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无出身四考一员充职官知县，或于职官令录中举五考以上之人充京官知县。仍于敕明言所荐之人若将来显有善政，其举主党议赏，若赃污不理，苛刻害民，关与同罪。
为什么国家到这地步，正是大臣无能，所以大臣必须要保荐，要连坐，保的人好有功，保的人不好同样有罪，环环相连，担当起责任，这样各个贤能便能从民间拨出。
有了庆历新政“择官长”的一些雏形。
但关健这个好坏怎么判断？
对于范仲淹与韩琦也是一次时机，国家正酝酿着巨大的危机，赵祯心中焦急万分，只要有好的策略，一概想试用，于是对辅臣说道：“自用兵以来，策试授官人猥多，而任事颇无善状，今献策及僚论荐，宜先委有司详其可否以闻，其与试人宜加精核。”
这时，范仲淹与韩琦步子迈得还是很小，他们初次进入中枢，有的情况没有摸清楚，也不敢说。为了减少百姓压力，赵祯诏议欲松驰茶盐禁，减商税。范仲淹说道：“茶盐，商税之入，国用有余，当先宽赋役，然后及商贾，弛禁非所当先也。”
国家钱还不够用，这时候不能松动茶盐与商税，若有余钱，最主要的先减去百姓赋役。说得也有理，没有钱怎么办？但这时候范仲淹略过保守，乘此时，若改革，茶盐之政有许多弊端能够就此消除。不消除问题也不要紧，最大的危机还是各地的起义。终于王伦的消息传到京城。
一起感到愕然，从沂州到高邮有多远哪，沿途又驻扎多少军队、厢兵与捕快，怎么就让他们逍遥自在了一千多里路？
欧阳修进言道：“近日四方贼盗渐多，皆由国家素无御备，而官吏赏罚不行也。臣谓夷狄者皮肤之患，尚可治。盗贼者腥心之疾，深可忧。朝廷终未当处置……今沂州军贼王伦，所过楚、泰等州，连骑扬旗，如履无人之境，而巡检、县尉反赴贼召，其衣甲、器械皆束手而归之，假令王伦周游江海之上，南掠闽广而断大岭，西入巴峡而窥两蜀，杀官吏，据城邑，谁为悍御者？此可谓心腹之大忧。为今计者，先先峻法令，法令峻则人知所畏，自趋而击贼。请自今，贼所经州县夺衣甲，官吏并追官勒停，巡检、县尉仍除名，勒从军自效，俟破贼日则许叙之……”
这封奏折暴露了欧阳修的本质。
不是峻法的问题，关健是王伦为什么发动起义的？
欧阳修经过多年官宦生涯，真正完成从贫困子弟到士大夫的脱变，可他也忘记根本，主动站在权贵一边。
不仅是王伦，还有，这才是郑朗叫侥幸的地方。余靖又进言道：“朝廷所以威制天下者，执赏罚之柄也，今天下至大而官吏弛事，细民聚而为盗贼，不能禁止者，当赏罚不行……南京者，天子之别都也，贼入城斩关而出，解州、池州之贼不过十人，公然入城虏掠人户，邓州之贼不满二十人，而数年不能获。又清平军贼入城作变，主者泣告，而军使反闭门不肯出。所闻如此，而官吏皆未当重有责罚，欲望贼盗衰息，何由而得？今京东贼大者五七十人，小者三二十人，桂阳监贼仅二百人，建昌军贼四百余人，处处烽起，而巡检县尉未知处以何罪……”
为什么会这样？
当真是用酷法就能解决的？
范仲淹又说，陕西禁军厢军近二十万众，防秋在近，必须养育训练，以期成功，在乎丰以衣食，使壮其力，积以金帛，示以厚赏，牛酒以悦之，律罚以威之，虽二十万众，合为一心，有守必坚，有战必强……
这个钱从哪里来，粮纳粮草并金银钱帛，及万缗与南监交钞，二万与上佐官，三万者京官致仕，如应举到省，与本科出身，除家便官。
没有办法，只好卖官凑钱。
郑朗听到卖官之策居然从范仲淹嘴中说出来，不由十分愕然，揉了揉太阳穴，说道：“陛下，臣以为只要主明臣贤，内患不必忧也，忧的还是外敌。虽有的时候年光不好，百姓被逼无奈，沦为盗贼，然我朝乃是最重内治之国，故这些盗贼必不深患。”
与欧阳修正好说反过来。
“西夏国力狭弱，不能颠覆我朝，但野心难改，眼下西夏据于契丹之逼，必与我朝约和，可以赢来短暂的几年或者十几年和平时光。约和，我朝必须用钱帛收买其心，再加上他们内部休生养息，十几后必会又来侵犯我朝。又不知道会进行几年战争，反反复复，虽是疥癣之痛，可这个疥癣太大太深了，战争持久，民不聊生，若再来一个大型灾害，陛下仁爱，民虽苦多不怨，盗贼难以成势。可陛下能保证后世子孙皆如陛下？内外交困，那时才是最伤最痛之时。至于欧阳修所说契丹之心，不可不防，也不可以夸张，严防而己，不必进行大规模的练军与增兵，一是国家没有钱帛维持，二是不能让契丹人认为我朝有敌意。之所以询问我朝与西夏人议和事宜，一是当初的约定，二是他们也想判断三国的形势与走向。契丹已经堕落矣，臣担心的不是契丹，而是北方更野蛮的鞑靼人与女真人，这些民族取代契丹，必将成为我朝最大的敌人。”
