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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我补充一个例子，刚才讲到“逝将去汝，适彼乐土”。但其实，也是有这么大一群人从别人的乐土回来了。我有一个朋友，他本来在新西兰呆得非常好，他说当时汶川地震一震的时候，把他震得内伤了，觉得自己不能呆在新西兰。他坚决地回来了，就地改造。这样的青年人很多，这个地方有很多事需要我们做。今天坐在这个教室的人，应该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精英。如果我们都不做点什么，还指望谁来做呢？
提问16：想就农民工问题请教熊老师。现在大城市是在经济上欢迎农民工的到来，但是在制度上又排斥农民工的到来，他们的居住权没有基本的保障。但《宪法》规定每个公民是平等的，但是在具体权利的行使当中，会产生巨大的鸿沟，农民工在这个鸿沟当中成为游民，可能会成为危害社会安全的一种因素而存在，您认为我们在制度设计上应该如何填补这种鸿沟？
熊培云：您是要我给中国政府开一个药方（现场笑），其实制度设计，遵照《宪法》给大家正常的权利就可以，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宪法在具体落实方面成了一个权利白条。
主持人：我补充一下这个问题，我正好跟王学泰老师做了一个专访，叫做《流民、游民与社会动荡》，他说了这么一句话：怎样才能使这个流民社会变得有根？公民社会才能使流民社会有根。具体地说，不管是农民，还是其他身份，如果说都有统一的社会保障、基本的福利保障，他是一个平等的国民，这就是它的根所在，社会保障就是他的家，而不是湖南某个小山村、深圳某条街道，如果这样，都不会导致社会动荡与崩溃。
熊培云：这其实跟政府的定位有关，中国现在到处很乱，但政府没有真正地去治乱，古代有一句话：“乱世用重典。”我们现在治理国家：“乱世用盛典。”搞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国庆，花了大量的钱，这些钱如果用来给民众的生活划一道底线，足够用。说到底还是政府愿意花多大的诚意与决心来做这个事情，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
我接着那个朋友的话说，实际上政府之所以会这么做，最明了的原因，就是它的权力没有受到限制，而且长期的执政观念，认为这个社会就是它的囊中之物，取社会上一些东西的时候，就像探囊取物。
古代说到土地问题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的权力特别大，占有一切，所有的东西都是他的，臣民就像地上的庄稼一样，想收割就收割。现在是政府的权力非常大的时候，“普天之下，莫非国土”，国家有权力，控制了一切。最根本的转变还是我们这些人，有真正说话的权利，有真正决定这些官员命运的权利，如果他胡作非为，你能够对他进行否决，我想他就不会这样。如果权利能够被约束，自由才会完整。
主持人：如果放在一个纵向的历史角度来看，的确是有很大的变化。我是一个乐观派，我比较理解这位戴墨镜的朋友，是基于自我的保护。我们要乐观，你做了13年维权，还是有人批示了你，对不对？往前推，总是会有进步。不要那么绝望，不能说什么都不要干。我们毕竟是一个法治社会，虽然这个法治有时出点问题，但是基本上还在。
我们作为中国的青年人，如果我们自己都看不到进步，先跑了算了，这是个人的选择，也是自由的表现，但跑掉还是不行。我们作为中国的青年人，应该为就地改良、就地改造这个土地做一点努力。
今天讲堂就到此结束，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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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两股势力影响了人们不敢讲真话？是重新评价毛泽东的时候了？党内两派和平共治？？刘慧斌：是重新评价毛泽东的时候了？方绍伟：茅于轼的“把毛泽东还原成｜人”错在哪？？人民日报的又一篇好文章？薄熙来：给老百姓改善生活是最好的维稳？苏半农：茅于轼的文章真乃“蚍蜉撼树”？习近平副主席初展锋芒？药家鑫案再曝重大隐情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给周森锋式的年轻干部提个醒？karaxed：党内民主？放弃幻想？且慢给“治庸风暴”掌声？闵良臣：人民为何不敢讲真话？？本·拉登被击毙之深远影响？邳州政府的暴力骇人听闻？悲情李鸿章？市长接机是追星还是权力媚富？基层人代会“零票现象”剖析更多》》
