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气无力地白他一眼：“大神，您觉没睡够吧？没睡够回去躺着，别拿我倾泻怨气，哥刚转正，坑不起。”
我说这话绝对不是无端冤枉，而是完全凭着经验和良心。涛子第一次给我掐算，是我上岗第一天，按他的说法，我会势不可挡地横扫值机柜台。而事实上，当天台风大作，到了晚上暴雨倾盆，许多航班困在停机坪迟迟不能起飞，值机柜台塞满了焦急询问的旅客，我在一片怨声载道中工作到夜里十二点半。事后涛子同学给出的解释是：“我说了横扫，没说是往好了横扫。”一听就是预言粉碎后□□裸的狡辩。
而他之后与我有关的所有掐算里，破灭的最无可辩驳的要数关于我和林栗的那遭。九月初，林栗追求我成功之后，涛子一边咬牙切齿地表示女人只会受皮相蛊惑，一边幸灾乐祸地展开酸葡萄性质的自我宽慰：“呵呵，你小子这回算是栽了，到林姑娘这儿，你游戏花丛的日子就终结了。”我嫌无聊不搭理他，他又拿腔拿调地学着东北人的口音吆喝：“那个啥，喜糖我可以不吃，份子钱你也甭要了，哥一月就这俩钱儿，都给你了咋整呢？”
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常常装大神，总能中回标。
早上五点半，厦门飞往西安的8217次航班开始办理登机。西安和桂林，向来是国外游客的心头好。一个千年历史，积淀深厚，一个十里画廊，风光旖旎。这趟航班的乘客中，不下三分之一是高眉深目的外国人。
起飞前一个半小时，柜台前等待的队伍逐渐壮大起来，放眼望去，每一两个熟悉的同胞面孔中都夹杂着外邦人士。我把登机牌递给面前这位英语口音和我一样不忍卒闻的大胡子印度男，接着从一位面目和善的同胞手中接过证件，轻轻扫一眼，便埋下头揶揄地扯了扯嘴角：小日本啊小日本，哥怎么把你归成同胞了，罪过。
这样想着，就忙着调取航班信息，打印登机牌和把行李过磅，然后皮笑肉不笑地祝他一路顺风，瞥见后面迫不及待递上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身份证，进行下一位货真价实同胞的接待。
赶早班机的旅客为了避免错过航班，一般较为谨慎，不会踩着点来。半个小时之后，除去零零星星的旅客，这次航班的登机牌基本办完了。我抬手揉揉有些发酸的脖颈，松懈了坐姿仰在椅子上，一边翻看网站上的英语新闻。
《金融时报》十月三十日的消息，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要求日本医用产品及数码相机制造商奥林巴斯做出澄清，解释其踪迹超过十亿美元的几宗收购案咨询费用。
我一声冷笑，不安生的小日本，这几年换多少首相了。野田佳彦，名字就挺怪异，译成英文更怪异，叫什么Yoshihiko Noda。
我突然想起，刚刚那个日本旅客，似乎也叫Yo什么Noda，Yo什么来着？
我翻查到伪同胞的信息，姓名栏里显示的是Yosuke Noda，和Yoshihiko相差不多，难怪我会觉得熟悉。我笑一笑，觉得蛮得意，我的英文进步神速嘛，连日本人这么难搞的名字都留心到了。
可是下一秒，我的笑容就僵在了脸上。整个人几乎腾地一下从椅子上弹了起来，短暂的一瞬不幸闪到脖子，酸疼无比。
但此时我已经顾不得这无关紧要的疼痛了。我瞪着那令人纠结的英文名字和对应的客票状态栏，顷刻间脊背发凉，这个让人蛋疼的小日本啊，他的电子票号哪去啦？
在确认系统里没有他的电子票号信息后，我额头上开始冒白毛汗了。没有电子票号，就等于订票时没有付款，如果他登机离开，根据公司规定，他此行的机票，就要我给他全额报销了！
我能不冒白毛汗吗？我一个月工资的剩余还抵不上这张机票的全价啊！
我一般在心里痛骂自己大意，一边迅速做出反应。向领班三言两语说明了情况，让同事替我顶上，然后迅速地穿过人群越过安检直奔二十二号登机口。
此前因为早餐抢油条抢不到挨饿的累累积怨，我对安检的那帮家伙一直情不自禁地横眉冷对，这次冷不丁有事相求，感情上还真是别扭得很。我硬着头皮说明来意，结果人家二话不说就放我过去，致使我内心充满了感激。一边大步跑着冲向登机口，一边做深刻的自我批评：以后一定早起五分钟，班车上占个好座位，到食堂动作快一点，抢油条时绝对一马当先，横扫窗口，不和安检的同事们产生正面冲突。
等我火急火燎地赶到二十二号登机口，距离开始登机还剩二十五分钟。登机口熙熙攘攘，我迅速地扫视了一遍座位区，然后一排一排仔细筛查。倒数第二排靠窗的位子，一个妈妈正坐在椅子上弯腰给孩子系着鞋带，而她左边，一个男士正慢条斯理地把手提电脑往挎包里塞。我定睛一看，顿时激动得汗水涟涟，是我那亲爱的小日本Yosuke Noda先生啊！
