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管理机会。这或许成为波利娜被压抑的复仇欲望。而她处在一个男性优势威权之下，必须证实她的忠诚、顺从、
爱国，通过热心于精心策划犯罪、效忠上级监督者，永远不在犯罪之前用女人的身份对抗敌人，这让鼓励大规模犯
罪和强暴女性变得更容易，将受害者变成一个抽象概念，甚至给他们一个贬低的名称：“蟑螂”——必须被消灭的
物种。有一个更写实的说法是，想象用讨厌的色彩涂抹在敌人脸上，然后摧毁“画布”。
如同我们无法想象的，有一些人会刻意鼓舞这些像魔鬼一样的恶行。妮科尔·贝热万（Nicole Bergevin），
也就是波利娜的律师，在波利娜的种族屠杀审判中提醒我们：“当你进行谋杀罪审判时，你将会发现我们每个人都
是有嫌疑的，而你是连做梦也不会承认这些行为，但是你开始了解每个人都是‘有嫌疑的’。这可能发生在我身上，
也可能发生在我女儿身上，也可能是你身上。”
要更清楚了解本书中这其一的主要论点，可以参考艾莉森·德福尔热（Alison Des Forges）这位人权守护者
的看法。她曾经调查过很多类似的粗暴罪行，通过下面这段残暴的行为描写，我们可以从中窥见自己的反射：
这个行为就隐藏在我们每个人的表面之下，简化种族屠杀，让我们能轻易拉开自己与加害者之间的距离。他们
是如此邪恶，我们不曾也不会做出同样可恶的事情。但如果思考一下，真正了解到那些人是身处于一个严重的压力
情境下，而你却武断地质疑那就是他们的人性，这是令人担忧的。当你被强迫去面临这个情境，而自问：“我会怎
么做？”有时候答案就不如我们所愿了。
法国的新闻记者琼·哈茨菲尔德（Jean Hatzfeld）访问了十位因砍死数千名图西人而正在坐牢的胡图部队成
员。这些寻常百姓过去大都是农夫、爱去教堂的人，甚至是老师，但他们的证词让人心寒，他们的言辞一再挑战我
们无法置信的事情：人类能够因为愚蠢的意识形态就放弃人性，追随卓越且有吸引力的权威者所下的命令，消灭所
有被标示为“敌人”者。让我们仔细思考这些价值，并和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的《冷血》（In Cold
Blood）做对照。
“杀人杀多了，对我而言就没有意义了，我只想要确定，从杀害第一位男士一直到最后一位，我都不会对任何
一位感到抱歉。”
“我们只不过奉命行事，在每个人的热诚之下整队，在足球场上成群结队，出去猎杀如同有血缘的灵魂。”
“杀人的时候，如果有人因为悲伤的感觉而迟疑了，绝对必须小心他的嘴巴，不要说出自己犹豫的理由，害怕
被控诉和敌人有串供关系。”
“我们杀掉纸上的人，没有理由选择、预期或特别害怕，我们是熟人的刽子手、邻居的刽子手，只是计划的刽
子手。”
“我们的图西邻居，我们知道他们并没有做坏事、没有罪，但是我们认为所有的图西人给我们长期以来添的麻
烦就是不对。我们不再是一个一个的看着他们，我们不再停下来辨识他们以前的样子，甚不再想和他们共事。和过
去相处的经验比起来，他们已经变成很大的威胁，让我们无法再用共同体来看待。这就是我们杀他们的原因。”
“把图西人逼上绝境的时候，我们不再把他们当成｜人类。我的意思是指不是像我们一样的人，共享相同的想法
和感觉。猎杀是残暴的，猎人是残暴的，牺牲者是残暴的——残暴占据了我们的心。”
这些残忍的杀害和强暴，表达出一个我们会一再提到的主题。存活下来的图西妇女贝尔特（Berthe）说：
以前我就知道一个人可以杀另一个人，因为那常常发生。现在我知道，即使你和另一个人共享食物或睡在同一
张床上，甚至和他没有任何过节，他也可以杀害你。最亲近的邻居可以用他突然产生的力量杀害你，这是我从种族
屠杀中学到的，我眼睛里看见的已不再是这世界原本的面貌。
曾经逼迫联合国指挥官对卢旺达施展援助任务的联合国维和部队指挥官罗密欧·达拉莱尔（Romeo Dallaire）
将军，虽然通过他英雄的壮举，将他的经验编写成一部有力量的声明书籍《与魔鬼握手》以拯救数千人，但是这位
指挥官因为无力唤起联合国更多的援助，无法预防更多的残暴行为而感到心力交瘁。他后来得了严重的创伤后压力
征候，成为这场大屠杀中的心理受害者。
中国的南京大屠杀
令人惊恐但也很容易想象的是，强暴的概念其实一直被用来带出其他无法想象的战争暴行。日本军人在1937
年的几个月里，血淋淋地屠杀约26万至35万名中国人民。这个数字，远比日本原子弹爆炸所造成死亡人数和欧洲
所有国家在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民死亡人数都多。
重点不在于中国被屠杀的人数有多少，而是让我们认清，加害人设计出“具创造性的邪恶”的方式，让置他人
