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保卫社会健康的卫生良法。他仿佛说道：“人的身体全靠血里面，有无量数的白血轮时时刻刻与人身的病菌开战。把一切病菌扑灭干净，方才可使身体健全、精神充足，社会、国家的健康也全靠社会中有许多永不知足、永不满意、时刻与罪恶分子、龌龊分子宣战的白血轮，方才有改良进步的希望。我们若要保卫社会的健康，须要使社会里时时刻刻有斯铎曼医生一般的白血轮分子。但使社会常有这种白血轮精神，社会决没有不改良进步的道理。”
一八八三年，易卜生写信给朋友道：
十年之后，社会的多数人大概也会到了斯铎曼医生开公民大会时的见地了。但是这十年之中，斯驿曼自己也刻刻向前进。所以到了十年之后，他的见地仍旧比社会的多数人还高十年。即以我个人而论，我觉得时时刻刻总有进境。我从前每作一本戏时的主张，如今都已渐渐变成了很多数人的主张。但是等到他们赶到那里时，我久已不在那里了。我又到别处去了。我希望我总是向前去了 （《尺牍》第一七二）。
国民七年五月十六日作于北京
民国十年四月二十六日改稿
（初稿原载《新青年》第4卷第6号，1918年6月15日）
。熊培云《自由在高处》后记
就在我准备为本书写一个后记的时候，正好接到FT中文网总编辑张力奋兄的一个约稿。2010年即将过去，力奋兄希望我能就过去的一年写一点总结性的文字，尤其需要谈谈《重新发现社会》一书出版后的一些感想。回想整个2010年，我关注和谈论最多的自然是“重新发现社会”几个字。实话实说，尽管我知道这本书很重要，因为它切中了时代的要害，但在出版后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却是我没有想到的。不过，仔细想想也不意外。如何开始这本书的写作，已经是五年前的事了。当时我刚从法国回来，还在《南风窗》杂志社工作，写了一篇关于倡言推进中国社会建设的长文，标题就是《中国，重新发现社会》。后来越琢磨越觉得这个议题非常重要，便想着将它拓展为一本书，以便将国家与社会等关系做一次较为系统的梳理。在我看来，社会瓜果凋零，国家概念混乱，既是今日中国之乱象，也是当下许多悲剧与扰乱的根源。其后几年间，无论是完成《南风窗》的约稿，还是其他媒体的专栏写作，我都努力朝着一本书的体例写。这是一次很好的协调。有写书的计划，写作时你必须掌握全局，而写专栏的好处是它会逼迫你随时关注这个社会，使文字始终保持时代的热度。这也算是我的一种尝试吧。我常说自己是“坐得住书斋，下得了田野”，写专栏也算是我下田野的一种方式，可以让我不至于因为沉入书斋而远离现实。2009年初，当书稿完成，我先后把它给了两家出版社，但都没有出成。第一家出版社在国内有很好的口碑，有位编辑曾经找我约过书稿。但是，当我将书稿mail过去时，很快收到的答复是“我需要你最好的那部书稿”。我想这位编辑是想要我手上正在写的关于中国乡村百年沉浮的书稿吧，我曾经和她谈起过，她很感兴趣。而眼下这本书算是被婉言谢绝了。不过再后来，我听梁文道兄说该出版社的总编辑在找我。总之，事情就这样阴差阳错了。接下来是另一家出版社的朋友需要我的书稿，我立即发给了他。看完后他和手下的编辑都非常高兴，觉得书的质量很好。谁知辛辛苦苦几个月，待快要下厂时，编辑的一个念头让出版再一次泡了汤。编辑认为这部书稿实在是太好了，为了尽可能减少错字，他特别找了社里的一个老校对多校一遍，以求尽责。谁知道这位老校对只看了前两章就崩溃了——“怎么能这样写反右呢？这在八十年代就已经有定论了！”后面的事情就是很典型的“中国故事”了。他跑到出版社的社长那里告了状，并直接导致本次出版突然死亡。一个不思进取的老校对“力挽狂澜”，几个满怀赤诚的年轻人前功尽弃，面对如此荒诞的场面，我真是连一点叹息的热情都没有。我只能安慰编辑，我不介意，我为此感到很抱歉，同时希望他也不要气馁。对于我个人而言，书稿因此延后出版，但也谈不上多大损失。我习惯积极地理解那些散落于生活中的种种挫折，只当是又多了一些时间，可以继续打磨书稿。这种积极的态度，同样体现在我一定是给书稿做加法而不是做减法。我的做事逻辑是，越是逆境在给你做减法时，越要想着给自己做加法；越是在悲观的环境里，越要保持乐观；越是有消极行为影响你，越要积极生活。如果别人给你做减法，你自己也给自己做减法，这何异于给自己已然不幸的命运落井下石？而且，我也有这方面的教训。几年前《思想国》书稿从上海转到广西，再转到甘肃，为了让书能够顺利出版，我一路给书做减法，在甘肃条形码都下来了，照旧泡了汤。最后回到北京出了，算是跑完东南西北。因为《错过胡适一百年》一文未收进去，为此我一直耿耿于怀，觉得自己没有尽力，既对不起读者，也对不起自己。所以，在其后的两个月里，我在书里又增加了一些我认为非常有价值的内容。我不能因为一个老校对的反对、一家出版社老总的担心而否定书稿的价值，放弃自己的追求。