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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伯尔纳评述的那样，即使在所谓的“开明”时期，当其他德国城市放松了对犹太人的限制时，法兰克福却依然我行我素，拒绝执行约瑟夫二世的“宽容公告”（1782年），并且查抄埃弗赖姆·莱辛同情犹太人的话剧《智者内森》。犹太社区1769年以及1784年发起请愿活动，希望被允许在星期天离开自己的社区，他们的要求遭到了拒绝，理由是“试图获得与基督教徒同等的地位”。与之前一样，此类政策某些程度上是异教徒城市居民向当地议会施加压力的结果。尤为典型的是，1788年，一个犹太数学教师获得允许，可以在犹太街外生活和教学。随即，要求撤回他执教资格的呼声甚嚣尘上。而1795年，一名犹太医生（在社区外执业）的请求则遭到了断然拒绝。这些基本上出于同样的原因——7个著名犹太商人在一封联名信中明确提到了这些原因——有关犹太人在节假日以及星期天在社区外行走的规定在1787年并没有出现什么松动，甚至更为严格了，因为此时推出了一种极为复杂的身份证制度：
作为人类，每个犹太人拥有与别人相同的权利，要求其元首提供保护也是正当的。不幸的是，较低层次的阶层仍然束缚于他们父辈的偏见之中，即怀疑犹太人是否与他们一样是人类。他们用各种方法虐待犹太人，许多老年人似乎很乐意看到自己的儿子虐待犹太人。士兵们甚至也卷进了这种迫害潮流之中。他们会利用新制度作为各种迫害行动的手段吗？是的，他们以犹太人的衣着、发型、胡须等方面最为细小的差异为借口，在犹太街的大门口实行最为严厉的检查。只要发现最细小的差异，他们就逮捕这个犹太人，然后像对待窃贼一样把他押到兵营里去。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一部 金钱的先知 第一章 家族生意（4）
这种固执的歧视不仅仅是因为祖上的偏见。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异教徒的商业团体固有的担忧，他们害怕获得自由的犹太人会给他们带来经济上的挑战。像犹太街这样的贫民窟也能出现数学教师和医生的事实，揭示了犹太文化的一些重要事实：它并不像外界看起来那么封闭。歌德鼓起勇气进入犹太街时，他发现犹太人“也是人类，勤奋而且乐于助人，而且不得不崇敬有些看似顽固的习俗，通过这些将自己与传统联系在一起”。尽管——可能部分是因为——他们所处的环境艰难，但法兰克福犹太人从文化上来说根本不是一个低等阶层。
当然，犹太街的文化对于像歌德这样的异教徒来说是陌生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宗教文化，生活的节奏仍然由宗教法典《哈拉卡》主导着。每天早晨和傍晚，男人们都会在“敲门人”（他用一个锤子敲每家的门）的召集下在教堂里做祷告。根据一个英国旅行者回忆，安息日“在他们的祈祷书中是用非常美妙的词语描述的，‘一位新娘’以及她的欢迎方式，一周接着一周，这是种婚礼般的仪式。洁白的衣服铺在地上，灯也被一一点亮向她表示敬意。再破旧的住处也笼罩着一层节日的气氛”。按照当时的标准来看，这条小巷中3个初级学校以及希伯来语大学的教育是比较保守的。孩子们学习阅读《圣经·旧约》的前五卷（Torah），这是摩西教育法的基础；然后学习赖希（Rashi）评论；最后是犹太法典，这是有关宗教仪式规则的希伯来语评论和辩论集。犹太街有自己的消防站和医院，有自己的墓地以及向穷人提供帮助的志愿机构。
尽管犹太街被高墙围困，尽管犹太启蒙运动对其产生的冲击有限（相对于柏林地区来说），但是它的文化远不是孤岛式的。尽管异教徒有时嘲笑他们说话的方式，海因里希·海涅后来坚称法兰克福的犹太人说的“不是别的，就是法兰克福当地语言，被围困的人讲起来与那些自由的人一样好”。这种说法有一点夸张，但是这种夸张能够被理解。那些犹太人确实努力保证自己获得相对好的宗教教育——如上面提到的医生——他们所讲、所读以及所写的是“高地德语”。但是，迈耶·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残存的信件证实他是一个粗懂语法，而且经常不遵循语法的德国人，字里行间掺杂着希伯来语；他写信给几个儿子时，使用的是希伯来字母，几个兄弟之间通信时也是如此。不过，犹太街里的“犹太德语”并不是波兰以及俄罗斯犹太城镇的“亚地西语”（Yaddish，一种犹太语言）；而且法兰克福的许多异教徒商人写信时十有###也不遵从语法要求。当法兰克福的犹太人离开犹太街做生意时——去那些最能够接纳他们的街道——他们与异教徒商人之间不存在难以克服的语言障碍。
