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头发与生俱白，且夹了几根红的黄的，说不清像什么小兽的什么毛。助产士将我全身裹好，就露出那最不中看的头，好难堪地送我去妈妈身边。
母亲细细地看着自己的第一个孩子，然后抬起眼睛，微笑道：“我的女儿叫丽丝。因为她有一头美丽的发丝。将来，她的生活也会是五彩缤纷的。”
挺立一旁的爸爸，长长地出了口气，弯下腰，将他那美丽端庄的妻子和丑如小妖的女儿一并拥在宽宽的胸怀。
我爸爸是个军人，妈妈是教师。
当然，我那时还不懂得什么叫“生活也会是五彩缤纷的。”生活给我第一个五彩缤纷的印象，就是几种颜色各异的药水药粉——因为我得了新生儿黄疽性肝炎，之后不久，又尝足了肺炎的滋味。亲戚朋友在背地里议论纷纷，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是感到惋惜还是觉得侥幸，总之认定“这小妖怪是哭不了几天的罗！”
我自己倒没有听见这些议论。醒着梦里，我听到的，常常是我母亲柔柔的呢喃，或是她那一首接一首的歌。是的，她唱印度尼西亚的《宝贝》，也唱布拉姆斯的《摇篮曲》，但哼得最多的，是她自己随时为我即兴编出的歌。
我的父亲是个从不知沮丧为何物的硬汉，尤其不会担忧他自己创造的女儿活不下来。恰恰相反，在我还只会吃药只会哭的日子里，他就已经围着我团团转，急煎煎地，老想将这只小妖怪快快扯进他的生活。父亲擅长折纸。他给我叠了大大小小许许多多的纸炮纸枪纸马纸兵舰。父亲唱歌五音不全，但会拉琴，会吹洞萧。逢他清闲，便架了二胡在腿上，悠悠扬扬地拉着《黄水谣》，或是持了管紫竹洞萧，呜呜地，为我吹出苏武牧羊的故事来我在亲生父母跟前，过了3个月这种日子。
后来，因为战事，父亲要出发到很远的地方，母亲也要随他前往。“这是我唯一的孩子，”母亲说，“我们生死难料，她却一定要活下来。”就决定将我赠送给她唯一的姐姐。
那事发生在一个黄昏，很冷，在1948年3月初。
为了避人耳目，以免将我掳去，作为牵制我父母行动的人质，母亲和她姐姐各自分头，去一片荒郊会合。她姐姐一身农妇打扮，抱了我，对妹妹说：“15分钟后，你姐夫就来接我们。你快走。”母亲的战马昂首长嘶。她跃上马背，要赶回父亲身边。立时蹄声“啦啦”，扬起一路尘烟，在地平线上划出一个长长的惊叹号，我妈妈和她的马，恰如那惊叹号上的小黑点。
20年后，母亲对我说起那个时刻，两眼依然盈着一片泪光：“我回过头去看你，我的孩子，你融在那轮夕阳的中央，在你姨妈的手臂上，离我越来越远。我无法知道，第二天等着你的，是一轮朝阳，还是一场风暴”
我的姨父姨母带着我，一直跑到香港，在贫民区安顿下来，并立即换了名字。姨父去了一间私立中学教国文，一直到他生命的终点；姨母呢：则买下一爿小小的杂货铺，卖些儿糖果饼干、针头线脑，以便总能守护着我。收养我之前，在事业上，姨父是个春风得意的律师，他妻子是科班出身的教员。
毅然改行的律师，也毅然将我改了姓，姓朱，随他，又给我另取一名，名“天儿”。
这位新任教师来自一个代代单传的书香世家，而到了他这一代，已既无儿子又没女儿了。他将我抱着高高举过头，喊道：“天儿、天儿，你可是上天赐给我的孩儿啊！你命中注定，背负着三个家族的期望，你应该给我们三个姓氏带来荣光！”就在他激昂慷慨长啸仰天之际，那个虚弱的小妖怪又开始哭了起来。
那个小妖怪实在太虚弱了，总病，不但吹不得冷不得，也晒不得热不得。我实在弄不明白上天为什么要将这么个小病猫般的孩儿赐给我的亲爹亲妈养父养母。
一到香港，我们家立即寻访种种医生为我治病：儿科、内科、中医、西医我妈妈向她所有的顾客提同一个问题：“您知道哪儿有好医生治我的天儿么？”谁要荐了个大夫，她便不但不收货钱，还硬是拿些糖果饼干，千恩万谢，往推荐者手里送。
后来，凡是光顾杂货铺的人必要凑到小竹椅笼跟前看看我。好几个月，我都似乎没什么起色。人们不是见我毫无理由地啼哭，就是呼吸微弱地睡觉。
与我家杂货店相对，有个咖啡馆。咖啡馆老板夫妇，有7个孩子，凡是读了书的孩子，都喜欢上我家请教功课。有一天，老板夫妇一齐上门，好诚恳地建议我爸爸妈妈在他们的7个儿女中任选一个。他们觉得我父母太艰难了，他们说，依照他们的人生经验，如我这般孱弱的孩子是很难治好的，更担心这种无穷无尽的寻医抓药会让我父母倾家荡产事后，这两夫妇对人说：“从来也没见过有人像朱先生两公婆那么固执。”我的父母无论如何也不放弃他们那个病孩儿。
从此咖啡店老板夫妇也学了我妈妈，逢人便打听何处可以觅得妙手郎中。
