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与政府站在一起的位置上”。另一个持反对态度的说法是一个老生常谈，他们认为，作为一个国会议员，纳蒂被禁止从政府的贷款里盈利；对这个说法的驳斥更容易，论据就是纳蒂并不是银行的完全合伙人，而列昂内尔在1874年就没有在议会里任职了。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二章“站在帝国主义一边”（1874～18
真相其实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从政治上说，认为英国就此确保了控制权，而且阻止了法国的前进的这种说法其实并不十分准确。按照沃尔夫的说法，法国政府反对任何法国人购买，因此他们对英国出手干预埃及危机是乐见其成的。持有运河公司44％的原始股份也没有让英国就能控制整条运河（特别是这些股份一直到1895年之前都没有投票权，而且之后也只有10票的表决权）。另一方面说，总督保证支付运河股份5％的红利让英国政府在埃及财政中拥有了新的直接的利益。迪斯雷利认为运河公司可能会对英国商船关闭大门的看法是错误的，从法律上说，情况根本就不会是这样。然而另一方面法律并不能保证运河一定对所有船只开放，而且法律规定也不可能随时都被遵守。正如迪斯雷利准确地说过的，拥有这些股份能让英国拥有额外的“杠杆”——对报复行为有更强的调节能力——如对其交通出现威胁的话。这个观点得到了《时报》以及其他银行家（包括欧维尔斯通爵士）的认同，而且以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这似乎也是正确的。如果法国政府对购买行为完全满意，那么罗斯柴尔德家族似乎也就没有必要在11月23～25日之间如此严守秘密。古斯塔夫在12月31日的信中指出，最初想到英国可能接管埃及的时候，在巴黎引起了“恐慌”。两周之后，他的哥哥转达了来自法国政府非公开的警告：“如果英国政府现在通过另外方式的金融行动来拯救总督，进而控制这个国家的主要税收，以这样的方式来进一步加强对埃及事务的影响力的话，法官政府的地位将受到威胁”
从经济上看，自由党人的批评家是站不住脚的。正如迪斯雷利在下院对格莱德斯通和罗一次不留情面的反驳中所指出的，罗的说法低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筹措如此巨额的资金所花费的机会成本，尽管这笔钱的使用时间或许只有3个月，特别是法国或者俄国政府采取外交行动的可能性还不可能完全排除（罗斯柴尔德从巴黎和法兰克福发出的信完全证实了这种外交行动的可能）。当听到股票经纪人阿瑟·瓦格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应该免费提供这笔钱的时候，列昂内尔只能苦笑。“阿瑟·瓦格，”他反驳道，“你太年轻了，以后你会明白的。从这项交易中我赚了10万英镑，我的希望是能赚20万英镑。”正如他在2月19日向科瑞指出的，这笔交易确确实实有风险：总督有可能坚持要用黄金支付；“不可预见的事件”有可能让市场上的资金面很紧张；另外，政府“之前很习惯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做生意，有可能会要求公司做一笔涉及大量备用付款的交易，如果发现罗斯柴尔德的公司无法达到要求，他们就可能会考虑把业务转到他人之手”。而且，如果没有预先的接触，没人敢保证英格兰银行能够提供这笔钱。正如科瑞在他面见列昂内尔之后告诉迪斯雷利的：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只有通过全体董事会议来决定，但这又明显达不到效率和保密的要求罗斯柴尔德男爵想象，政府很有可能压着银行去找那400万（并且会要求付很低的佣金）。这必将是一件很激烈的事，在这件事情实施之前，他们必定得采用所有可能的手段去向各家公司筹钱。他也明确宣布，英格兰银行不把整个资金市场闹得人仰马翻，就不可能筹到所需的这个数目。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二章“站在帝国主义一边”（1874～18
列昂内尔最后说道，“完全避开了这种对市场的干扰”这个理由对“所提出来的佣金是最好的解释”。
这些说法不能简单地看成是狡辩。罗斯柴尔德的损益表也驳斥了格兰威尔和罗所提出的那种大规模投机埃及债券市场的说法：1875年的报表证明罗斯柴尔德出售了价值12682英镑的1873年埃及债券，这些债券以55元的成本买进，而在11月26日以76元卖出，总利润只有3505英镑。这次交易的财务意义应该是给了像地产信贷银行这样的法国银行以喘息之机，这些银行持有非常大量的埃及债券。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运河股份的购买根本就不能算是打击了法国的利益。最后，这些股份的购买最终证明是对英国纳税人非常有利的一个安排，这种有利的情况远远超出了批评家的预期。到1876年1月，股票价格就已经从22104镑上涨到了34126镑，差不多50％的涨幅。在1898年政府持有股票的市值是2400万英镑，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是4000万英镑，而到1935年是9300万英镑（大约每股合528英镑）。在1875～1895年间，政府每年从开罗获得了20万英镑；这之后，按正常分红，分红的金额从1895年的69万英镑上升到了1901年的88万英镑。
