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5月12日，在《六十分钟Ⅱ》节目中，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主持人丹·拉瑟播放了一卷由一名美军制
作的家庭录像带，内容是关于在布卡营（Camp Bucca）和阿布格莱布监狱的状况。录像片段上可看见一名年轻士兵
对伊拉克囚犯的鄙视态度，镜头上的她说：“我们已经死了两名囚犯。。不过谁管它？重点是我要操心的人少于两
个。”数名来自布卡营并因在该地虐囚而受到指控的军人告诉瑞德：“问题是由指挥链开始——这些酷刑和凌虐照
片拍下时的指挥链，和管理阿布格莱布的指挥链是一样的。”
另一个有证据的失控例子则是涉及来自美国第82空降师的军人，驻扎地是在费卢杰附近的水星前哨作战基地
（Forward Operating Base Mercury）。在被移送到阿布格莱布监狱前，暴动分子和囚俘都会被暂时监禁在这里。
“他们（费卢杰当地居民）叫我们‘谋杀狂’，因为他们知道一旦被我们逮到而在被送到阿布格莱布前落到我们手
上，他们就会付出悲惨代价。”这名中士继续说道：“营里每个人都知道，如果你想要发泄挫折的话就到受制者营
区去。某种程度上它只是个运动而已。”
来自问—单位的另—名中士说明他做出虐待行为的动机，行为包括刚棒球棒打断被拘留者的腿。他说：“有时
候我们觉得很无聊，这时会先叫某个人坐在角落，然后让他们叠成金字塔。这办法比较早，不过很像阿布格莱布。
我们只是为了好玩才这么做。”
陆军中尉伊恩·菲什巴克（Ian Fishback）是这个“精英单位”的军官，他于2005年9月向“人权观察协会”
（Human Rights Watch）作证发生在该监狱的大规模虐囚行为。他透露他的士兵们也使用数码影像记录下他们的恐
怖行径。“（在水星前哨作战基地）他们说他们也拥有类似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虐囚照片，因为这些照片的相似度太
高，所以他们把照片销毁了。他们烧了那些照片。他们是这么说的，‘他们因为那些我们也被交代去做的事情惹上
了麻烦，所以我们要销毁这些照片。’”
我们在下一章中还会见到这位中尉，他会仔细描述他所属单位所犯下的虐行，除了性虐待之外，均吻合了阿布
格莱布监狱1A层级院区中发生的事件。
弗雷德里克接受审判
为了这七名受指控的宪兵人员，由军方调查人员和检察官组成的团队在准备辩护过程中投注了相当大的热忱。
（如果负责管理阿布格莱布的军方指挥官，也曾付出那些关注和资源的一小部分在监督和纪律的维持上，现在或许
就不需要在这些审判上花费任何心力了。）他们的游戏计划很简单也很有说服力：搜集了充分的证据和证词之后，
他们决定帮每位被告申请提出认罪协商，这样一来，当他们表明认罪并作证指认其他宪兵同僚后，原本可能被判处
的重刑就能从轻发落。审判程序是从涉案情节最轻的人开始，如杰里米·西维茨，他们的策略是牺牲其他人的上诉，
将辩护主力放在情节最严重的三人：弗雷德里克、格拉纳、英格兰身上。
弗雷德里克被指控五项罪名。在作为认罪协商一部分的“事实协议书”上，弗雷德里克接受下列罪行为真实、
经得起证实并且可被采纳为证据：共谋虐待被拘留者，怠忽职守；虐待被拘留者；以殴打方式从事伤害行为；与他
人从事猥亵行为。
最后一项指的是他被控强迫数名被拘留者在有男有女的士兵及其他被拘留者面前手淫，同时加以拍照。
审判
2006年10月20、21日，尽管辩护律师曾提出申请变更审判地至美国，弗雷德里克的审判照旧于巴格达举行。
由于我拒绝前往如此危险的地方，因此我改往位于意大利那不勒斯的海军基地，并在一个高度戒护的房间内通过视
讯会议提供我的证词。过程真是困难，首先是我的证词不断因声音回传的延迟而被打断，其次是电视屏幕上的审判
画面常常模糊不清，更糟的是我必须跟一个电视屏幕讲话，没办法跟法官直接互动，雪上加霜的是我又被告知不能
在作证中使用笔记，这表示我曾仔细研读过的五份调查报告的数百页内容，以及我对弗雷德里克及1A层级院区所
搜集到的背景资料，全部都得靠自己回想。
由于弗雷德里克已进入认罪申请程序，我的证词必须完全聚焦在明确说明情境及系统对他的行为影响，也就是
确切指明一个不正常环境对一个极为正常的年轻人行为的影响。我也概要地报告了心理评估结果，他在进入1A层
级院区前的一些正面背景，以及我和他访谈中的重要内容。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支持我所提出的结论：弗雷德里克并
不是带着病态倾向进入该行为背景。我反而主张是情境诱发了他所涉及的脱轨行为，而对此他深感遗憾及罪恶。
我也清楚表示在试着了解弗雷德里克的行动如何受到情境中的社会动态影响过程中，我所做的并不是“开脱”，
