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04古尔登（约合1万英镑）。10年后，他的资产负债表表明总资金为514500古尔登（约合5万英镑）。所以这段时期他与威廉所做的生意似乎不可能为资金的增长作出与法兰克福—伦敦之间的进出口业务同样的贡献。可以肯定的是，到1810年时，公司的资金上升到了80万古尔登（约合8万英镑），增长的收入很大一部分可能来自管理威廉在英国的投资。但是选帝侯财富真正的重要性，就如卡尔和阿姆谢尔都隐约承认的那样，是帮助内森完成了从曼彻斯特商人到伦敦银行家的转变。这一点一旦实现，罗斯柴尔德家族对“老人家”的依赖就小了。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统治者 第一章 和平的枷锁（1830～1833年）
那些希望开战的人无疑会找别的银行家。
——弗里德里希·根茨，1830年
尽管罗斯柴尔德家族轻易地“背弃”了波旁，转投奥尔良，从保守党转到了辉格党，但他们熬过1830年革命的“法宝”并不完全是紧跟国内政治变化。因为国内的威胁——尽管这种威胁迫使詹姆斯把自己的债券埋到了花园里——从许多方面来说，是当时革命带来的威胁比较小。从金融的角度看，更为严重的威胁是革命可能间接地导致大国之间爆发战争。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这个时期的私人通讯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他们对战争的担忧，而且原因显而易见。一次革命——或即便是一次改革危机——影响的主要是国家债券。一场战争可能导致所有政府证券的价格暴跌。如果伦敦、法兰克福、维也纳和那不勒斯的经济保持稳定，那么在巴黎发生的国内危机，罗斯柴尔德或许能够经受得住。但是，一场欧洲战争影响的将是5家分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通讯显示，这种担忧在1830～1832年达到了顶峰。“你不能想象，如果战争爆发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但愿不会如此！”詹姆斯1830年10月写道：“如果不幸成为事实，所有的证券价格都会下跌，根本不可能卖出任何东西。”一个月后，他试图量化风险：
我们手头上有90万公债（面值3000万法郎），如果和平得以延续，它们能值75％；而战争爆发的话，它们将跌到45％我认为如果和平一直持续下去的话，公债价格将在3个月内至少上涨10％
这也解释了为何当时有如此多的人相信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仅热爱和平，而且还利用他们的金融杠杆维系和平的原因。比如，路德维希·博恩就明确地认为，罗斯柴尔德1831年卖出奥地利债券限制了梅特涅的军事外交空间，当时梅特涅急切地希望用武力防止革命扩散到意大利和比利时。同时他强烈地暗示罗斯柴尔德家族乐意看到法国对奥地利采取一种更为和平的政策：“如果罗斯柴尔德家族坐在法国王座之上，那么世界就不会经受法国与德国之间那么多的战争折磨。”类似的言论也能从政治圈里听到，比如奥地利外交家普罗克施·冯·奥斯滕伯爵在1830年12月说：“这只是方式方法的问题，不管罗斯柴尔德说了什么话都是决定性的，而且他不会给战争提供一分钱。”两年后，奥地利财政大臣库贝克将萨洛蒙与“和平”直接画上了等号。不仅仅是奥地利发现必须屈从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压力，梅特涅和奥地利驻法大使奥波尼声称法国政府比奥地利政府更依赖罗斯柴尔德家族。早在1828年，皮克勒王子便开始拿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发迹与拿破仑进行比较，“拿破仑悄无声息地出生在阿雅克肖，却震撼了地球上所有的国王一只小小欧椋鸟的利爪却引起了一场巨大的雪崩，顷刻间吞没了一个村庄；而罗斯柴尔德，尽管他的父亲是卖绸缎的，但今天的欧洲如果没有他，任何国家都无力发动战争”。普鲁士外交家阿奇姆·冯·阿尼姆在19世纪40年代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他发现没有受到“罗斯柴尔德家族黄金锁链”束缚的政府非常之少。
这些论断很快便成为罗斯柴尔德神话的一个组成部分。阿方斯·图斯内尔在他的反犹小册子《犹太人——新时代的国王》（1846年）中，简洁明了地称：“犹太人投机和平，这种现象仍在上升，这也解释了和平能在欧洲持续了15年的原因。”此后的作家则以更为夸张的笔法描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与和平的关系。卡普费格和希拉克据称均援引一个罗斯柴尔德成员的话说：“（欧洲）不会有战争爆发，因为罗斯柴尔德家族不希望它发生。”莫顿的话则是，“罗斯柴尔德兄弟成为有史以来最杰出的和平主义者。”居特林·罗斯柴尔德经常信誓旦旦地保证：“不会有战争的，（因为）我的儿子们不会提供金钱（资助）。”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统治者 第一章 和平的枷锁（1830～1833年）
