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将我们从目前由罗斯柴尔德银行为我们设置的这种悲惨地位中解放出来。”凯沃尔坚称，“在英格兰达成贷款协议是我们可以重新赢回自由的唯一方式如果我们不抓紧取得伦敦贷款的胜利，我们将会发现自己又将被逼迫着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老鼠夹里受气。”为了协助大使的工作，凯沃尔派出了他的老对手瑞维尔伯爵。瑞维尔发现巴林对于做这件事太勉强，而比较新一点的汉布罗银行愿意做这笔生意，以85的价格发行360万英镑的皮埃蒙特债券。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二章 动荡的年代（27）
毫无悬念的是，詹姆斯一发现这种新的企图，就竭尽全力来阻止新的贷款。凯沃尔很坚定地相信，詹姆斯是《时报》上一篇关于皮埃蒙特金融情况负面报道的幕后主使；詹姆斯毫不犹豫，竭尽所能地抛售皮埃蒙特债券。事实上，这正是那句十分残酷（但对当时的人来说具有某种程度的破坏性）的话所说的情况，而且这句话在第二王朝时期一度成为了詹姆斯的标志：“贷款已经开始，但是没人认购。”詹姆斯离胜利已经不远了：这批债券在巴黎出现了很高的折扣，凯沃尔一度十分焦虑。然而，结果情况超出了詹姆斯的控制，在市场上出现了很坚定的反弹，特别是在詹姆斯曾经负责推广皮埃蒙特债券的那些初始市场。“我们可以做我们想做的任何事，”詹姆斯告诉他的侄子们，“但我们无法阻止皮埃蒙特债券上涨，因为是我们自己在85价位上发行的债券。”詹姆斯不会在经济问题上如此不冷静，不会在“整个世界”都在帮它上涨的时候继续抛售。到1851年底，他自己所持有的皮埃蒙特债券变化不大，大约为100万法郎。凯沃尔声称詹姆斯“已经大部分出手”，其实他错了。
然而，凯沃尔从来也没有想过“马上打破与罗斯柴尔德的联系，而只是告诉他，没有他也能做”。从这个意义上说，詹姆斯应该很佩服凯沃尔；在他很难得一见的对一个政治家的赞扬中，他说，这个人有“个性”。当阿尔方索在1852年受命到都灵报出愿意以92的价格接下尼格拉留下的1850年债券（大约4000万里拉）时，凯沃尔再次强调了这一点。一得到皮埃蒙特议会按照他不需要这笔钱的暗示做出的否决决定，他立即很客气地请阿尔方索走路。但他满心希望能在不远的将来再次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合作，他所希望能达到的是提高他讨价还价的实力。因此，当詹姆斯在1853年1月再次重新报出上年的报盘的时候，凯沃尔——此时已经是首相——将这4000万从开始的88的报价谈到945。当凯沃尔考虑另一份新贷款的时候，他同时向汉布罗、巴黎的福尔德以及詹姆斯发出了询盘。詹姆斯再次派出阿尔方索到都灵。对于凯沃尔来说，这场竞争是无价的：逐步升级的克里米亚危机造成了所有债券价格的大幅下挫，这当然也包括皮埃蒙特债券在内。汉布罗为新的3％债券报出的价格是不超过65；福尔德稍高；而阿尔方索决定重新赢回其父亲最喜欢的客户，报出了70加上2％佣金的价格。正如凯沃尔所说的，“福尔德的竞争价值几百万”，而詹姆斯后来抱怨他出现了“巨额损失”。同时，在克里米亚危机的初始阶段，凯沃尔需要詹姆斯帮助支付汉布罗贷款的利息，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皮埃蒙特参战反对俄罗斯获得英国政府补贴时，他才得以松了一口气。
“为罗斯柴尔德说句公道话，”凯沃尔在1855年1月的一份非常精彩而又小心翼翼的评论中这样说道，“我们必须说，他从来没有对钱斤斤计较过。这是他比较好的一面。”凯沃尔要表明的是，政府通过对19世纪50年代竞争更为激烈的金融市场的多方比较，看到的更多是那比较好的一面。当詹姆斯在佩雷尔家族的一败涂地中成为新的皮埃蒙特投资银行的主要外国股东时，表明詹姆斯在都灵将再次受到欢迎。“佩雷尔简直是暴跳如雷，”凯沃尔在1856年2月时写道，“而罗斯柴尔德似乎是兴高采烈。他说他之所以想搞个意大利信托，‘因为，您看，您不能没有意大利。赶快，如果和平到来（在俄罗斯与西方列强之间），你必须有个平台让你马上行动’。”他和凯沃尔同意，新的银行应该是“意大利的大事，而不只是皮埃蒙特的事情”。詹姆斯以惊人的洞察力开始准备资助下一场欧洲战争——他预见到奥地利与皮埃蒙特之间的战争。这已经是第二次，他暗示凯沃尔在这样的一场冲突中，他会得到他的支持。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一章 犹太问题（1）
（1874～1885年）
先生们，如果你们不支持我们，我们将不得不放逐你们如果你们支持我们，我们将让你们比你们家族那位老成持重的创始人更加伟大，或者事实上成为他最引以为傲的子孙，这是他做梦都想不到的我们将会使你们变得高贵，因为我们将从你们的家族产生第一位选举出来的王子。
——西奥多·黑泽尔，《对罗斯柴尔德家族委员会的讲话》，1895年
