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这么想：我们只是虐待他们，他们却将我们的人砍头。）运用委婉的语言，可以让人们比较容易接受做出残酷行
动的现实，因此也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举例而言，用“附带伤害”指称战争行为所带来的平民百姓死伤；用“友
军伤害”称呼因同袍的不注意或故意而遭杀害的士兵。）
其次，借助分散或推卸个人责任，我们可以让自己觉得行动和行动的有害后果之间并没有那么直接的关联。如
果我们并不觉得自己犯下了惨无人道的罪行，就可以逃避自我谴责。
第三个方法，我们可以改变自己对于行动造成的真正伤害的看法，也就是可以忽略、扭曲、削弱，或根本承认
我们的所作所为会造成任何负面后果。
最后，我们可以重新建构对受害者的认知，把他们所受的苦当作是活该，我们把后果怪罪到受害者头上，当然
也把他们去人性化，借助这些方式把他们当成低于标准的人，不值得我们用对人类同胞的正直方式对待。
了解去人性化过程不是为了找借口
重要的是必须在此再次声明，这类心理学分析不是在替加害者的不道德、非法行为找借口，或是忽略它们的严
重性。揭露人们用来替行为做道德松绑的心理机制将更有利于反制，并有助于我们重新确认—件事，也就是道德约
定可促进人们之间由同理出发的人道情怀，因此至关重要。
制造去人性的国家公敌
在各种导致一般善良男女从事恶行的操作原则中，不能忽略民族国家用来煽动国民时所用的方法。国家一边将
年轻人推向死亡战场，一边让国民赞成侵略战争，这是如何办到的？思考这问题后，我们了解了其中一些原则。国
家运用的是特殊的认知训练，通过政治宣传而实现这个困难的转化过程。全国性的媒体宣传活动（与政府合谋）创
造出“敌人的形象”，目的是让军人和平民渐渐习惯仇恨那些落人“你们的敌人”这个新分类中的人。这类的心理
适应训练是军人们最强而有力的武器，若是没有它，他就不可能用瞄准器的十字线锁定另一个年轻人然后开枪杀了
他。这方法会造成｜人民之间的恐慌，当他们想象受到仇敌统治的情况会有多糟时，他们会感觉一切变得非常脆弱。
这样的恐惧会转化成仇恨，让人们愿意将孩子送上战场对付险恶的敌人，死伤在所不惜。
在《敌人的脸》（Faces of the Enemy）一书中，山姆·基恩（Sam Keen）揭露了大多数国家如何运用形象化
的宣传方式捏造出敌人的原形，以对付被认为极度危险的“他者”、“外人”、“敌人”。这些视觉形象创造出集
体的社会偏执，使人们把注意力焦点全放在敌人身上，认为这些敌人会伤害妇孺、破坏家园以及属于他们生活方式
的信仰，全盘摧毁他们的基本信念与价值。这类宣传会向全球广泛发送，影响遍及全世界。无论各个国家在许多面
向仍存有许多差异，我们仍可把这类宣传当成是某群“充满敌意的人类”使用的树敌伎俩。他们在正直族类的善良
人脑中创造出一个新的邪恶敌人形象：压迫者、身份不明的人、强暴犯、无神论者、野蛮人、贪得无厌的人、罪犯、
用酷刑的人、谋杀者，最后，“那个敌人”成了抽象概念或是没有人性的动物。这些令人丧胆的形象使人以为国家
正受到一群人见人厌的野兽蹂躏，在人们的脑海中，敌人等于蛇蝎、鼠辈、爬虫类、大猩猩、触角动物，甚至是“猪
猡’。
最后我们要探讨，当人们采取去人性化的角度来认知某些特定他者的结果，一旦这些人被公开宣布奇怪、讨人
厌，人们就愿意对他们做出一些难以想象的事。在历史上（20世纪20至40年代）曾有六万五千名美国人被迫接受
绝育手术，只因当时的优生学提倡者根据科学的理由，决定用排除不良特质的人达成｜人种净化的目的。我们但愿这
个想法是出自希特勒，而非美国最受尊崇的法官之一——奥利佛·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可惜事实并非如此。他根据多数意见做出决议（1927年），判定强制绝育的立法不但不违宪，还符合了社会福祉：
如果社会能够防止那些显然不适合生存的人继续繁衍下一代，人们就不必等到堕落者的子孙犯了罪再来处死他
们，或者让他们因为智能低弱而挨饿，这样做可以让这世界变得更好。连续三代都是弱智者就够了，不应让他们继
续下去。
关于这点，请回想一下我在第十二章中曾引用的一份研究，研究中的夏威夷大学学生竟愿意赞同执行“最后解
决方案”以排除身心不合格人口，必要时甚至包括他们的家人也在所不惜。
美英两国长期以来一直参与着“对抗弱者的战争”，它们是直言不讳且深具影响力的优生学提倡者，不仅倡议
运用科学方法正当化优生学计划，推动将不合格者排除，并同时强化强势生存者的特权地位。
姑息之恶：被动的旁观者