＇4＇ 回复：国界与自由熊培云基本出发点是现在的中国不具有合法性，中国的现有体制是历史的荒谬，因此人们可以不爱这仯摇Ｕ庑┕鄣悴皇鞘裁葱孪识鳎还潜还膊掣系教ㄍ宓囊还岱垂踩耸康某戮伤荡牵还衷谡庑┗氨恍鼙淞说惴绞剑闪闲伦龆眩煺娴难ё佣骸�
用户：南歌466 发表于：2010523 23：03：02支持（0） 反对（0）＇3＇ 回复：国界与自由愚民套路，无法阻挡国民的觉醒！！！！！！！！！！！
用户：肖万新2020 发表于：2010523 14：56：23支持（0） 反对（0）＇2＇ 回复：国界与自由准确的说法是，“人听党的话，地听人的话”，最早出现在大跃进时期。以后又发展到车、枪等都听话了。
用户：luopu 发表于：2010521 12：26：41支持（0） 反对（0）＇1＇ 回复：国界与自由关于“国家”的概念问题，十分有趣，也是困惑我许久的问题。
比如，台湾，就是我们电视里常常被遮蔽的“中华民国”四个字，他们内涵肯定不止局限台湾岛，也包括大陆，港澳，甚至“外蒙”吧，当然也包括居住的人民，包括我，甚至包括胡总书记，温总理，一视同仁。
当然，我们，就是自我感觉良好，自以为当然“A”角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涵除了“外蒙”也都一样。
这就出问题了：我爱中华人民共和国，更爱中华民国，有错吗？有罪吗？
我们是不承认双重国籍的，台湾呢？
如果自由选举，我肯定更倾向国民党。这恐怕和“国”扯不上干系吧！
据说，抗日时，有黄泛区人民帮着日寇打国军的，显然是卖国，可是，国军抛弃和掠夺灾民在先，难道就是爱国？
我党的一大批“特殊材料”制成的高官大员，前赴后继卷款外逃，而当政者熟视无睹。其实就是“柔情已暗通”。人民的心态已接近黄泛区的难民了。
这样的国家，是我们自己的吗？
虽自由无以言说
发表日期：2005年7月6日 出处：《南风窗》杂志作者：本刊驻欧洲记者 熊培云
不久前，有机会和旅法华裔画家司徒立先生聊天，谈到西方社会存在的某种危机时，司徒先生说欧洲有可能面对一次“大沉沦”。理由是多方面的，比如说目前欧洲价值混乱，什么都可以做，也可能意味着什么都不能做。然而才起了个话头，司徒先生便摇起头来，一脸苦闷。我便问司徒先生何故欲言又止。司徒先生说，“我不说全是因为爱”，你知道，在中国许多价值不是像西方那样泛滥，而是不受重视，它们不在一个讨论的层面上。
司徒先生这番话相信会引起许多身在欧美的海外华人的共鸣。我们看到了西方一些弊病，有时很不愿去张扬，甚至懒得去提及它，因为东西方政治与社会所具有的某种差别，或者说中国与欧美主流文化之间的严重分歧；因为中国转型急需外部环境的推动；因为这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我们心底有诚心诚意的愿望，希望人类普适的价值早日在中国开花结果。上述诸种原因会让我们对民主自由的某种消极的东西网开一面。虽然我们从不放过一切观察与思考的机会，然而在中文领域或者面对公众发言时又不得不谨慎小心。
关于这种“我不说全是因为爱”的自由悖论，在我与旅法政治评论家陈彦先生交流时也深有体会。大概是在去年夏天的时候，陈彦先生在香港《明报》月刊的专栏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法国思想家郭舍（Marcel Gauchet）如何批评民主的文字。在这篇名为《强大的民主与脆弱的民主》的文章中，陈先生谈到了西方民主的某些弊病。
“今天西方民主面临的危机，不是别的，正是由民主战胜极权主义后产生的精神虚无感和意义失落感衍生而来的。在郭舍看来，极权主义的失败意味着民主的强大，然而强大的民主伴随的是利己主义的膨胀，是私域对公域的蚕食，是个体对公权的不信任。这固然可以看作是前一阶段民主社会反极权惯性的延续，但民主要能够生存，要能够在没有上帝的条件下自立，却必须获得新的正当性的来源。公共精神、集体认同，以及社会责任感就必须获得再造和加强。”
在文章结尾陈先生写到，“民主在历史上成功地战胜了对手，目前需要面对的是民主制度内部演变的挑战，而这一挑战将促使民主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