而是在判决中经常未受到严肃考虑的概念分析工作。此外，在对此案提出我的专家见证及关联性同时，我也概述了
斯坦福监狱实验及虐待行为发生的环境和阿布格莱布之间的一些相似处，以及我的研究主要性质和发现。（我的完
整证词出现在2004年10月《伊万·“奇普”·弗雷德里克审判记录》的第294页至330页，遗憾的是此项文件无
法通过网络查阅。）
检察官梅杰·迈克尔·霍利（Major Michael Holley）驳回了我情境主张的论点。他认为弗雷德里克能够辨别
是非，有足够的军队训练胜任此项工作，而且对于是否参加被指控的不道德、有害行为，基本上有能力做出合理判
断。因此他将罪过完全归给弗雷德里克的天性，认为他的恶行乃出于故意，同时将所有情境或系统性的影响排除于
法庭的考虑之外。他也暗示日内瓦公约是具有效力的，而这些士兵应该要知道它所约束的是哪些行为。然而这并不
是事实，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见到的：小布什总统及他的法律顾问在一组法律备忘录中变更了对这些被拘留者及酷
刑虐待的定义，因此造成日内瓦公约在这场“反恐战争”中失去了效力。
裁定
军事法官詹姆斯·波尔（James Pohl）上校只花了一个小时就完成了所有被指控罪行的有罪裁定。弗雷德里克
被判八年的有期徒刑。我的证词显然对于减轻他判决的严重度来说微不足道，他的律师加里·迈尔斯强而有力的抗
辩也一样。在这个由军方及布什政府指挥链所搭起的国际公共关系舞台上，我在本书中详加阐述的所有情境及系统
性因素均显得无足轻重。他们必须让世界和伊拉克人民看见他们“对犯罪活动决不手软”的决心，严惩少数害群之
马的流氓军人，以便保持美军的整体优秀形象。只要他们所有人都被送审、宣判、送入大牢，美国军方所蒙上的污
点就会逐渐被世界淡忘。
查尔斯·格拉纳拒绝认罪，被判十年徒刑。琳迪·英格兰在经历一连串错综复杂的审判后，被判三年徒刑。杰
里米·西维茨，一年，杰弗·戴维斯，六个月。萨布里纳·哈曼因证据显示她在进入阿布格莱布监狱前对伊拉克人
的态度十分和善，获得六个月徒刑的轻判。最后则是梅根·安布尔，未被判处任何刑期。
相关比较
毫无疑问地，奇普·弗雷德里克参与的虐待行为让他手下的被拘留者受到身体和情感上的伤害，也为他们的家
庭蒙羞并为此愤怒。他认罪了，也因被指控的罪行而获判有罪，被处以重刑。从伊拉克人民的观点来看是种宽待，
但从我的角度看却是严惩，因为是情势促使并支持这些虐待行为发生。然而，在其他战争中也有军人因残害平民至
死而被判罪，将他们判决与奇普的比较，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
美国军方的荣誉过去曾因越战而蒙尘，当时的查利连（Charlie pany）侵略美莱村搜索越共，他们没有找
到任何人，但是经年累月的压力、沮丧，再加上对越共的恐惧，使得他们爆发，将枪管转向平民。超过五百名越南
妇孺、上了年纪的老人死于机关枪近距离扫射下，人们活生生被烧死在他们的茅屋里，还有许多妇女遭到强暴、内
脏被挖出。有些人甚至被剥下头皮！在《寻访美莱幸存者》（Interviews with My Lai Vets）这部影片中，一些
士兵曾以不带情感就事论事的语气描述了可怕的暴行。西摩·赫什（Seymour Hersh）在他的书《美莱屠村纪实之
四》（My Lai 4）里仔细报道了这次屠杀事件，这是事件发生一年后第一次公开报道。
而只有一位士兵——中尉小威廉·卡利（William Calley，Jr·）因而被判有罪。他的上级欧内斯特·梅迪纳
（Ernest Medina）上尉当时也在“搜索暨摧毁任务”现场，据报道曾亲自射杀多名平民，却从所有指控中安然脱
罪并辞去丁职务。梅迪纳上尉的绰号叫做“疯狗”，他对他所领导的查利连相当自豪，曾宣称，“我们是战场上最
优秀的一连。”也许他太过急于下定论了。
卡利中尉因预谋杀害超过一百名的越南美莱村民而被判有罪。原本刑期为终身监禁，后因特赦而被缩短为三年
半，他被软禁于营房中服完了刑期，没待过一天监狱。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卡利中尉后来得到了特赦，并且回到
他的小区里成为一名收费的晚宴后演说者、受人尊敬的生意人。如果卡利是应征入伍的士兵而不是军官，事情会不
会不一样呢？如果查利连的士兵们也拍下“战利纪念照”，让那些言语文字无法传达的残酷屠杀场面血淋淋地出现
在人们眼前，事情会不会不一样呢？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
将这些夜班宪兵与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