罗斯柴尔德家族与更为广泛的欧洲犹太人社区的关系，在进入到第四代的时候，总体来说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对于前面提到的贵族通婚，我们必须强调那是属于特例事件。大多数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仍然还是与其他犹太人通婚。事实上，这一时期真正显著的变化是，婚姻另外一方的那些犹太人不再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在第三代，这样的婚姻只有三例，其中的两例事实上还是与女性一脉的表亲。第一例真正的外面的犹太人加入到家族里来的是意大利实业家拉尔蒙多·弗兰凯蒂男爵，他在1858年娶了安瑟尔姆的女儿莎拉·路易丝；第二年，赛西莉·安斯帕希嫁给了古斯塔夫。贝蒂和她的儿媳妇阿德勒对赛西莉所怀有的憎恶，让我们了解了一个这样的外来者要赢得家族的承认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在1877年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与其他犹太社会精英的婚姻迅速成为了一种常见的事情。在1878年，威尔海姆·卡尔的女儿米娜嫁给了马克斯·戈尔德施密特，她的姐妹是莫里斯·德·赫希的妻子。同族通婚仍然持续不断的一个例子，是米娜的儿子阿尔伯特在1910年娶了埃德蒙的女儿米瑞娅姆——这个时候，他的父亲已经启用了冯·戈尔德施密特·罗斯柴尔德的名字，而且已经贵族化了。在这一时期与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建立了姻亲关系的另一个家族是阿尔芳：在1905年，阿尔方索的儿子爱德华娶了吉曼·阿尔芳，而在1909年，埃德蒙的儿子莫里斯又娶了她的妹妹诺艾米。
这种王朝式的联盟的最好例子出现在罗斯柴尔德家族与萨逊家族之间，这个家族在印度和远东地区发家，其中的部分人在这一时期定居到了英格兰。1881年，在一个有威尔士王子出席的仪式上——这个活动受到了报纸的广泛关注——里奥娶了玛丽·佩卢贾，她是特瑞斯特商人阿奇尔·佩鲁贾的女儿，而他的另一个女儿嫁给了阿瑟·萨逊。另一个与萨逊家族的联系出现在1887年，当时古斯塔夫的女儿艾琳嫁给了爱德华·萨逊爵士，他是阿尔伯特·萨逊的儿子和继承人。然后在1907年，古斯塔夫的儿子罗伯特娶了奈丽·彼尔，新娘子的家族也是通过婚姻与萨逊家族搭上了关系。在这一代人中，所有其他人的婚姻都是与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富裕的犹太人之间发生的。这些标志着19世纪中叶的排外婚姻彻底结束，并且把罗斯柴尔德家族——尽管仍然起着带头作用——更广泛地融入到了与富裕的犹太人家族建立姑表亲关系的体系内。
因此，罗斯柴尔德仍然保持着值得信赖的犹太传统；事实上，通过这些通婚，他们变得不再拒犹太人社区于千里之外。确实，曾经出现过宗教信仰方面不够坚定的事情，而且还不只是在康斯坦丝的例子里。阿尔方索和莉奥诺拉刚出生的儿子勒内由于割礼后发生（丹毒）感染而惨死的悲剧，使夏洛特的灵魂深处受到了强烈的震动。她也吃惊于威尔海姆·卡尔及其家庭遵守饮食戒律的严格。“像他们那样的吃法”她评论道，“脸色惨白而虚弱，好像根本就什么都没有吃，比那些苦修的人还要糟糕。”当他们长期分离后在法兰克福相遇时，纳蒂认为他的叔叔威尔海姆·卡尔“看起来很像高加索人，就是化妆也达不到这样的效果。他的步态和表情以及说话的方式完全是犹太人的方式，没有任何他自己的特征”。然而，纳蒂自己对祖先宗教的忠诚也是不容置疑的。作为一名大学生，他非常反感帕雷的《基督的圣迹》那门课，认为是“我所看到过的最晦涩的文字的堆砌，因此根本不存在很多人所预言的我会被改变的事情”。里奥也被迫花了很多的时间去上帕雷的课，但是他自己所描述的与他的叔叔安东尼和堂弟阿尔伯特在1869年参加维也纳犹太聚会时所表现出来的热情不会有假。当1877年在贝斯沃特的圣彼得堡区建立新的犹太会堂的时候，奠基的人就是里奥，这与他父亲在7年前修建中央会堂时几乎如出一辙。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一章 犹太问题（2）
和他们之前的祖父与父亲一样，纳蒂与他的兄弟们并不非常关注那些理论细节或者宗教仪式。例如，在1912年，有报告说纳蒂“不认为讨论犹太浴室的形状和大小是一个正统犹太人所必需的”。对于他们来说，宗教的意义在于犹太人社区的组织和功能；而作为罗斯柴尔德，他们认为自己应该清楚自己在英格兰犹太人社区的世俗领袖地位。19世纪末期，他们在这个位置上所取得的成就是非凡的。纳蒂从1879年起任联合公会总裁至他1915年去世（尽管他很少过问那些日常的事务）。在1868～1941年间，理事会财政负责人一直就是由罗斯柴尔德担任，从未间断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