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章结尾陈先生写到，“民主在历史上成功地战胜了对手，目前需要面对的是民主制度内部演变的挑战，而这一挑战将促使民主走向更高的形式。”
从文章内容看，读者可以轻松判断陈先生是坚定拥护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的。然而即使这样一篇客观文字，在和我交流时陈先生仍不无忧虑，“现在这种文章很难写”。原因大致和上文司徒立先生一样，因为中国的现状与西方的问题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囿于对中国未来的期望与关爱，关于民主及其衍生物的批评时常无法展开。
由于这种差别与对国内民主进程的关爱，海外学者不得不经常面对这个“虽自由无以言说”的悖论。我们能否抛开东西方的差距毫无顾忌地表达？某些别有用心的“左派”会不会借题发挥而“自由派”人士会不会因此认为他们多了一个理论上的敌人？简而言之，这种忧虑就是担心大家努力齐心向前推动的事业最后被搅了浑水，徒耗了精力与脑力。
自由悖论的开解
自由悖论的开解，需要国内读者了解到，追求民主不能只停留在民主这个概念上，而应该深入到保障人权的层面。换句话说，民主是形式，是工具，人权才是其金玉其内的内容。人权的内涵因此高于或优先于民主，即使人权过多地依赖于民主制度的保障。简单多数表决的民主，不以人权为目标的民主，很有可能滑向暴民政治或一部分人专制，即“狼战”或“一群狼对另一群狼的审判”。
由此，我们可以说享受民主权利是人权的一部分，人权更接近一切权利的本质。所以，在西方国家每当举行大选时，会有许多人心甘情愿放弃民主的机会——“事不关己，民主挂起”、“要Zuo爱不要投票”，但是，只要投票权不是被社会或他人所剥夺或因胁迫而放弃，我们就不能以此推出他们失去或抛弃了自己应有的人权。对于个体而言，投票与弃投都是其人权的一部分。
民主代表着一种精神取向，人权是其至关重要的内容诉求。当一个国家的人民极度关心民主、渴望民主，甚至神化民主时，多半是因为当地人权还没有得到充分有效的保障。而在一个法学、经济学方面的高级人才还属于凤毛麟角的国家，在一个没有独立思维训练与历史记忆的社会，民主仍不过是水上的浮萍，没有根基。虽然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属于大多数人的世界，但从本质上讲，此所谓大多数者，亦未必能真正拥有自己的权利。“文革”时期，似乎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告密兴风作浪，暗领风骚，但是从本质上说他们都是互相剥夺权利者，而不是让渡权利者。前者意味着每个人的权利缩小，接近于零，而后者权利让渡则意味着全社会分享权利，多多益善。
关于后者，我们可以将欧盟建设视为民主基础上的权利共享。民主是一种基于平等的自由，每个欧盟国家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开放国界，不但没有使一个国家失去国界或疆土，而且将它们拓展到整个欧洲。对于各国民众而言，他不必唯“本国的拿破仑”马首是瞻，而是在自由、民主精神指引下以对话开疆拓土，共享文明政治、同吟欢乐颂。
巴黎大学传播学教授斯费兹先生经常向他的学生转述美国某管理大师的经典隐喻——波音747飞机之所以最安全，是因为它装有4个发动机而且彼此独立，一个发动机出了故障，备用发动机能立即启动。在我看来，民主之伟大在于人们能以由无数发动机组成的群体意识守住社会底线。但其前提是社会大多数成员能相对独立，不被变相劫持与操纵，或受制于其中一台发动机是否运行良好。否则，它将与专制主义殊途同归，如萨达姆一样零票反对而当选，枪杆子里出假民主。当然，有什么样的人民便有什么样的政府，当年希特勒高比分出线，远非归咎于民主制度的某种不完善那么简单。解构“民主”二字，“民”是主体，“主”是程序，决定民主走向的是作主的人民，而不是作为程序的民主，公民教育与宪政训练因此成为决定民主成败的关键。
言说的轻重缓急
回到上文，为什么许多人绕开对民主的批评？或许我们可以设喻击穿谜底：当你面对一个快要饿死的人时，如果你滔滔不绝地和他讲肥胖症的种种坏处与危险，人们不说你脑子有问题，至少是不知道轻重缓急、在时间上颠三倒四。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就有理由说，社会科学领域的自由言说，是要讲求时间顺序的。为了确保你的公正立场，必须明确两点：其一，在天下黎民骨瘦如柴时，不要把肥胖症的危险当作你参与社会运动的主要知识或工具；同时，也不要试图建立或论证一个所谓“世界上从来没有胖人”的理论去歪曲事实。其二，你必须念念不忘的，也是当下最紧要去做的事，就是让食不果腹者能尽快得到粮食。