在公开场合，罗斯柴尔德兄弟喜欢鼓励这类想法，因为这使得他们看起来既实力强劲又平易近人。“你知道谁是法国的总督，甚至国王吗？”内塞尔罗德伯爵夫人1840年12月问她丈夫，“是罗斯柴尔德。在他最近举办的晚宴上，我与他进行了深入交谈；我没有向他说任何我自己的观点，我让他畅所欲言。他已经厌倦了（法国首相）梯也尔和他的大臣们”：
“我非常了解他们，”他说，“我每天都见到他们，只要一发觉他们所走的路线与政府的利益背道而驰，我就‘召来’国王——我什么时候想见他都可以，我向他说明了我的想法。因为他知道我将蒙受大量损失，而且我想要的只是和平，因此他对我非常有信心，对我言听计从，我对他说过的话，他极为重视。”
究竟这种餐桌上的话吹嘘成分有多大——就如内森在19世纪20年代向皮克勒王子吹嘘的那样？兄弟几个的私人通讯中，是否包含了外界流行的说法：他们利用自己的地位维系了1829年之后的和平？
这里有必要将罗斯柴尔德对于金融杠杆的使用——主要是拒绝向那些筹划战争的政府提供贷款——与他们充当外交沟通渠道的角色区分开来，后者通常不易被人觉察。第二种功能，即外交渠道功能，在19世纪30年代，其重要性急速提升，尽管罗斯柴尔德的通讯系统是在此前10年已经成型。从根本上说，政客与外交人员开始使用罗斯柴尔德通讯系统是出于两个原因：它比官方用以传递外交信件的信使系统要快；非约束性信息能够通过兄弟几个彼此间的通讯，间接地从一个政府传递到另一个政府。罗斯柴尔德兄弟愿意提供这样的服务，其原因也不难发现：他们能够借此获得比正规渠道知悉的外交政策更多的信息，进而做出更好的投资决定。对于历史学家，难处就在于兄弟几个并不总是明确地区分自己的想法以及大臣们的观点：也是从这个时期起，他们开始在信中使用“我们”这个词，它所包含的并不仅仅是“我们罗斯柴尔德家族”这层含义，同时还代表了“我们的政府”，意指5兄弟此时生活的5个不同的国家。此外，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影响政策方向，还是政策影响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确实很难区分。
庞大的通讯网络
因此，罗斯柴尔德兄弟沟通网络的发展和特性对于理解19世纪30年代的金融外交至关重要。与平常一样，一定数量的神话需要被剔除——人们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就如迪斯雷利小说人物西多尼亚一样，是一种近乎超自然的情报部门的核心：“任何一个大臣都没有与秘密特工和政治间谍进行过如此的沟通通过这些信息来源，他掌握的奇怪和隐藏的事情通常能吓到那些听他讲故事的人世界历史的秘密是他的消遣内容。”确实，截至19世纪40年代末，罗斯柴尔德兄弟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代理人和定期通讯网络，其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让纽考特跟上世界经济和政治发展的脚步。但是，在滑铁卢战役之后的20年里（战役结果的消息是罗斯柴尔德通讯渠道的第一个成果），他们的系统初见雏形。与任何一个希望进行国际通讯的人一样，他们的信件——有时甚至是他们的性命——完全依靠运气。1817年，萨洛蒙和他的妻子乘马车从巴黎前往鹿特丹，渡过一条河时遇上了大风暴，他们被认为“99％”淹死了。整个行程持续了72小时，不过这只是一种意外情况：1814年，信件从巴黎寄到法兰克福通常只需48小时；但是伦敦发出的信件需要一周才能到达法兰克福；1817年，信件从巴黎到柏林要花费9天时间。由于兄弟几个似乎都有“写信强迫症”——即便等候见大臣们时，他们也会在前厅草草地写一些信——所以他们一直想方设法加快邮递速度。我们已经看到，从1815年或更早的时候开始，内森便依靠他在多佛和加来的代理人，通过向负责邮件递送的船长支付额外费用的办法，加快他的信件传递速度。他有时似乎还采用多个路线寄信件复件的办法来避免延误造成的风险。1814年，阿姆谢尔提出了一个在法兰克福克服延误问题的聪明办法：如果汇率上升，他的弟弟们用蓝色信封（给他寄信）；如果跌了，则用红色信封，“届时，在邮局里的迈耶就能立刻让我知道收到的是红色信件还是蓝色信件，这能节省半天时间。”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统治者 第一章 和平的枷锁（1830～1833年）
但这并不能解决一个难题，即兄弟几个通过德国各个邮局寄出的信件都控制在奥地利秘密警察的手里，信件会被一一打开，如果发现似乎含有政治敏感信息或有用信息，信件内容将被复制。同样的保密性缺失也让几兄弟放弃了对外交“信袋”的使用，当时这种信袋由特定的信使从一个首都递送到另一个首都。因此，罗斯柴尔德兄弟别无选择，只能雇佣私人信使，他们最晚在1814年便开始了这样的做法。问题是信使的开销十分庞大，兄弟几个也经常因为值不值得使用信使的问题发生争执：如果信使使用过于频繁，运营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