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使一个人的意志屈服时品尝到的权力滋味,远胜于赢得他的心。
——埃里克·霍弗,《心灵的激情状态》
我们有些志愿者被随机指定扮演狱卒角色后,很快便开始滥用新取得的权力,他们残酷成性,日夜无休地贬低、
鄙视、伤害“囚犯”。他们的行动符合我在第一章中对邪恶的心理学定义。其他狱卒虽然并未特别有虐待倾向,但
是显得冷酷、苛求,对于受难同袍们的处境极少流露出同情。只有少数狱卒可被归类为“好狱卒”,他们抗拒了权
力的诱惑,而且有时候能为囚犯的处境着想,多少为他们做点事,比方说赏个苹果或塞根香烟给人之类。
尽管在制造恐惧和复杂性程度上,斯坦福监狱实验和纳粹集中营系统间有着极大差距,但奥斯维辛死亡集中营
中的纳粹党卫军医生和我们的斯坦福监狱实验狱卒间还是有个有趣的相似性。纳粹党卫军医生和实验中的狱卒一样,
也可以分成三种群体。根据利夫顿于《纳粹医生》的描述,“爱国者热切地参与处决过程,甚至为了杀人而自愿‘加
班’;有些人则多少可说是按照条理工作,只做觉得自己该做的事;剩下的人则是不情不愿。”
在我们的研究中,勉强扮演自己角色的好狱卒意味着“不作为即善”(goodness by default)。与其他值班
同伴的恶魔行为相较之下,给囚犯们施点小恩小惠。正如先前提到的,他们之间没有人曾介入阻止“坏狱卒”们虐
囚;也没有人跟工作人员抱怨、迟到早退或是拒绝在紧急情况下加班,甚至没有人为了必须做这些讨厌的工作而要
求加斑费。他们只是“不作为之恶综合征”(Evil of lnaction Syndrome)的一分子,这部分将会在后面篇章中
完整讨论。
我们回想最好的狱卒乔夫·兰德里,他和最坏的狱卒赫尔曼一起轮小夜班,但他从来不曾尝试让赫尔曼“冷静
下来”,或是试着提醒他“这不过是个实验”,这些孩子只是在扮演囚犯的角色,没必要让他们受这么多苦。乔夫
只是默默承受痛苦——跟囚犯们一起受苦。如果他的良知能够激励他做些有建设性的行动,那么这位好狱卒也许可
以发挥相当的影响力,改善在他值班期间日益升高的虐囚现象。
从我在许多大学中的多年教学经验,我发现大多数学生并不关心权力的议题,因为他们在自己的世界中拥有许
多资源,可以凭借才智和辛勤工作来达成自己的目标。只有当人拥有许多权力而且想要继续享受权力,或是没什么
权力却又想要更多的时候,权力议题才会受关注。然而权力之所以成为许多人的目标,主因是享有权力的人可以任
意支配资源。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经这样描述权力的诱惑:“权力是春药”。权力的诱惑吸引着年轻貌美的女性
投向又老又丑的权威人士的怀抱。
囚犯的病理分析
哪里违背意志,哪里就是人的监狱。
——爱比克泰德,《谈话录》(Epictetus,Discourses,2th century)
研究一开始时,我们比较关注扮演囚犯角色者如何适应无权无势的全新地位,而不是那么关心狱卒的适应问题。
当时我刚花了一整个暑假
时间沉浸在我在斯坦福大学与人共同执教的监禁心理学,所以已经准备好要站在他们那一边了。卡罗·普雷斯
科特刚跟我们说了一堆狱卒手下发生的虐待和堕落故事。从曾经是阶下囚的人口中,我们也听说了囚犯性虐待其他
囚犯及帮派斗争等恐怖的亲身经历。所以克雷格、科特和我早就私下倒向囚犯那边,暗自希望他们能够撑过狱卒施
加的各种压力,尽管他们被迫戴上外在的劣势标签,仍然希望他们能维持人性的尊严。我甚至想象自己会是电影《铁
窗喋血》里保罗·纽曼那一类能以智慧方式进行反抗的囚犯,从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他碰上的狱卒。“
当囚犯叛变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发生时,我们感到相当欣慰;他们抗议狱卒指派给他们的奴役差使根本是找麻烦,
也质疑任意武断的执法以及让人筋疲力尽的频繁列队报数。当初我们通过报纸广告招募他们来参加所谓“监狱生活
研究”,但现在他们对这研究的期待已经完全破灭了。他们原本以为只是做几个小时的低贱差事,其余时间可以读
书、玩乐、认识新朋友。事实上,这也是我们一开始规划中要求的——至少在囚犯们开始造反而狱卒们掌握大势之
前是这样。我们甚至还打算要办几场电影之夜呢。
囚犯们对于一些事情特别反感,他们厌恶日以继夜的持续辱骂、缺乏暂时不受工作人员监视的隐私及喘息空间、
任意武断的规则执行、随机惩罚以及被迫分享狭窄寒酸的牢房空间。当叛乱开始时,狱卒转向我们寻求协助。但我
们袖手旁观。我们的态度很清楚:一切取决于他们的决定。我们只是观察者,没有意愿介入。在开始阶段,我还无
法沉浸于警务长的心态中,当时的我反而像个主要观察者,兴趣是搜集资料,想了解假扮的狱卒如何回应这个紧急
事件。
让我们措手不及的是,道格8612在协助策划造反后就迅速崩溃了。他用颤抖的声音控诉囚犯所遭遇到的一切
不合理对待,“这是个很鸟的模拟实验,根本不是什么监狱,干你他妈的津巴多博士!”我们所有人震撼不已。我
不得不钦佩他的勇气。我们无法全心全意相信他是真的觉得很痛苦,而不是做做样子。记得他最先表示希望被释放
时,我跟他谈过话,当时我还请他考虑当我们的“卧底”,交换条件是继续当囚犯,但会有一段时间没有谁可以找
他麻烦。
我又进一步想起在道格8612突然崩溃时,克雷格做出了释放他的困难决定,那时道格进入实验的时间不过36
小时:
作为实验者,我们没人料到会发生这种事。当然了,我们临时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摆平它。还有,很明显的是,
这名年轻人在模拟监狱的短暂经验中感受到的困扰远超出我们任何人预期。。基于伦理、人性优先于实验的考虑,
我决定释放囚犯8612。
我们原本不预期有人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出现如此剧烈的压力反应,但这预期却被打破了,该怎么解释这件事?
