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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到大连，刘伯承住进老虎滩疗养院。说是疗养，其实只是换了个工作场所。每天清晨，他到海滩上散一会步，吃过早饭就投人工作。他把俄文版的条令反复阅读，然后与译稿对照比较，检查泽得准确与否。发现有矛盾、有出入的地方，就和两个助手一起研究，共同磋商，看看如何表达才准确恰当。
刘伯承作风民主，学术上更是善于取长补短。他积极鼓励两个助手开动脑筋、独立思考，敢于争论问题，而不要有任何顾虑。他们说对了，他会豁达地哈哈大笑，说：”你们说得对，我钻牛角尖，钻进去出不来，被你们一句话点破了。”他们说错了，他也从不责怪，总是笑着说：“恐怕不是这个意思，你们再想想看。”遇到疑难之处，他和他们反复推敲。有时他还讲些历史典故和战例，启发他们思索，寻求一致满意的正确答案。如果各执己见，谁也说服不了准，他就把问题“挂起来”，让他们各自准备材料，找出根据，次日再讨论。有时夜深了，他还披衣起来，到两个助手的房间，和他们继续探讨白天争而未决的问题。
刘伯承治学态度严谨，钻研问题细致入微。他对每一个军事术语的译法，都反复思索，仔细推敲。既考虑到它的准确性，又注意做到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他常说：“什么文章也没有军事文章更具有美学价值。因为每个字都关系到战场上的胜负，关系到军官和士兵的生死存亡。所以不能轻易下笔，笔重千钧啊！”他很赞赏近代翻译家严复提出的理论，一篇好的翻译文章应该做到三个字：“信、达、雅”。但是，对这三个字，他融进了自己的解释。
他认为，“信”就是准确无误，忠实于原著；“达”就是讲究修辞，讲究语法；“雅”就是文字隽永，行文似流水。他还把做翻译工作形象地比喻成是做两国文字“结婚”的工作。两国文字“结婚”，应该生出一个漂亮的“混血儿”，不应该生出一个“丑八怪”来。他与两个助手在讨论条令中关于陆军与海军舰队的协同动作时，对“以火力协助陆军濒海翼侧的部队”中的“濒海”一词，就是把它与“滨海”、“临海”、“沿海”、“近海”等几个词反复研究比较，最后才确定用上去的。把沿用多年的“冲锋”改成“冲击”，也是在这次校译中定下来的。
日复一日，刘伯承一手拿着放大镜，一手拿着毛笔，整天伏案工作。时间一久，他仅存的一只眼睛就不住地流泪，眼球上也布满了血丝。但是，他毫不松懈，坚持把20多万字的条令一字字、一句句、一章章全部校译出来。
为了指导学员学好这本条令，他还写了一个6000多字的“中文译本说明”，在总结军事学院教学和吸取抗美援朝战争经验的基础上，有重点地阐述了院校教学和部队训练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何理论联系实际，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如何重视集中统一，组织诸兵种协同动作；如何以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为指针，从中学习关于军队建设和军队指挥的思想方法等等。
不知不觉，一个多月过去了。其间，刘伯承对协助他工作的两个助手，照顾得十分周到，让他们与自己一同就餐，一桌吃饭。天气凉了，还给他们送去毛衣。
偶有余暇，刘伯承也陪两位助手游览大连的公园和名胜。在旅顺口的高岗上，他遥望要塞四周，见这里地势险要，设施完备，进出港湾的海上通道细如咽喉。他手指着旅顺要塞，向随行者问道：“你们看过《旅顺口》①这部小说吗？这部小说反映了日俄战争中的一些战役战术特点。”接着，他根据小说的内容，对照现地讲起了当年日俄战争的情况。
夏去秋来。刘伯承写完“中文译本说明”之后，又拟定了给中央军委的关于请示出版此书的报告，还题写了书名——《苏联红军野战条令（草案）》，规定了版本样式、印刷规格、封面装潢等具体事宜。最后，要求两个助手认真做好校对工作，不要错一个字，并嘱咐说：“这本条令是军训部组织译出来的，封面上一定要印上‘军事训练部译稿’，然后再赢军事学院校译出版’。”
9月底，在大连度假的刘伯承完成了他预定的20多万字的译稿。他感到“还了帐”。胸中流露出真正的轻松和无比的愉快，身体似乎也比过去好多了。走在松软的海滨沙滩上，步履也显得格外轻捷有力。大海是多么宽阔，大自然是多么美丽啊！这时，也只有在这时，如释重负的刘伯承，才真正享受到了度假的欢娱。
第三节在全军高于会议上
从1953年下半年开始，在全军范围内开展了统一的、正规的、以军事为①《旅顺口》是反映1904年到1905年间，日、俄两国军队反复争夺中国旅顺口的一部小说。
主的训练。这一年，为配合全军正规训练，军事学院实施了十几次军事演习。
