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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萧条来临时，美国国家都关注自己而忽视对其他国家的影响。1930年6月，为了保护国内就业，美国国会通过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提高了进口关税，这一政策使得那些世界上的举债国更难偿还债务。这些国家要么债务违约要么推翻试图采取紧缩政策的当权政府。希特勒正是利用经济危机登上了权力的舞台，在他于1933年1月上台后所作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德国不会偿还其外国债权人所持有的债务。他所传达的仇恨和复仇恰恰迎合了感觉自己被全球化经济剥夺了的德国民众。
美国没有像魏玛共和国一样的政治忧患，但是更大的问题在于，如果没有进行变革所需的国际经济合作，各国采取投机的民族主义会严重伤害国际经济和政治环境。民族主义，与对政府平衡劳资双方矛盾能力的盲目信仰一起，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它被称为法西斯。要竭尽一切可能避免这一历史的重演。
已经存在的国际机构，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如果还按照其过去的模式进行运作，那么它们在培育全球合作机制方面将会被证明是无效的。它们在运行方式上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能够更多地直接代表民众的利益而不是领导人的利益，更多地关注软实力而非硬权力。我将讨论这一方法是如何能够与中国所需要的改革很好地结合。毋庸置疑的是，多边机构的软实力也能够被用于推动之前章节讨论过的美国所必需的种种改革。
二十国集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09年9月，世界上最大经济体的领导们齐聚匹兹堡，建立了二十国集团作为全球经济合作的基础论坛。与其前身七国集团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一自称为世界经济保驾护航的组织排除了很多国家——为了实现对话避免过多的摩擦，这可以说是必须的，但同时却也是不民主的。谁在其中谁在之外这一决定也是武断的：阿根廷是成员国之一，而GDP总量5倍于它的西班牙却只是通过欧盟作为间接的成员国。尽管如此，二十国集团的领导能够得到安慰的是他们共同应对危机进行了“协调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并对政策结果使用了一个极不常见的简洁的（在官方声明中）描述：“它起作用了。”它们继续说道：“今天我们发起一个强劲、可持续和平衡的增长框架。为落实这一框架，我们承诺制定一个流程，依此制订目标、实施政策并共同评估进展。我们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帮助分析各国或地区的政策框架是否协调一致。……我们将共同努力，确保财政、货币、贸易和结构调整政策有助于推动更加持续和平衡的增长。”
所以，成功携手应对了危机的二十国集团现在面临更大的挑战，即确保各国的增长与全球增长的再平衡相协调。这正是我所说的必须要完成的事。尽管在这场危机中二十国集团已经获得了一些成就，但是我们对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运作的二十国集团的有效性是否有信心呢？
不幸的是，我们并没有这样的信心。在面对危机的时刻，很容易让政治家们实施刺激计划，让中央银行们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因为每一个国家都想要尽可能的刺激经济发展，因此不需要什么协调：二十国集团的领导人在号召协调的刺激政策时，实际上是在推一扇已经打开的门。当各国在政治上需要进行痛苦的改革时，真正的困难出现了。这些改革短期看起来更有利于其他国家而不是自己。而政治永远是本地的：全球经济可没有选区。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们在以前曾做出过全球政治协调的尝试，具体来说是在协调全球大额贸易不平衡这一问题上。这一努力失败了，而且这一失败对于理解为什么具有指导意义。
在2006年，随着美国经常账户赤字一次又一次地创出新高，随着中国经常账户赤字盈余急速上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这一现象非常担忧。当时的基金董事罗德里戈？拉托决定需要一个新的方式。我当时在基金组织任首席经济学家，我们召集了对贸易不平衡负有最大责任的五大经济体——美国、欧元区、中国、日本、沙特阿拉伯—— 一起讨论他们如何能够合作将不平衡降低。为了准备这一系列会议，我领导了一个基金组织小组，在2006年夏天飞遍世界各地与这些国家商谈，试图帮助这些国家达成共识。就像一句老话说的，大多数国际会议上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所有重要的问题都在会前已经讨论完毕了。