与18世纪大多数德国城镇比起来，法兰克福更像是一个商人城市。它位于几条主要贸易路线的交汇处，即连接着南德意志（斯特拉斯堡、乌尔姆、奥格斯堡以及纽伦堡）城镇与北德意志（汉堡、不来梅和吕贝克）汉撒港口的贸易路线；连接德国与大西洋沿岸、波罗的海沿岸以及近东经济实体的贸易路线。法兰克福的繁荣与每年两次的贸易会密切相关，即自中世纪以来便在此举行的春季和秋季贸易会。而且由于在欧洲流通着大量的货币（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期），这个城市的商业很自然地与银行业联系在一起，尤其是货币兑换以及票据经纪（由更为复杂的交易带来的借据买卖）。此外——某种意义上更为重要的是——法兰克福充当着王子、贵族以及德国各公国统治者的金融中心角色。他们的土地收入和其他收入（租金、税收等）以及他们的开支（豪华住宅、园艺以及娱乐）使得这些统治者成为工业化之前德国经济中最大的顾客，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比当时的英国统治阶层“穷”了不少。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人支出通常超过其收入，这为德国银行家带来了利润丰厚但同时存在风险的赚钱机会。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一部 金钱的先知 第一章 家族生意（5）
1800年之前，在为统治阶层服务这个领域，最为成功的公司是西蒙·莫里茨以及约翰·菲利普·贝特曼创立的公司，他们从阿姆斯特丹引进了“次等债券”体系。按照这个制度，一笔大的贷款可以分割成更具管理性的小笔贷款，然后向更多的投资者发售。一宗典型的交易是1778年贝特曼兄弟公司提供给神圣罗马帝国皇帝2万古尔登（约为2000英镑）的贷款，他们以20份、每份1000古尔登的债券形式出售给投资者，然后将出售债券获得的现金——扣除相应的手续费——提供给维也纳财政部，从而确保债券持有人从维也纳获得合理的利息。在1754～1778年间，贝特曼兄弟公司贷出的款项总额接近200万古尔登，而在随后的5年中，他们贷出了超过54笔贷款，总额接近3000万古尔登。法兰克福其他银行家也参与到相同的行业当中，最著名的一个人便是雅各布·弗里德里希·贡塔德。
贝特曼与贡塔德都不是犹太人。不过，到18世纪末期，毫无疑问的，犹太人已被认为是最精明的生意人，尤其在钱币兑换和各种借贷业务领域更是如此。尽管对这一主题的学术研究已经超过了1个世纪，但是要明确地说明个中原因仍然很困难。犹太人相对于异教徒金融家的一个优势可能间接来源于他们的教育体系。
迈耶·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曾经回忆说，“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商人，但是我做生意没什么组织性，因为我还是一个学生（学习犹太法典），没学过任何（有关商业的）东西。”当需要创建信用网络时，一个结构严密的“外部”组织会员资格可能会带来帮助，而且可能存在着某种发源于犹太教的商业品德。不过这些也能够被与其他少数宗教族裔画上等号，就如马科斯·韦伯所做的那样，他牵强附会地将“新教道德”与犹太人“（凡事都以）政治和投机为起点是贱民资本主义”进行了对比。犹太人为何精于金融这个问题，最不让人觉得反感的答案是：当时绝大多数经济领域是不对犹太人开放的，犹太人没有什么选择，只能专攻商业和金融。与此同时，这两个领域里的异教徒竞争对手似乎倾向于夸大自己生意面临的“犹太人威胁”。法兰克福非犹太银行家的抱怨最早可以追溯到1685年，他们声称“犹太人从他们手里抢走了票据交易”——这一声明直接导致了一项禁令的产生：犹太人被禁止进入股票交易所。12年后，法兰克福议会试图阻止犹太人在法赫大街上租用仓库，这也并不是议会的最后一次反犹尝试。
此类冲突最著名的一个事例是围绕约瑟夫·祖斯…奥本海姆的角色展开的，奥本海姆从符腾堡卡尔·亚历山大公爵的“现场犹太人”升到了权力更大的枢密顾问官。1733年，他成为驻法兰克福特使，他的特权地位使得他可以居住在犹太街以外的金天鹅旅馆里，那里非常舒服。4年后，奥本海姆被处死，罪名是攫取的政治权力过大，已威胁到了符腾堡权贵的地位。奥本海姆尽管成了后来反犹传说“犹太人祖斯”的原型，但是他仍旧是最著名的“宫廷犹太人”。到18世纪中叶，法兰克福的犹太人担当着诸多选邦国和机构的“代理人”：巴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