当时我们做出一个方向错误的归因,克雷格是这么记的:
我们迅速找到一个自认为自然又可靠的解释:他一定曾因为脆弱或性格上的弱点而有过崩溃经验,这可以说明
他对模拟监狱环境过度敏感和过度反应!事实上,当时我们忧虑的是资格审查过程是不是出现了瑕疵,才会让一个
已经“受损”的人混进来,却没有被侦测到。一直到后来,我们才承认这个明显的反讽:这是我们研完中的情境力
量第一次在完全不预期的情况下以如此惊人的方式呈现,但我们却“用特质论来解释”,我们采取的正是当初设计
研究时想要挑战和批判的思维!
让我们回顾道格8612对这场经验的最后回应,并且承认,他当时的困惑非常深刻:我决定要离开,但当我告
诉你们这些人我的决定、我所看到、经历到的一切时,你们只说了句“不行”,然后把我的话当放屁。当我回去时,
我明白你们只是在敷衍我,这让我很火大,所以我决定要做点什么好离开这里。我策划了几个离开的行动,最容易
又不会造成人、物损伤的方法就是直接假装抓狂或苦恼的样子,所以我选了这个办法。当我回到笼子里时,我就有
意识地假装崩溃,我知道在跟贾菲谈之前,先不要在笼子浪费力气,要到贾菲面前才释放情绪,这样就出得去了,
可是到后来,当我在操弄情绪、装出难受的模样时,我是真的很难过,你知道吧——你怎么可能,假装不舒服呢,
除非你真的很难过。。就像疯子不可能装疯卖傻,除非他真的有点疯了,你懂吗?我不知道到底我是真的受不了,
还是被人诱发,那个黑黑的家伙让我很抓狂,他叫啥?科特吗?这大致就是我的遭遇。而你这位津巴多博士却跑来
跟我谈买卖,好像我是奴隶还是什么东西。。你到后来还在耍我,不过你是可以做点什么,你们应该要在实验里做
点什么。
模拟的重要性
人若处在某种强大社会情境中,本性会出现戏剧性的变化。剧烈程度就如同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引人入胜的虚构小说《化身博士》(Dr.Jekyll and Mr.Hyde)。几十年来,斯坦福监狱实验
引发的关注仍持续不歇,我认为这是因为这个实验揭露了“性格转变”的惊人事实:当情境力量加诸于人时,好人
会突然变身成像狱卒般邪恶的加害者,或如囚犯般病态的消极被害者。
通过引导、诱使或传授的方式,就可以让好人为非作歹。当好人沉浸在“整体情境”时,情境力量会挑战个人
人格、个性和道德观的稳定性及一致性,从而影响人性的表现,引导人做出诸如非理性、愚蠢、自毁自弃,反社会,
不计后果的行为。”
我们希望相信人有基本不变的善性,能够抵抗外在压力,并以理性方式评价并抗拒情境诱惑。我们赋予人性以
神性,人性具有道德及理性的能力,使人类公正而富有智慧。在善恶之间,我们竖立一道看似穿不透的藩篱,以简
化人类经验的复杂性。在善这一边的都叫“我们”、“自己人”、“同类”,而在恶那一边的通通归成“他们”、
“别人”、“异类”。矛盾的是,在创造出不受情境力量影响的迷思时,我们却因此对情境力量失去警觉性,从而
开启了堕落之门。
斯坦福监狱实验及许多社会科学研究(参见第十二章、十三章)透露出我们不愿接受的信息:大多数人不得不
面对社会力量的严格考验时,都会出现重大的性格转变。我们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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