其他的东方问题
正如欧维尔斯通和其他人所意识到的，运河股份的购买只是一幕英国大规模参与埃及金融事务（最根本的是参与政府事务）的序曲，它同时也发出了英国决定在东方的共性问题上重新发挥影响力的信号。早在1876年7月，柏林就到处盛传“英国政府已经用1000万英镑购买了埃及的主权”。然而，如果将1875～1882年军事占领期间的道路描绘成一条直线的话，那就完全错了；而且如果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急不可耐地想走上这条道路，也同样是在误导。紧随苏伊士运河的这招妙棋之后，德比派出了斯蒂芬·凯伍前往埃及，作为对总督早些时候提出要求英国财政援助的回应。凯伍的首要目标是建立起对埃及经济进行某种控制的体系，至少要保证刚购买的运河股份5％的利息能够得到持续的支付。随之而来的是需要罗斯柴尔德家族帮助对埃及政府的多种债券进行清算和转换——这种观点得到了国债办公室的主审计长查尔斯·雷伍尔斯·威尔逊的支持，他当时是英国政府在苏伊士运河委员会里的代表，而他们私人间的通信证明罗斯柴尔德家族是非常勉强的帝国主义者。从很早的时候开始，他们就明确反对公开发表凯伍的报告，并且向迪斯雷利强调“让我们自己处理这种大规模金融事务所面临的困难”。他们的勉强部分原因是基于狭隘的金融考虑：尽管对于小规模投机埃及债券非常乐意，但是列昂内尔和阿尔方索仍然觉得凯伍和雷伍尔斯·威尔逊低估了在伊斯迈尔仍然留在总督的位置上的时候想稳定埃及经济所面临的那些困难。
还有就是政治上的保守。列昂内尔和阿尔方索对维持大国间——在这个案例中是法国和英国——的和谐更为关注，而对埃及的金融控制则显得热情不高。事实上，正是通过阿尔方索，英国政府第一次了解了法国总统迈克马洪的妥协性提议：由一个多国委员会来监督埃及的经济情况，委员会由包括来自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代表平等组成。艾尔弗雷德从巴黎转达了德卡兹对德比那种支支吾吾的态度的“愤怒”，并且警告政府不要对法国的建议“泼冷水”。列昂内尔转达了迪斯雷利的回应：“他们希望法国政府能做一个很好的计划，而不是只做把钱装进自己的腰包，却对总督没有任何好处的事。”困难的是在那些持有含息埃及债券的人与那些——主要是法国和埃及的银行——给总督提供了短期借款的人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从本质上说，债券持有人不接受那些短期借款人有与他们同等的申索权，因此否决了对所有埃及债券总体减值20％的方案，然而这个减值方案得到了英国政府的支持。这次否决使5月份新建立的公共债务信托局陷入了瘫痪。如果英国和法国不能达成一致，罗斯柴尔德家族只可能拒绝重组埃及债务的任务，因此只能将待清算的大约为7600万英镑的债务留给一个调查委员会去处理（这个数字不包括1500万用总督的土地担保的私人债务，以及一份巨额的可能高达600万英镑浮动债务）。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二章“站在帝国主义一边”（1874～18
在1878年之前，这些困难似乎都没有办法克服。在成立了一个由各家银行的代表、勒塞普斯、雷伍尔斯·威尔逊以及一名埃及人组成的委员会后，由他们推荐，委派了一个由努巴·帕萨领导的“国际政府”，雷伍尔斯·威尔逊出任财政部长，法国人尤金·德·布利格尼尔斯出任公共工程部部长。与此同时，英国和法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同意筹措850万英镑的贷款，以总督领地中的大部分土地作为担保。这次贷款筹措除了带给投资人极大的信心之外，其重要意义更在于它让人们觉得英国和法国之间建立了友好的关系，《争鸣杂志》说得更夸张，把它描绘成“相当于在法国和英国之间结成了联盟”。这据说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最希望看到的局面。然而，这与投资人对埃及的信心一样，同样注定是短暂的。
英国和法国的埃及政策不应该孤立起来看，这只是土耳其债务危机这部长篇小说里的一小个章节，而这次债务危机是总督出售苏伊士运河股票的前提条件。土耳其债务危机也需要放到大国外交的背景下来看，这终归是由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保加利亚省发生的反对土耳其统治的起义所引发的。这是俄国外交官梦寐以求的用于对外政治理由的借口，而且也是英国自由党人非常需要用于国内政治的口实。如果说罗斯柴尔德在埃及的作用具有政治上的敏感性，那么他们在1875～1878年的巴尔干危机中的地位也基本上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