几年来，如我在巴黎所见游行、示威、罢工等维护民权的社会运动，虽然我亲历其对社会生活造成的不便甚至些许紧张，然而它们并非可以作为主要抨击或讨伐的对象。譬如说前不久我见证的巴黎中学生抗议教育改革的示威，许多学生上街，共和广场热闹非凡。和往常不同的是，这次趁着混乱来了许多郊区的黑人孩子，他们成群结队，跑到游行队伍里抢劫，甚至对一些白人孩子大打出手。就在我对此场面进行拍照时，一群黑人孩子趁乱夺走了我的数码相机。虽然我为失去了几百张照片懊恼不已，但是我并不能因此否定中学生们的政治诉求以及这场社会运动的意义。与此截然相反的是，我会因为在大街上见证更多的社会真相而心怀感恩。
法国大街上的游行队伍里不乏自私、偏狭与坐吃山空者。如我的朋友Yann所说，政府难为，现在有许多法国人希望不工作、不学习、多休息，而幸福可以像阳光里的灰尘一样从天上掉下来，而且永远掉下来。但是，抛开这些消极因素，我们更应看到宪政生活与公民适时维权对于一个社会长治久安的好处——它可以避免富强者贪多“玩火”，而贫弱者亦不至于发展到“非自焚不足以表达”的地步。毋庸讳言，国内政治与社会生活尚有许多可以自我改进或向西方社会学习的地方。在这个大转型时代，许多层面更需要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在此基础上，我相信，一个批评者能否做到生逢其时，就在于他的言说与参与是否适逢其时，恰到好处。唯其如此，他的言说才可能是自由而且有效的。如有朋友所说，在斯巴达时代，我们必须赞美雅典。
然而，在我内心亦时时提醒自己，别让对雅典的赞美变得毫无条件，沦落到完美主义与一厢情愿。我之所以保持这种“模棱两不可”的态度，是因为罗曼罗兰的《莫斯科日记》一直是我的一个心病。当然，我不像国内某些“自由派精英”一样以“天下第一良心勇气”的道德戾气对逝者进行缺席宣判，将罗兰视为“一个懦夫”和“没有立场的人”，以此毫无宽容的“自由精神”为自己的“独立人格”锦上添花。在我看来，罗兰当年所谓的“50年沉默”多半是出于一种关爱，一种对人类共有的美好前程的无限期许。令人烦恼的是这种大爱难免让人进退失据、左右为难，因为我们的目力局限于我们的经历与我们的时代。当历史翻过这一页时，曾经过往的有些痴迷甚至足以令人难堪。一个探求智慧并参与社会的写作者因此不得不时时面对心底的追问：什么时候我们能够置身事外不再被爱恨左右？怎样言说才能确保你没有偏袒或虽有偏袒却更接近客观真实？
《死亡笔记》事件（作者：熊培云）
在中小学生中流行许久的“死亡笔记”终遭查缴。5月25日，黄国“扫黄打非”办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开展一次为期一周的查缴日本漫画《死亡笔记》等恐怖类非法出版物专项行动。
《死亡笔记》，特别是由这本漫画延伸出来的“死亡笔记本”遭到了许多教育工作者和专家的口诛笔伐。在媒体相关报道中，常出现这样的画面：
几个月前，王女士给上初一的儿子收拾房间时意外发现了一本黑乎乎的笔记本，封面上写着“DEATH NOTE”，打开来一看，里面写的内容让她手脚发软——“2007年4月21日上午9点，冯XX去超市买水，被汽车撞飞，当场毙命。”“我真不敢相信，一向不爱说话文文静静的我子会写出这么可怕的东西……”王女士哽咽着说。
目前，江苏、上海、河南、广西、新疆、福建、湖北、四川、重庆、广东等地的文化执法人员均已查获大量非法出版的《死亡笔记》以及“死亡笔记本”，全国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中小学周边的相关店铺进行了拉网式清查。可以预料，在短时间内，它将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
【病态而过激的正义】
《DEATH NOTE》（死亡笔记）是2003年12月开始在日本《少年Jump周刊》连载的心理悬疑漫画作品，至今累计发行近千万册。这部由小畑健创作的漫画在一些漫画迷中反响热烈。近两年被翻拍成同名电影，被许多中国“DN迷”所推崇。
夜神月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他为人正直，希望所有罪犯都得到应有的惩罚。然而，他目力所及的世界，并不如其所愿。当罪大恶极者可以通过法律内外的各种途径逍遥法外，他终于意识到法律的正义是有限的正义，并在绝望中扔掉了《六法全书》（日本收载现行主要法律的书籍）。就在这个时候，一本黑色封面的笔记本不约而至，闯进夜神月的生活。笔记本上赫然写着“DEATH NOTE”。“使用说明”告诉他只要名字被写在上面的人都会死。尽管不相信，夜神月还是在笔记上记下了在电视里看到的诱拐杀人犯的名字。没想到，第二天那个男人果然暴死在监狱里。一切似乎都应验了，如笔记本上所说，一个人名字被写上以后，会在40秒内因心脏麻痹而死。神奇的力量突如其来，夜神月断定自己将可以借助这本笔记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