顿了顿说道：“桂阳监贼主要是走私私盐的生猺，官府抓俘不服，发起的暴动。其余盗贼，有的是军中之弊引起的，还有的是百姓，四年重压，加上旱灾，生活无法维持下去，才有胆大包天的歹徒为非作歹。可这些人难道不知道谋反必死？为什么要挺而走险，官逼民反也，一些官吏没有做好，加是贫困，于是挺而走险。许元已去南方筹粮，不日粮食就能抵达京师或者山东，陛下可以下旨，让各州县官寮开仓酌情放粮，赈济百姓。范仲淹与韩琦、欧阳修议派按察使巡视各州县官员，然臣倒以为暂且莫急，不如派几良吏按察各州县，监督官吏放粮，先安民心。民以食为天，不求让他们吃饱，最少有一个半饱，老百姓就不会挺而走险，没有饥民流民的加入，纵然有一些盗贼为患，迟早必被朝廷剿灭。陛下，治国者义为节，仁才为本。老百姓为了支持国家战争，苦了近四年，到了朝廷回报他们的时候。”
赵祯动容，说道：“准。”
郑朗又说道：“数支贼寇，唯有王伦贼最强，让臣带一营悍远军前去南方，来回不出一月，便可将此盗贼剿灭。”
悍远军便是那些生女真骑兵，来到京城后一切为二，分成两营，每营有两百余将校。在未完全被京城生活腐败堕落之前，他们依然还是宋朝最强大的军种。
第四百五十六章 不能答
赵祯没有同意，说：“盗贼王伦仅数百人，不需卿亲自前往。”
王伦虽让朝廷头痛，只是一只鸡，用了牛刀未免太过。
郑朗答道：“陛下，高邮临近大运河，马上六月末，江南茶盐之税，平安监的金银铜铁悉数将从大运河运向京师，一旦拦截，会将如何？况且自高邮往南，皆是国家鱼米之仓，供粮大户，贼已从沂州糜烂到了高邮，往南便是扬州与真州，渡过长江便是江宁、润州、苏州、湖州、杭州。”
郑朗每提一处地点，赵祯的秀气脸蛋便白了一份。
除了真州略小外，其他几州那一州也不能糜烂，这几个州那一州每年税务不是好几十万贯，甚至超过百万贯。韩琦与范仲淹为了一千八百贯磨嘴皮子，一百万贯是什么样的数字？
“郑卿，你若去，将悍边军全部带上。”
“陛下，不用，贼寇虽勇，背水一战，负隅顽抗，但臣带一营足矣，至于原因，臣回来再说。”郑朗答道。王伦还好一点，马上的张海起义才是规模庞大，纵横陕西、河南与湖北，使京城十几个州郡彻底溃烂。用兵的地方不要太多。
“人太少了。”
“陛下，兵不在多，而在于精，自沂州到高邮驻扎了多少禁军、厢兵，再加上周边地方，禁厢军与衙前人数能达到一万多人，为何却让两百多人纵横无敌。陛下，诸公，请三思。”
赵祯还是希望郑朗多带一些人马。
毕竟从奏折上传来的消息，敌人太强悍了，宰相出面，万一有败，郑朗有危险，国家也丢不起这个脸。
郑朗说道：“臣对军事并不善长，但也不是外行，请容臣议。”
说不善长是谦虚的话，郑朗对军事不懂，那么朝堂上谁对军事懂？
赵祯只好答应。
从都堂出来，范仲淹依然有些担心，说：“行知，不可轻敌。王伦谋反，不生便死，逼上绝路，又有许多马匹，你带的人是少了一点。”
“希文兄，我没有轻敌，敌人在绝路上，战斗起来一定十分强悍，这个我心中清楚。至于马，不用担心，他们沿途从官府手中掠来许多马，所以越往后战斗力越高，速度也越快。但自沂州往南，皆是内陆，马除了用来通信的外，从未指望这些马上战场，又不是养马之所，劣马居多，良马为少。并且他们全部是步兵出身，不善骑术。仅一个来月，能练出什么精湛骑术？似乎他们只是用来骑，也未听到他们专门训练骑术，准备在马上交战。地形也不同，往南去，多沼泽低洼之所，练骑术也没有多大作用。”
“可你带的多是骑兵。”
“那也没有关系，此时敌人驻扎在高邮，陈执中派了都巡检傅永吉一路南下追赶，畏于敌人之强，不敢追上，进行短兵交接。可是敌寇也知道自己人单力薄，不敢正面还击，一有损伤，四周的郡县官兵与捕快便会如狼似虎的扑上来，因此不断地南下退让。高邮南下只有三条道路，一往泰州，泰州东面便是大海（宋时海岸线没有今天的远），官兵逼迫，只能逃向通州，通州南边还是大海，到时必将自己逼到绝地上。因此不会选择。第二条道路便是扬州，扬州虽然繁华，但驻有六营军队，又有许多厢兵与禁兵，兵力数量是他们的十几倍，也不敢南侵扬州。因此必往西南，进入真州和州，可以西趋大别山，南渡长江。而这一带有的州府仅有一营禁兵，有的州府甚至还没有禁兵驻扎。敌必然选择这条路线南下。可是希文，你看一看高邮西南是什么地形？”
高邮西面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