只要到公交车上走一遭就可以了，甚至连眼睛都用不着睁。
公交车快进站，广播里传出第一句：“请先下后上，文明乘车。”
中国的国情是，强调什么表明缺什么。于是，他就知道，这里流行的是高效率的上下同时进行，甚至是先上后下。老外的公交车，绝大部分只有一个司机，兼卖票，其中，大部分的车还找零，再现场打印出一张车票交给乘客，这个过程要碰上不利索的乘客差不多要一分钟。我个人在国外遇到的最长的等上车纪录是十分钟，也就是说对于最后一个上车的乘客来说，从公交车停车靠站到启动离站，他在下面排队等了十分钟。可是整个过程中，没有一个人催过前面的人快点，也没有人不排队上车。
车子刚启动，广播会说第二句：“请主动给老弱病残孕及怀抱婴儿的人让个座。”
老外便知道了，这里遵循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许多人辩解说，外国人的风度是建立在车多人少上的。小城市确实是这样，车上难得见到两个人。可是大城市的地铁，尤其上下班高峰，拥挤的程度一点不输给上海，要工作人员在下面推才能上去的事情也时有发生。
老外面对座位，我总结出了三种情况：第一，主动放弃。有一次我在巴黎的地铁上看到两个讲法语的大人带着一批讲美国英语的孩子。法国的地铁进门有四个折叠的椅子，四个孩子一进门就坐了上去，过了一会一个大人用英语对这几个孩子说，你们该站起来了。因为在这些椅子旁边，用法语写着：“当车厢里的人比较多时，请站起来。”第二，互相谦让。两个人同时看上一个座位。这肯定是一开始彼此没有看到对方，当他们越来越接近那个位子，终于注意到对方的存在时，双方的第一个反应是同时停下来。如果这两个人是一男一女，问题就比较简单，毫无疑问，男的让女的。如果两个都是男的，那就看谁坚持让到最后。第三种情况我至今不理解，不坐。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有位子也不坐？
中途，广播里又说开了：“本车即将进入外滩文明示范区，请乘客遵守‘七不’规范。”
这句话我们不必担心老外有什么不良反应，因为他听不懂什么是“七不”规范。不过，我本人有点不明白这句话，进入外滩文明示范区需要遵守“七不”规范，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其他地区就不需要遵守了？
车子到了站，广播里说第四句：“行人请走人行道，过马路请走横道线。”
你看看，听了这句，他连马路上是怎么回事也知道了。
吓唬式教育值得反思
平心而论，我们的各级政府、宣传部门、精神文明办公室在这个问题上没少花力气进行教育和宣传，但是，效果显然不太明显。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采用的方式经常在无用的“吓唬人”上做文章。
比如，我们在劝告大家不要乱穿马路时，总爱宣传说乱穿马路危险，指望把人给吓唬住。上海电视台的公益广告是这样做的：一群小鸭子在鸭子妈妈的带领下过马路，前面亮着红灯，小鸭子径直走过去，一辆车子过来差点轧到它们，吓得鸭子妈妈赶紧把它们拉回来。等到交通灯变绿，鸭子妈妈这才带领它们神气活现地过去。
同样的原因，每年在交通安全宣传周，都能在上海的电视上看到老一套：一个记者拿着话筒问一位刚刚乱穿马路的行人：“你觉得你这样穿马路安全吗？”
“安全。”我代替他回答。我大声地、负责任地告诉大家，以我单位门口的淮海路为例，“乱穿淮海路不但安全，而且非常安全！”乱穿马路被车撞死的概率大约和飞机失事的概率相当。我们总说乘飞机安全，说什么一个人需要连续乘坐2 000多年才会遇到一次飞机事故。可是同样低的概率，一到穿马路便说成极其危险。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随地吐痰，我们总是宣传说，随地吐痰会传染疾病。随地吐痰真的会传染疾病吗？为此，我专门请教了一位公共卫生专家。
这位专家坦言，从理论上讲，随地吐痰确实有可能传染疾病，但是，在实际生活中这个概率几乎为零。他进一步指出，随地吐痰传播疾病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吐痰的人有病，比如结核病人，他的痰里就会有结核病菌。第二，病菌在空气中的密度超过一定范围，如果不是在一个密封的环境，痰中的病菌很快就会被空气稀释。第三，受体本身比较脆弱。在现实生活中同时具备这三个条件的可能性是很低的。
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确实支持了这种说法，读者诸君想一想，你认识的人中有谁在乱穿马路时被车撞死？又有谁被别人吐了一口痰传染上疾病？
退一步说，就算随地吐痰真能传染疾病，那也是传染给别人，绝对不会传染给吐痰的人自己。你再怎么吓唬也白搭。
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吓唬了这么多年愣是一个人也没有吓唬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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