我抑制不住兴奋地走到他跟前，顿住脚，稳住声线：“先生，打扰一下。”
他停下手上的动作，抬头看我，思索一瞬，然后用日本人特有的英语声调回答：“是你，有事儿吗？”
我向他致以歉意的微笑：“对不起先生，因为我的疏忽，没留意到您的航班信息里没有电子票号。也就是说，您的机票还没有付款，您需要先行购票才能登机。”
当然了，以我的口语水平，这样整齐漂亮的表达仅限于自己脑中规划。实际上，我花了两分钟的时间用肢解过的句子连说带比划，终于让他明白了我的来意。
事实证明，日本人的礼貌和严谨是无非厚非的。他向我再三道歉，解释说自己临时订票，秘书可能办事不周，并且表示愿意积极配合去售票处重新购票。
顾不上他的抑扬顿挫和自己的辞不达意所产生的交流障碍，我一边不住点头表示理解他的真诚歉意，一边打手势示意他抓紧跟上我。
我在前面领路，和Noda先生一路狂奔，赶在登机开始前买好了机票并重新办理了登机牌。沿途左闪右避异常狼狈，却在最后油然而生转危为安的骄傲感。虽然此前担惊受怕，此时却有畅快情绪满溢胸怀。
这是今天我与恶运的第一次交锋，以我险些酿成大错和最终峰回路转收尾。随后而来的二次对阵，惊险程度不比这个，却让人大为光火。
下午三点，迎来了另一趟航班的办票高峰，8535，四点半飞往上海虹桥机场。一个从上海过来的旅行团挤在柜台前叽叽喳喳，带队的是个年轻姑娘，高眉细眼，唇线凌厉，传说中上海人的精明摸样。她把一行三十多人的身份证在我面前“哗啦”摊开，语气傲慢地甩出三个字：“办登机”。
三十多人，几乎每个人都托运了十几公斤的行李，还有几件超出二十公斤，仅仅是翻箱子贴行李票，全部弄下来，我的两只手都有些酸麻。
有□□个人，在我正忙着挨个调出信息打印登机牌时，急不可耐地挤上来围着柜台嚷嚷：“哎哎，我们要靠近窗口的位子，别的不坐。”
我有些诧异地抬头。干这份工作三个多月，指明要求过道、窗口甚至中间座位的乘客不在少数，但明确声称“别的不坐”的人还是头一回遇着。我觉得有些好笑，一边好脾气地回应：“对不起，请你们按顺序等待一下，我叫到名字的时候会各自给你们安排。”
先是两三个人不答应，接着一群人你一言我一语地炸开了锅：“那怎么行呢！轮到我了没有了怎么办！”“你这个小伙子怎么能这么办事情，乘客想要什么你们得满足啊。”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我觉得头大，而此时，本该站出来安抚众人情绪的女领队却叉着手站在一旁，一副事不关己的冷漠表情打量着我，像等着一台好戏上演。
遇到难缠的对象，不能手起刀落，只能暗叹倒霉。我沉了口气，面不改色地继续为人民服务：“那好，你们有谁需要窗口位子的，请举手示意，然后站在旁边排个队，我尽量给你们安排。”
话一落音我就后悔了，因为我看到，举起手来的不只先前的□□个，而有足足十几个人。我皱着眉头瞅了眼电脑屏幕上的位置分配，余下的靠窗座位已经不足十个了。
这个时候再让他们自主协商就不知道要耗费多少时间了，后面队伍里的乘客已经有些蠢蠢欲动，无奈之下，我转向领队，语气柔和地试图寻求帮助：“没有这么多靠窗位子了，能不能麻烦你的队员商量一下，把这些座位留给那些有特殊需要的人。”
看戏的人此时被给予了参演机会，她眉毛一挑，我立刻有种不祥的预感，只觉得此人浑身的戏剧元素都要撒欢了。
果不其然。这个披散着大波浪的姑娘斜斜地睨我一眼，语声不屑：“这又不是我的工作，没有了你自己和他们说。你们公司不是要打造五星级服务呢嘛，不是就这么服务的吧。”
我活到二十二岁从来不赞成打女人的，可是此时此刻，我多么想搂起桌上的一把登机牌砸到她脸上。
可是如果我拿登机牌砸她，那么砸到我脸上的应该就不止盒饭或者矿泉水瓶这么简单了。岗前培训时公司再三阐明的服务守则第一条：顾客永远是对的，如果顾客错了，请参阅第一条。
此刻我能做的，只有忍气吞声。我静坐着想了想，然后把举手的人中几个年轻些的叫到柜台附近，请他们退让一步。对着其中四个女孩子，我投以了极为诚挚恳切的目光，只希望宝刀未老，大学时候董意意那句“你长得可真帅呀”今日能派上用场。
最终顺利招安。协调的结果是，只有一个人没能如愿以偿，但此人不是多么难缠的主儿，在我的再三点头抱歉下摆摆手作罢。
我如释重负，以为度过一劫。在送走这一群人时，不忘意味深长地觑了一眼大波浪头，觉得甚是解气。
可是五点半下班前，主任张丰过来告诉我：“更新，下午有顾客投诉你办事敷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