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有条约规定的义务（这要回溯到1814～1815年），同时也有自己的战略利益。第二，从外部干预比利时或爆发的其他任何地方，可能会导致法国政权“左倾”，因为共和主义和国际主义之间存在着历史性的联系。梅特涅也并不是唯一记得法国当年“阴谋”的人：18世纪90年代，法国利用国内的“无政府状态”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扩张。
詹姆斯获悉比利时爆发革命的第一反应就是举行了一次会议，将法国外交大臣莫莱和普鲁士大使拉到一起，希望两国避免发生直接军事冲突。他同时还敦促内森反对任何英国支持的、以荷兰国王名义进行的干预行动，他（与汉娜以及列昂内尔一起）得出结论认为，比利时宣布独立实际上是（可能主要也是）自卫性的。与此同时，由于担心革命的浪潮会扩散到那不勒斯和西班牙（就像在19世纪20年代一样），詹姆斯将路易·菲利普的一个隐晦警告传递给了梅特涅，即“他会按照君主立宪制给予他的权限，反对各国爆发的革命但他的地位迫使他必须对于自由派的期望表示出一定程度的尊重”。因此，那不勒斯国王“为了国家整体利益的考虑，以及赶上思潮的发展”的需要做出“让步”。几天后，莫莱告诉詹姆斯，如果法国被“数量庞大的（普鲁士和奥地利）军队包围的话”，法国可能会被迫备战。对于“全面战争”的担忧也在许多外交官那里得到了回应，包括拉姆，他认为英国也可能介入。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统治者 第一章 和平的枷锁（1830～1833年）
不过，塔列朗与阿伯丁会谈之后，各国的担忧消除，比利时问题最终决定由大国在伦敦的代表仲裁解决。但是，在比利时与荷兰的仲裁尚未达成之前，又传来消息称华沙爆发反对俄国统治的革命。实际上，可能正是波兰局势的发展在最大限度上阻止了各国对于比利时的战争，因为华沙革命前，沙皇一直准备从波兰派遣军队支持荷兰。俄国军队从1831年2月直到同年10月才镇压了革命，这可能是全面战争未能爆发的主要原因。但与此同时，革命向东扩展的势头，似乎又增加了国际冲突的可能性。迟迟未决的比利时疆域、它的中立地位以及国王的人选问题，在1831年只是延续了之前的不确定性，罗斯柴尔德家族再次在巴黎和伦敦之间担当了信使的角色，传递各种建议和反对意见。就在这时，传来了意大利爆发叛乱的消息：不是发生在之前预期的那不勒斯，而是在摩德纳和帕尔马公国（1831年2月）以及教皇之下的公国（3月）。
1831年3月～1832年3月之间，欧洲大陆出现了一系列的“革命火花”，而一个或多个大国卷入战争似乎一触即发；每次，罗斯柴尔德家族都竭尽所能地消除各国之间的紧张状况。最先爆发的一起危机不仅让奥地利介入教皇公国成为可能，而法国则准备支持革命者。詹姆斯和萨洛蒙大量地介入巴黎和维也纳之间爆发的口水战。最终，奥地利采取了干预行动，不仅出兵摩德纳（法国默许），同时还应教皇格雷戈里十六世的请求进入博洛尼亚，这次行动或多或少地导致了法国政府面临的战争威胁——这个信息当然也是詹姆斯传递出来的。这可能是最接近于全面战争的时刻，毫无疑问，法国与英国的债券市场跌到了最低点。此时，罗斯柴尔德介入政府间通讯的证据尤为确凿，当时詹姆斯亲自参与起草了法国提交给奥地利的一份声明，呼吁进行国际调停（按照比利时模式）。到4月中，詹姆斯确信“意大利的危机已经结束了”，而且英法德团结起来避免了对比利时的战争。
第二次危机出现在1831年8月，仍旧在比利时。围绕选择萨克森…科堡的利奥波德担任比利时国王的不确定性持续了数月之后（局势还因波兰持续的战争以及奥地利反报复意大利自由派的战争而恶化），荷兰入侵比利时再次使全面战争成为可能。但再一次，各国采取了克制态度。无论是普鲁士还是俄罗斯均不支持荷兰的举动，英国在经过紧张的磋商后，支持法国派遣远征军前往比利时的决定，但同时要求，一旦打败荷兰，法国就必须撤军。截至10月，比利时引发全面战争的危险逐渐消除；尽管比利时11月15日提出的“24条协议”远没有获得预期的突破，普鲁士、奥地利和俄罗斯一直到1832年5月才正式予以承认，而荷兰国王则仍然拒绝签字。
第三次战争威胁出现在1832年2月，由教皇公国的一起暴乱引发。奥地利军队再一次被要求介入，而法国也再一次寻求插上一脚。实际上，这次法国确实派军队占领了安科纳港口，这在詹姆斯看来是一次“严重的失策”举动。但是，这次与以往的危机相比还是要轻得多（市场对其毫无反应便是例证），巴黎与维也纳之间也从未出现真正严重的裂痕。