紧接着是新星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刘雁女士找到我，询问乡村书稿的进度，在知道我手头还有《重新发现社会》书稿时，她开始责怪我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给她。关于这一点，除了阴差阳错，我实在没法解释。刘雁是我多年的朋友，她不仅是我思考与写作的见证人，也是重要支持者；而她能从旧体制里解放出来，多少也有我的一点功劳。很快，书出来了，几乎未动一字。再后来的事，许多读者都知道了，该书在2010年1月份上市后，立即销售一空，年内加印七次，并且陆续获评2010年深圳读书月“十大好书奖”、《新周刊》年度图书奖、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以及新浪“中国好书榜”十大好书奖等等。尽管生活中难免有些不如意的事情，但这一年的确是我丰收的一年。从各路媒体到大学，从党校到政府官员，许多读者都表示了对书中观点的认同。我听说不少读者将这本书当成礼物送人。沿海某省的一位副省长，跑了四家书店买到这本书，而且特别写了一本书准备出版。我有机会提前看到了书稿，印象最深的是作者的自序，大意是说中国要有社会理想，更要有社会批评；而没有社会批评，中国就不可能实现其社会理想。过去的一年，我感触最多的还是大家在推动中国社会成长方面的默契。这一年，旧的秩序继续被一点点瓦解，新的事物继续孕育与诞生，社会以其特有的节奏继续缓慢生长，网络科技继续重构人们的观念与生活。这一年中国的脉搏，不是统计报表上的GDP指数，也不是体育盛典上的礼花与焰火，而是互联网上数以亿计的转帖、140字的微博。这一年，人们不忘默契与坚守，继续期待围观成就社会，默契改变中国。事实上，由于中国方向已明，这种默契多年来一直存在。这也是我对未来乐观的原因之一。我在书里谈到希望找到中国的底线与共识，一年来大家对《重新发现社会》的重视也是这种共识或者底线的一部分吧。无论是评委们为该书投的赞成票，还是普通读者的夸赞或者多买几本送人，这里面都含着他们对未来的美好社会无限期许。说实话，有时候一想到中国社会在历史上所遭遇的无穷挫折，看到封面上“重新发现社会”几个字，我甚至会热泪盈眶。一是走出封闭的年代，我们终于可以重新发现社会了；二是为什么中国的社会一次次被摧毁，一次次需要重新出发？每有悲剧发生，许多人都在说，啊，我们需要一个真相。其实中国现在最不缺的就是真相。这么多年，这么多的悲剧，这么多的暴力，这么多的说不清与道不明，已经支撑起一个足够大的真相了。这个真相就是中国社会没有真正站起来，就是中国人活得还缺少尊严，就是中国的改革还需要一个整体性推进。网上跪求公正的照片，每次都看得我心碎。今天，我们希望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这个“此”字，既包括空间，也包括时间，包括我们的每一寸土地上的人民，也包括我们所栖身的现在，即所有人都应该从现在开始，从这片土地上站起来。而非当年一人站立，亿万匍匐。我们这代人的所有努力，就是要让每个人都活得有尊严，让社会不为权力跪求，只为权利昂扬。回想这些年因为在出版方面遭受的挫折，以及2010年社会各界对《重新发现社会》的认同，我尤其想说的是，尽管这个国家还有很多不尽人意之处，有很多的不自由，但我们还是可以在逆境中怀抱希望，还是可以多做许多事情，而且对于人生而言，这种逆境未尝不是一种机遇，前提是你愿意解救自己，愿意有所作为。所以，在《新周刊》的获奖感言中，我特别强调“相信我们的国家，比我们想象的自由”。读过我文字的人，常常不解我为什么会有不可救药的乐观。我想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每天都在积极做事，实在没有时间忧虑。就在几天前，有位熟知我的朋友在网上和我说：“你总是能找到乐观的理由。说实话，读你的文章有时也受鼓舞，一旦面对现实就重新陷入绝望。”我笑着对她说：“你这是把绝望当休息。”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位朋友一直在积极地做事情，只是隔段时间就会和我这样叹气。平常，我总是听到有人说绝望啊绝望，其实没有多少人是真绝望。很多时候，绝望只是一种修辞，甚至和幽默一样，只为给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我想我还是一个勤奋的人。我的一天通常是这样度过的：早上六七点起床，忙碌一天，到了深夜，虽已筋疲力尽，却又不舍得睡，总觉得这一躺下，美好的一天就终结了。也怪我天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