在沙特利雅德阴凉处的气温都高达122华氏度，而在东京却又出奇的凉爽。但参与谈判的人反应却很一致。各国同意贸易不平衡是不稳定的潜在来源，要降低贸易不平衡需要在市场恐慌或者政治家采取保护主义政策之前进行经济改革。但是每一个国家同时却也都指出为什么自己不是不平衡的原因，而为什么这一任务其他国家更容易实现。
比方说，美国当局坚持说世界上其他国家都愿意把他们的钱投在美国，这不是他们的错：不平衡是中国人的错，中国人购买美元来阻止人民币升值。这样巨大资本流入压力导致了美国的消费。中国人则坚持如果他们让人民币更快地升值，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会下降，但是柬埔寨或越南则会替代中国的份额，美国的贸易赤字不会改变。在他们的眼里，美国消费者没有自制力。而且，中国人的巨额贸易盈余仅仅只是由于美国限制了其高科技设备对中国的出口。诸如此类。每个人都指责别人。事实是每个人都对问题负有部分责任，但是没有人愿意承担解决问题所需的代价。
2006年底，我离开基金组织的位子回到芝加哥大学，对于一无所获的事实感到沮丧。当2007年磋商最终结束时，基金组织宣布他们获得了成功：大家自由而坦率地交换了意见，但这实际上只不过彻底不同意见的官样说法。每个国家都同意做一些它们已经一直在做的事情，这对于解决问题基本上是于事无补。磋商没有能够产生实在具体的行动。几个月后，部分由于造成这种不平衡的行为，这次危机开始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失败并不是因为我们的论证不具有说服力。各国相互指责的原因并非他们不懂得自己的责任而是因为没有人能够真的承诺解决问题所必需的行动。比方说，没有美国总统能够承诺大举减少财政赤字：这个决定只有国会能够做出。同样的，没有中国领导人能够单边同意允许人民币升值：这是需要国务院和共产党中央各级梯队经过仔细研究才能做出的决定。而且，需要的改变也远远不止于裁剪预算赤字或让人民币升值。所需要的是经济上更深层次的根本性改变。而且，当事情发展到需要最根本的改变时，世界的整体利益对于美国的政治家或者中国的共产党而言并不算什么。
尽管心存希望，但上述种种是为什么我对于二十国集团雄心勃勃的宣言保持怀疑的原因。同样，我也不认为国际货币基金在未来能够比在2007年底结束的多边磋商获得更多的成果。变革的发生只有在各国被迫时，或者变革是符合他们国家利益时，但是这个过程对于世界经济而言可能成本太高，发生太慢。
如果不作为不是一个选项，那么我们如何才能让全球合作得以实现呢？我想，这个问题的答案必须要从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多边组织机构本身及其与主权国家的互动方式的彻底改革中寻找。
多边组织机构及其影响
多边组织机构迄今为止以两种方法起作用。一种方法是WTO所采取的准法定模式，WTO在参与国之间制定贸易规则，其行动基础是一套限制贸易壁垒的协议。这些协议由成员国政府在长期和健康的谈判后共同签署和修订。ＷＴＯ有一套分歧解决机制来迫使参与国遵守协议，而且因为规则相对清晰，各国的遵守情况就能在一个类似法律的机制内进行评判。对违反协议者的惩罚，通常是对其进行贸易制裁，这很容易实现。ＷＴＯ参与国一定程度上放弃部分主权，比如设定进口关税或补贴特定产业的自由，来换取别的国家也和他们一样做出同样的牺牲。这些妥协促进了互利的贸易。当产业人士给政治领域施加压力来争取保护时，政治家们可以简单的袖手旁观而指责WTO。
第二种方法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采取的国际宏观经济治理和协调，由于其任务的本质导致了其有效性要弱得多：本质上是一种规劝模式，这种模式只对找基金借钱了的国家有用。这里的问题是游戏规则完全不清晰。一国的行为模式何时会对全球造成伤害呢？当美联储将利率降低到接近于零，由此释放出的全球性风险偏好浪潮，其他国家是否有权抗议呢？美联储能否不说其政策仅仅只是关注美国经济情况吗？当中国对汇率市场的干预阻止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时，是不是利用了不公平手段来获取竞争优势呢？一些人争论说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是其不公平政策的证据。但是，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限制其公民和企业持有外国资产，因此其所持有的外国资产不可避免地显示为中央银行的巨额外汇储备。而且即使有证据说明中国故意低估人民币，中国能够不声称自己是一个贫困国家从而利用汇率低估来弥补它其他方面的劣势。
因此，IMF不像WTO，它不能构建一套详细而有普遍性共识的规则，而这样的规则是有其优点的。尽管建立规则的过程需要大量的谈判和讨价还价，但参与各方却也能够从整体框架中看到长远的更大层面的利益。结果，在WTO分歧一般能够采取可能的“给与取”方式进行细节设置，通过复杂的贸易回合谈判来解决。基金组织想要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它必须尝试根据各国不同的情况确保覆盖多国的政治改革的共识得以实现，但问题在于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