于死地本身更令人向往。根据张纯如的调查报告，这个恐怖事件起于中国男人被当作练习佩刀斩首的竞赛，许多日
本军人更在强暴妇女之前先去除她们的内脏、切除Ru房、活生生地将她们钉在墙上，当着其他家庭成员的面，父亲
被迫强暴他们的女儿，儿子强暴母亲。
战争产生了残酷和野蛮行为，以对抗任何被去人性、恶魔化的敌人。生动可怕的细节让南京强暴事件恶名昭彰，
军人残害手无寸铁的无辜人民，但这只是用不人道对待老百姓（或者可称为“异己者”）的人类历史事件中的一环。
英国军队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强暴人民，苏维埃红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和1945年至1948年间，强暴了约10
万柏林女性，1968年的美军屠杀除了强暴和谋杀超过500位人民，最近五角大楼公布的秘密证据，更详细描述了高
达320起美国人对越南人和柬埔寨人民的残暴事件。
实验室里的去人性与道德背离
我们可以假设大部分的人在大部分时间里是有道德的动物。但是道德可好比汽车排挡，平常打到空挡的时候，
道德会在，但如果汽车停在斜坡，汽车和驾驶就会缓缓向下滑动。这个时候，自然情境就会决定结果，而不是驾驶
者的技巧或意图。这个简单的类比理论，可以捕捉道德背离理论的中心主旨，是我的斯坦福心理系同事阿尔伯特·班
杜拉（Alben Bandura）发展出来的。下一章我们会回顾他的理论，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一些好人可以被引导去做
邪恶的事情。
我们首先回到班杜拉和他的助理所执行的实验性研究，说明道德如何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技巧来羞辱潜在的受
害者，而道德的沦丧竟可以那么轻易。一个精简的描述，就可以展现去人性化的力量，单一个字便可以增加对目标
的攻击性。先来看看，这个实验是怎么进行的。
想象你是一名大学生，志愿参加一个问题解决团体的研究，团体共有三人，都是来自相同学校的学生。你的任
务是帮助其他学校的学生改善他们的问题，策略则是惩罚错误。惩罚方式是执行电击，并且在连续的试验中增加电
击的强度。记录你的名字和其他团体成员的名字之后，助理便离开，告诉实验者研究可以开始进行。你将会有十次
尝试，可以自行决定对另一个房间里的其他学生团体使用何种程度的电击惩罚。
偶然你会通过对讲机听到助理对实验者抱怨另一群学生“感觉很像动物”，你并不知道这也是实验脚本的一部
分。而你也不知道，在另外两个情境中，其他两组和你一样的学生都已经被随机分配，由助理描述其他学生是“和
善的人”，还是不下评语。
如此简单的评语会产生任何影响吗？一开始似乎没有。在第一次的尝试里，所有的团体都只使用低度的电击，
大约是第二级。但在听到他人评语之后，每个团体的反应就不同了。对其他人一无所知的人，会给予平均第五级的
电击：以为其他人是“和善的人”，就会比较仁慈，给予显著较少的电击，大约第三级；然而，想象其他人“很像
动物”的这一组人，便会停止对他们的同情，只要犯错就会换来持续增强的电击，而且明显高过其他情境，增加到
最高的第八级。
请仔细想想，这些简单的评语在你心中运作的心理历程。只是无意中听到一个人的评语，一个没见过面的权威
者告诉你，那个跟你一样的大学生看起来像动物，这些单一的描述，就可以改变你对这些人的心理架构，会让你对
理应和你相似的友善大学生的印象变得疏远。新的心智状态对你的行为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对于为何会给“像动物”的学生这么多电击，这些实验学生事后解释是为了要“给他们好好上一课”。这个例
子使用实验性的控制方法，研究发生在真实世界中会导致暴力原因的基本心理历程，这将会在第12章和第13章有
延伸的探讨，也就是针对邪恶，行为科学家如何研究各种不同面向的心理学。
选择是否让道德标准参与其中的能力。。帮助解释人们为何可以在前一秒野蛮残酷，而下一秒却有同情心。
——阿尔伯特·班杜拉
可怕的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待景像
本书背后驱使的动力，是为了了解美军如何及为何会对位在伊拉克的阿布格莱布监狱犯人做出生理和心理的虐
待行为。这些虐待影像证据于2004年5月在全世界爆发，那是我们第一次看到如此鲜明的历史记录：年轻的美国
男性和女性，用令人无法想象的方式虐待他们应该保卫的人民。这些军人在施展暴力行为时，甚至还以数字影像捕
捉受害人遭受的痛苦。
为什么要留下这些一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