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兴。我很容易生气。”在与几个兄弟的关系中，詹姆斯也无法占据主导地位。阿姆谢尔经常威胁退出生意，当他以健康为由威胁退出时，詹姆斯连忙赶到法兰克福劝慰。不过萨洛蒙、他的儿子安塞尔姆以及卡尔的大儿子迈耶·卡尔承担起了家族的职责，这也反映了法兰克福、维也纳和那不勒斯之间的紧密商业联系。当詹姆斯自己在1838～1839年的冬季患上重病时，任何扮演“司令”角色的想法都被迫放到一边。实际上，1848年之前，他很少，甚至没有反对过三个哥哥的意愿。正如纳特所评论的那样，当萨洛蒙要求获得更大份额的铁路和政府生意时，“我们这里总是习惯给法兰克福让路”。
与之前一样，老一辈的罗斯柴尔德成员试图阻止公司的离心倾向，他们所用的方法仍是呼吁空洞的兄弟“和谐”原则：“直到现在，我们的力量存在于哪里？”詹姆斯1839年责备道，当时他与侄子们再次发生了口角，“只存在于这样的想法里，即一个地方的人将给另一个地方的人提供支持你们都十分了解，在我的心里，我们家族的繁荣比其他任何东西都要重要。”1841年，阿姆谢尔对相互间的摩擦感到非常担忧，他给所有的兄弟和侄子们发出了热切的呼吁，希望保持家族团结，这也让人想起当年迈耶·阿姆谢尔的做法。詹姆斯在随后一年也呼吁：“让我们再次平和、和睦地做生意，彼此间不要再争吵。如果我们能保持和平，这只会给我们带来财富和祝福，你们和我们都不应该缺少平和。”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统治者 第三章 领头人的去世（1836年）（16）
可能非常明智的是，几个合伙人于1841年在巴黎碰面时，决定维持1836年的协议不变，用汉娜的话来说：“老一辈的几兄弟似乎对目前的情况很满意，要求不作任何改变。”但是，她又强调说：“每家分行的账房有自己的资金，它们应该各自独立；而且他们必须监控每家的收入，以便让有关各方获得平等的利益；老一辈成员的资金如此庞大，他们有更多的话语权。”这也是她几个儿子的想法。两年后，列昂内尔按照这个方向准确地修改了合伙协议。列昂内尔和弟弟们正式从合伙资金的个人份额中取出了340250英镑，从而将他们的比例下调到与他们叔父相等的水平，终结了内森一直是最大“股东”的情形。
这样做，人们会认为列昂内尔主动放弃了一个筹码。实际上，他放弃的比这个还要多，因为他并没有修改1836年协议确定的利润分配方案，协议明确规定欧洲大陆分行只有10％的利润归伦敦分行所有。“我十分肯定，提及修改利润分配必然会带来更多不开心的纷争或讨论，”列昂内尔向他的弟弟们报告说：“我也很肯定，我们肯定不会从中得到任何东西，因此我才不会提利润分配更大份额的事；为我们已经拥有的而感谢上帝，希望下一次我们碰面时能够分到同样多的钱。”但是，列昂内尔的目标主要是保持伦敦分行相对自治的地位。他真实的胜利是要击败詹姆斯的提议——早在30年前便提出的一个建议：五家分行的合伙协议应该公开：
詹姆斯叔叔拟订不提及我们资金内容的合伙协议，以便他在巴黎遇到谁是家族合伙人的问题时能够出示——现在，就如我们在伦敦经常说的那样，我们的银行与其他银行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希望避免任何人出示合伙协议的情形，涉及所有资金事务的协议不可能拟订出来，但（詹姆斯叔叔）的这个建议可能很容易导致合伙协议被公众获悉，因此不能拟订，他们立刻同意了我的观点。
多亏了列昂内尔，五家分行联系的准确情况一直隐藏在神秘之中，合伙人和他们的律师才了解其中的秘密。这种保密做法是罗斯柴尔德的一个传统；但似乎很容易合理地推断，列昂内尔倾向于不再与其他四家分行保持过于紧密的联系。
“为我们已经有的感谢上帝吧”：这是内森的儿子们最典型的想法。纳特和安东尼在几个月前都用了几乎一模一样的句子：“我们必须要为我们已经得到的感谢上帝并努力保住它。”实际上，很容易将对于事业的态度方面的“代沟”作为他们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不和的一个解释。毫无疑问，此时的纽考特已经比内森时代的纽考特在财政上更为稳定：比如，减少了债券市场的投机，更多地从事汇票承兑业务。“我们喜欢利润微薄的大量交易，持有非常大数量的股票，等待非常高的价格。”纳特从巴黎写给兄弟们的信里说，这是他写到纸上的众多经商箴言的其中之一。由于被“流放”到海峡的对岸，他倾向于用国家特性的因素来解释纽考特与拉斐特街之间的差异。“我看得越多，”他的弟弟1846年到访巴黎时说道，“我越相信，这里没一个地方像我的老纽考特。如果我们没有给它们提供支持的话，法国的股票会是何等的垃圾？我想我们应该给自己一些自信，做一个和其他人一样的伟人。”很难想象内森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尽管列昂内尔与他的叔叔之间只相差了16岁，但他们对于生意的态度相差颇多。对詹姆斯和他的兄弟来说，仍然保持着法兰克福犹太聚居区带给他们的焦虑和不安全感。“无论什么时候我写信给你们，别人都会更留心发生了什么事，然后会去做更多的生意，但你们却立刻认为我们是要和你们吵架。”詹姆斯在1845年写给侄子们的信中有些感伤地说，“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亲爱的侄子们，我丝毫没有那样的想法，但是我看到每个人都在竭力把我们挤出所有的交易时，我的心都碎了。即便墙上的石头都心怀妒忌，也成为我们的敌人。”这种认为所有竞争都是威胁的倾向自然不是下一代能够继承的东西。