邪恶的凯旋唯一需要的只是善良人的袖手旁观。
——英国政治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
（我们）必须认识到，被动接受不公正的体制也就是和这个体制合作，并因而成为它的恶行参与者。
——马丁·路德·金
我们看待邪恶的方式通常是聚焦在加害者的暴力，摧毁性行动上，但是当有人需要你的帮助，或需要人出面反
对，表示不服从，检举某些恶行时，不做任何事也可以是种邪恶。邪恶最具关键性、同时也最不为人知的促成因素
并不是明目张胆鼓吹暴力伤害的人，而是在他们背后沉默的大多数，目睹一切发生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人。他
们在恶行发生现场沉默不为，甚至使得善恶间的界限变得更模糊。我们接着会问：人们为什么不伸出援手？为什么
不帮助需要他们帮助的人？他们的被动是无情、冷漠的个人缺点使然，还是说我们可以辨识出某些社会动态过程在
其中运作？
基蒂·吉诺维斯事件：社会心理学者的看法
在纽约市、伦敦、东京或墨西哥市这样的大型都会中心，一个人随时都被成千上万的人包围，这说法一点也不
夸张。我们在街上与人们擦肩而过，在餐厅、电影院、公交车或火车上比邻，和人们排同一条队伍——却彼此毫无
关联，好像他们不是真的存在。对皇后区的一位年轻女子基蒂·吉诺维斯（Kitty Genovese）来说，她最需要援手
的时候，帮助她的人真的并不存在。
在超过半个小时的时间内，有38位正直、守法的皇后区居民（纽约市）眼看一名凶手在皇家植物园（Kew Garden）
中追杀一名女性，他一共发动了三次攻击，其中两次攻击中，旁观者发出的声音以及突然点亮的卧室灯光打断并吓
退了凶手。但是他又回头找到那名女性，然后再次用刀子刺杀她。在攻击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打电话报警，
一个目击者后来打电话给警方，当时这名女性已经死亡。（《纽约时报》1964年3月13日）
针对这案子中的细节，最近一份分析报告提出了一个疑问，报告中质疑到底有多少人真正目击了整个事件的发
生过程，以及他们是否真的了解发生了什么事，因为当时的目击者中有许多人是半夜中被惊醒的上了年纪的老人。
尽管报告提出了质疑，但毫无疑问，这些住在治安良好、气氛宁静，几乎算是个郊区住宅区的居民听见吓人的惊叫
声却没有提供任何协助。基蒂面对杀手的疯狂追杀终于逃无可逃，最后独自死在楼梯间里。
然而不到几个月后发生一个事件，更生动且令人心寒地描绘了旁观者何以如何疏寓、被动地袖手旁观。一个十
八岁的女秘书在办公室里被殴打，凶手几乎让她窒息，还脱光她的衣服强暴她。当她终于从攻击者手中逃脱，一丝
不挂，流着血跑下建筑物的阶梯到门口大叫：“救救我！有人强暴我！”时，有将近40个人聚集在忙碌的街上，
看着强暴者把她拖上楼梯继续施暴。竟没有人上前帮助她。只有一位刚巧路过的警察阻止了接下来的施暴及可能发
生的谋杀（《纽约时报》1964年5月6日）。
旁观者介入研究
针对旁观者的介入行为，社会心理学者做过一系列探索性研究，并曾对此提出警告。天性式分析中常一面倒地
针对冷酷无情的纽约旁观者心态问题大做文章，这些社会心理学者反对这样的做法，试图了解是什么让处在那个情
境中的一般人无法做出对的事。比布·拉塔内（BibbLatane）及约翰·达利（John Darley）当时正分别在纽约市
的两座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中担任教授，因此十分接近事件发生处。他们在纽约市大街小巷中进行了
许多田野研究，研究地点包括地下铁、街角及实验室。
拉塔内和达利的研究得出一个违反直觉的结论：当紧急情况发生时，越多人目睹，这些人就越不可能介入提供
协助。身为被动的旁观者群体中的一分子，这表示每个人都会假设有其他人可以协助或将要提供协助，这样一来，
相较于单一目击者或只有另一位其他旁观者在场的情况，他们受到采取行动的压力就比较小。其他人在场分散了卷
入此事的个人责任感。参与者的人格测验显示，没有一个特殊人格特质和紧急事件发生时旁观者的介入速度、介入
可能性之间有显著关系。
纽约客就像伦敦人，住在柏林、罗马和华沙的居民．或是其他来自世界各国大都市的人一样，当有人直接要求
协助，或是遇到单独在场或在场人数不多的紧急情况时，他们就会伸出援手。但是每当紧急情况发生时有越多可能
提供帮助的人在场，我们就越可能假设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