最后一次战争威胁出现在1832年秋天，当时法国再次威胁以军事干预的方式迫使荷兰接受“24条协议”。即便英国同意采取联合行动反对荷兰，这同样也会再次引发普鲁士或俄罗斯采取报复行动。1832年5月的《伦敦协定》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它让比利时人留在了卢森堡（除去它的要塞）和林堡（除去马斯特里赫特），这违背了24条协议。但它足以维系和平，一直到1839年出台决定性的国际解决方案。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统治者 第一章 和平的枷锁（1830～1833年）
在这些危机中，罗斯柴尔德的信件充当了沟通渠道，通过它们，国王、大臣和外交官的观点和想法得到了快速的交换。它们也让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仅能让彼此了解各自的观点，也使得自己的观点可以送达政治人物那里——他们将经过适当翻译的信件提供给这些政治人物。罗斯柴尔德兄弟的评论的中心思想就是他们对于国家和国内政治潜在冲突的警醒。这点在巴黎尤为突出，在那里，对于战争的担忧和对于法国国内政治激进倾向的担忧一直密不可分。“法国王朝完全赞同维持和平，”詹姆斯1830年9月29日警告说，“但如果他们受到的威胁太大，那么国王会说，他不再像是一家之主，人们也不愿被当成小孩子受到恐吓。”詹姆斯一直担心，如果其他国家在镇压比利时或其他地方的革命过于极端，更为好斗的政客就可能在法国登上政治舞台。困难在于，即便他和列昂内尔给予支持的那些大臣们，有时也会屈从于公众情绪，被迫用强硬的口吻发表言论，因此，詹姆斯一再重复地强调，这些言论只是出于国内需要，其他国家不应该按照其字面意思来解读。当塞巴斯蒂亚尼被任命为拉斐特新政府（1830年11月组建）的大臣时，詹姆斯立即见了他。实际上，他能够传递给伦敦和维也纳的信息与国王几周前发出的信息大致相同：“如果他们正在寻找一个对我们开战的借口，那么我们已经做好了迎战的准备，但我们将尽一切可能阻止这样的情形发生。”但是，他乐观地得出结论说：“和平几乎可以肯定能延续下去。”由于俄罗斯并没有以支持荷兰的名义出兵干预，法国也将告知比利时人，“他们不得考虑推翻奥兰治家族，如果他们愚蠢行事，那么就得不到我们的支持”。但如詹姆斯承认的那样，困难在于法国王朝高呼“我们一心为了和平”的同时，又“征召8000人入伍军队已经出现了狂热的气氛和活动，似乎已经准备在14天内开战了。我们的报纸现在高呼战争，昨天整个世界都认为战争即将爆发”。但是，他仍然坚持认为拉菲特是“支持和平的，他只是要求军队捍卫和平”。谈论战争只是“让公众不再想其他的事情”。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詹姆斯敦促法兰西银行避免拉菲特在1831年初破产。他认为，如果法国王朝发生变化，将提高战争的威胁。整个1月份，他一再向他的哥哥们保证法国政府对于和平的愿望，尽管当时巴黎狂躁的气氛越来越浓。
但詹姆斯很快也被迫承认，即便在法国王朝内部，围绕比利时事件的开战呼声也越来越高；而且在摩德纳和帕尔马爆发革命的消息传到巴黎之后，这种呼声更为高涨。詹姆斯采取了适当的应对措施。根据他自己的说法，他告诉路易·菲利普：
你被推进了战争的境地，尽管你对比利时的任何疆土都毫无兴趣法国采取如此高傲的姿态明智吗？现在你希望我们继续向前，然后对外国人宣战吗？殿下，你被蒙蔽了。你的大臣们对公众失去了信心。你应该任命佩里埃（掌权），届时所有的人，包括富有阶层都会支持他，而且这也将证明你是认真的。
他告诉他的哥哥，拉斐特完全屈从于“彻底的混乱”：
今天早上，我去了拉斐特的家里，他对我说：“如果法国不对奥地利宣战的话，那么3周之内，国王将不再是国王，而且将被推上断头台。”我对他说，他怎么能给国王提供如此糟糕的建议？他回答说，国王已经不再咨询他的意见了。简而言之，拉斐特认为局势已经失控明天，我会问问国王，可能我今天就会去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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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詹姆斯“与国王的谈话收到了预期的效果”：拉斐特一周之后便递交了辞呈。
詹姆斯对于佩里埃的支持与他的一个想法密不可分：即佩里埃将寻求一种和平的政策。同样地，詹姆斯知道只有其他国家做出一些妥协，佩里埃的位置才能坐稳。这也正是詹姆斯用以实现法国稳定的策略。在一封明显是写给梅特涅看的信里，詹姆斯敦促萨洛蒙，奥地利应该“支持”佩里埃担任法国总理，因为他是最不可能开战的政治家：
现在，我亲爱的萨洛蒙，你必须看到，如果我的朋友佩里埃组成政府，他就应该得到支持，因为3200万人发动的革命对所有国家来说都是一个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