但是，即便没有态度上的差异，五个分行之间的摩擦可能也会越来越多，因为这是成功不可避免要付出的代价。到19世纪30年代中期，每家罗斯柴尔德分行都已经成为所在国家金融领域的主导力量。各个大国在1830～1833年的革命危机后，都倾向于缩减借贷的，这是公认的。除了1835年提供给西印度奴隶主的贷款，英国、法国和奥地利一直到1839～1841年才开始大量地借贷。但是，19世纪30年代所经历的革命危机拉近了三家罗斯柴尔德分行以及它们所在国的关系。对于列昂内尔和他的弟弟们来说，他们显然对英国有了某种程度上的认同感。萨洛蒙也是一样，受他与梅特涅紧密关系的影响，也日益倾向于优先考虑奥地利帝国的利益。即便是詹姆斯，尽管他极为蔑视路易·菲利普的大臣们，但也不能完全回避法国优先的考虑。如果欧洲的和平得以维持，这些国家认同感不会带来多大的影响。但是当大国之间的利益发生冲突时，罗斯柴尔德家族也就越来越难以保持中立了。
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于各个大国资金需求减少的自然反应就是到别的地方寻找生意。但是，世界上几乎不存在欧洲列强没有踏足的地方，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列强们的利益能够完美地协调一致。在四个地区——伊比利亚（古西班牙）、美洲、低地国家（指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个国家）和近东——要达成一项符合罗斯柴尔德家族集体利益的政策是一项挑战，因为当时这几个“当地”政府的国家利益正处在冲突的状态中。即便内森仍然在世，这也是项十分困难的任务；没有了他，则变成了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序（1）
如果我们把1789～1848年间看成是“大革命时代”的话，那么，罗斯柴尔德家族毫无疑问是大革命最大的受益者。而1848～1849年间发生的政治剧变，则让他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当时的政治巨变有点像1830年的情形，但规模远比1830年的要大，革命使得受到影响的那些政府所发行的债券的价值成自由落体式下跌。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在他们所拥有的巨额财富里，这种债券占了很大的比例，发生这种情况也就意味着巨大的资本损失。雪上加霜的是，大革命将他们设在维也纳和巴黎的银行带向了破产的边缘，迫使他们其他地方的银行——比如设在伦敦、法兰克福和那不勒斯的银行——进行救援。罗斯柴尔德家族总是大难不死，并成功地挺过了1815～1914年间所有重大的金融危机以及其间所爆发的革命。事实上，如果他们没能挺过来，那真是一个让人感觉奇怪的嘲讽：因为要是没有发生革命，他们也就不会有什么可以损失的东西。
最初发端于1796年的法国大革命真正地拆除了法兰克福犹太人聚居区的藩篱，使罗斯柴尔德家族得以开始他们那非凡的、史无前例的，而且空前绝后的经济起飞。在1789年之前，梅耶·A·罗斯柴尔德以及整个家族的生活受到了种族歧视法律的重重限制。犹太人被禁止从事农耕以及武器、香料、酒类和粮食的交易。他们被禁止在犹太聚居区以外的地方居住，而且在夜晚、星期天以及基督徒的节庆日不得离开聚居区。此外，他们还受到了税收歧视。无论梅耶怎样努力工作，他起初作为金银币经销商之后又成为纸币经纪人和商业银行家所能取得的成就，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但当法国向德国南部输出革命的时候，所有这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有了犹太人街，对法兰克福犹太人的法律限制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取消了——这主要得益于梅耶对拿破仑在莱茵地区的追随者卡尔…冯…达尔伯格的经济影响力。在法国人及其支持者被驱逐之后，无论法兰克福的非犹太人怎样努力，过去种族隔离式的居住和社会限制体系不再可能被完全恢复。
另外，这些革命战争把连做梦都想象不到的机会呈现在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面前。由于法国与欧洲其他地区出现冲突的规模以及军费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