我爹爹温文尔雅，嗜书如命。莫名其妙地，他居然认为我需要听他吟哦朗诵，如同我需要打针吃药般重要。无论我哭我笑，他总在我耳边“诗云子曰”，或词或令，或赋或曲。饶是一厢情愿，却也耐心无比。多年以后，他的一位学生回忆起老师平生轶事，仍忍俊不禁，对我说：“你爹爹不但思维模密，且才情横溢，一直是我们崇拜的偶象。到了你一岁那年的春节，我们才突然发现朱先生也有凡夫俗子之情！”
那日，学生们去给先生拜年。正值贺辞连篇时，我又哭了起来。爹爹从母亲怀里接过我，一面轻轻拍了，一面诵起《出师表》来。《出师表》涌完，我依旧号陶。那些弟子诸生正在尴尬，爹爹却笑吟吟叹道：“我的天儿痛哭不已，正因为她领会到孔明一腔热血。唉，不容易，不容易呀！”学生们大眼瞪小眼，好不容易强忍半天，终于还是哄堂大笑起来。他们觉得先生委实幼稚，陡然倍感亲切了。
过完年后，一位江湖郎中来了趟杂货铺，提了3斤饼去，留下一道偏方：每晚睡前，先用热咖啡将我泡上一阵，提出来抹干，再扑上碾成粉末的酒曲。
从那以后，咖啡店老板的7个孩子就轮流着，天天往我家捧来了一大钵咖啡渣。我妈妈买了口好大的锅，她熬出来的咖啡水，依旧香喷喷的，我被好好地浸泡起来，每每这种时刻，总有邻居围观，并且热忱祝福。一直到我被全身扑满酒曲粉，严严实实地裹在小被子里，人们便开始散去，父亲便开始吟哦就这样药丸针水、咖啡酒曲，病病歪歪地，危危乎乎地，我开始慢慢往高里长。
我是先会讲话，后学走路的。父母对我，爱若至宝，从来不打不骂。我那爹爹，先为律师后任教员，自是口若悬河，从来教我，都将“为什么要这样”或“关什么不能那样”讲得清清楚楚，道理透彻。无论家中来了什么客，父亲从来都把我放在他膝上，让我听他们高谈阔论，或是让我奶声奶气昂首挺胸地诵它一阕岳飞的《满江红》，不然就是文天祥的，《正气歌》
家里开着杂货铺，我便糖果饼干尽着吃。一到开饭，已胃口全无，见饭便苦着脸。我是满街跑着吃饭的，母亲端了个小碗，耐着性子在后边追着劝着，久久才能喂上一口。那时香港还不多见铁闸，特别我们住的那条小街，人们在大白天连门也不喜关好的。我逐家串，每餐非吃上一个钟头不可。后来益发不像话，要从九龙坐渡船往香港来回一趟，才肯吃完一小碗饭。再后来，母亲就总在喂饭时给我讲故事，这才使我略为收敛。母亲讲了好多故事，但讲得最多的主题，当然是“人拐子”。
在所有关于“人拐子”的故事里，被拐的孩子总是因为吃了别人的东西或跟了不认识的人走，才上当的。而发现上当时，又必是到了语言不通的孤岛的。母亲很怕我被拐走，挖空心思教我许多从人拐子手上逃脱的办法，以至我能将《童区寄传》背得滚瓜烂熟，并常常给邻居小孩复述种种关于人拐子的传说。
到了5岁，我渐渐少于病痛。爹爹开始教我练毛笔，对对子。母亲关了杂货铺重续她的教书生涯。舍不得送我去幼稚园，便请了个保姆来家，由她追着我喂饭。爹妈上班的时候，我便在家抄抄文章读读诗，满街跑着吃吃饭，讲讲人拐子的行状吓吓邻居小孩，自觉日子津津有味，也就不那么爱哭了。
也不知从何时起，头发变得又浓又黑，唯是脑后总有一撮白毛。只是我的五官，怎么也没法长得舒展，不过，爹妈和邻居们已大为满意。妈妈为了我显得漂亮，连牛痘也往我大腿上种，可她当时万万想不到我长大了会那么喜欢穿短裤。
爹妈眼巴巴地盼我长，准备第二年送我入学，然后上中学，念大学，留洋当博士。邻居们也看好我的前程，等着这条小街出个大博士。谁也料不着，我这辈子偏偏只念了6年书，就失学了。
有一天，家中收到一份电报，母亲失踪了两日，回来后，抱了我只是哭。爹也没顾上给我的毛笔字画红圈，却大步大步踱着，在他书房抽闷烟。我不明白出了什么祸事。从那以后，三天两头就会有封大陆来信。我家从前是没有那种信的。信一来，总是妈哭爹抽烟的。
又过了三五个月，母亲开始频频为我添新衣。原本不兴串门的爹，下班就抱着我到处转，让街坊们高兴了好一阵子。
终于，母亲红了眼圈问我：“乖天儿，愿意去坐火车么？”哎呀！火车！那只是我在电影里见过的东西啊！天儿兴奋之极，也不缠着爹妈抱，又跳又笑地由保姆领着，登上北去的列车。我以为爸爸妈妈要上班，才不跟我一起去玩的。
火车日日夜夜停停开开。我先是惊喜，后是习惯，继而厌倦，但那火车依旧在开。最后，我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恐怖，便开始狐疑地窥视着我的保姆，猜想她定是入了人拐子一伙的。
那列火车将我送上了另一条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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