演习之多，甚至在一个月内就接连实施过三次。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步兵团对预有防御准备之敌进攻战斗的实兵示范演习”，“陆军师行军遭遇战斗实兵示范演习”，“师防御及转入进攻战斗的炮火保障与航空兵轰炸示范演习”，“师进攻战斗后方组织与物资保障示范演习”，“工兵渡河器材示范演习”，“军指挥所示范演习”等等。
对演习工作，刘伯承一向抓得很紧。从第一次临淮关演习起，每次重大演习他都亲自主持制订实施方案，亲临现场指导作业。他认为：“实兵演习最接近实战”，“经常实施各种不同的实兵演习，以贯通理论知识，以教会学员这种训练军队的方法，应为军事学院今后采用的训练方式，进而求得在全军中开展。”
这些演习，中央军委组织了各军区、各院校的干部近万人参观见学，对刚刚起步的全军正规训练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11月24日，在结束军指挥所示范演习后，刘伯承接到中央军委的通知，赴京出席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会议是为总结全国解放后军事工作的经验，确定军队建设的总方针和总任务，讨论军队的组织编制和加强部队训练，以及实行义务兵役制、薪金制、军衔制等重大问题而召开的。
12月7日会议正式开幕。由国防部长彭德怀主持，朱德总司令致开幕词。
在会议的发言中，刘伯承全面、系统地回顾了军事学院创建三年来的工作。他指出，三年来，在训练方面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报告中央军委讨论解决：一是学制要正规。三年来，各个系学制不统一，学员入学、毕业时间不一致，造成了学院工作的混乱状态。今后要把学制确定下来，速成系两年，预科半年，正科1年半；完成系4年，预科1年，正科3年。学员入学和毕业均应在寒、暑假进行。
二是入学审查和毕业考试要严格。要挑选政治、文化、身体等方面合格而有培养前途者入学，不能把犯了错误或文化水平低、年龄大、身体差的干部塞进学院。学习期满，速成系要进行学院考试，完成系要进行国家考试。
考试合格者，毕业后要尽量分配作教育训练工作，发挥种子作用。不能让他们担任公路局长、体育大队长、人民检查署长等职，或长期住招待所闲置不用。
三是增强学院与部队的联系。中央军委各相关部、各军兵种要加强对学院的指导和支援，要建立经常的联系，提供必要的器材，派领导干部到学院讲课、作报告，以增强训练效果。还要适当提高教员的级别、待遇，使学员、教员与部队干部一致起来，从而鼓励教员钻研学术，热爱教育工作。
四是增设战役系，培养训练全军高级干部；增设研究生院，从完成系中选拔若干品学兼优的毕业学员作研究生，经考试授予学衔学位。
刘伯承还提出，三年来每次举行较大的实兵示范演习，都要临时抽调部队，调拨器材，来往电报不胜其烦。学院要派人前往接收，要组织训练指导作业。而担任演习任务的部队，既要完成演习任务，又要完成原来担负的工作任务，无形之中加重了学院与部队的许多负担。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建议调一个现代化装备的建制师，长期驻在南京附近，专供军事学院和总高级步兵学校演习之用，并建立一个专门制造演习使用的弹药和器材的工厂。
刘伯承把上述问题，整理成“关于学院三年来训练干部的概况和向军委高干会议的建议”的文字材料，作为1953年11、12两月向中央军委的综合工作报告和向这次会议的书面报告，提交大会秘书处。
亲自动手，给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写报告，这是刘伯承多年的习惯。军事学院成立以来，他仍然坚持执行1948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决定，每两个月都给中央军委、毛泽东作一次“两月工作综合报告”，从未间断。
这些报告绝大多数都是刘伯承自己动手写的。他不愿意让工作人员代笔，只让他们提供情况、问题和典型事例。特别情况下由别人起草时，他也要提出详细提纲，写好后他再左一遍右一遍地修改，有时修改得原稿的字句所剩无几。
如果有哪一次报告没有按时送上，刘伯承都严肃地申明原因。比如，他在1952年5月29日给中央军委所作的3、4两月工作综合报告的后面就写着：“因为忙于自己准备战役法教材上课，脑眼又病，所以这个报告迟误到现在才作出来，谨此申明。”如果一段时间他因病或因其他情况没有直接领导军事学院工作，他就委托主持工作的陈伯钧教育长或钟期光主任给中央军委写报告。在报告后面注明刘伯承（病假）、陈伯钧或钟期光（代行）。
对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刘泊承总是认真贯彻、坚决照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