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立井田试行十年以来，所有承种之一百八十户，缘事咨回者已有九十余户。循环顶补，大都皆不能服田力穑之人，行之未见成效。」（《大清会典事例》卷161页3）
也就是说，在11年间有180井田户，其中一半（90户）先后退出，其余90户「不能服田力穑」。乾隆朝的执事者知道井田若继续施行，「势必添工本，徒耗钱粮」。接下来要做的是如何善后：「令地方官确查实力耕种者，改为屯户，于附近州县按亩纳粮，令各属防御管辖。」「其不能力穑之户，咨回本旗，停其拨补。原领田房，交州县赁耕，取租解部。」
雍正朝试行的井田必然失败，因为初始的动机与目的，就是要安顿堕落与危害社会的旗民。这些井户虽然有免费的耕地和必须的经费，但要他们自食其力，是不可奢求的事。传说中的井田制是全国上下一体施行，而雍正朝的井田，只是在一时一地的小范围内，给不事生产的旗民与社会边际份子，一个区隔的生活圈，徒然坏了井田这个美好的历史想象。
这种井田情结，在道光年间还在皇帝的朱批中出现过。2004年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展览「知道了：朱批奏折展」内，页60有一项奏折，是江西道监察御史罗志谦的〈奏为兴复井田因利利民不致纷扰折〉，时间是道光三年（1823）七月初六日。皇帝的朱批是：「考古而不通今，一片繁文，于事何益。」道光皇帝或许知晓雍正朝的前车之鉴，才会有这种正确的认知。
原刊于《历史月刊》2007年12月第239期
5井地说与井田说
1基本论点
本文最重要的论点，是在辩明井田之说源于《孟子》，接着论证孟子当初的用意，是要替滕国规画「井地」，而非倡议「井田」制。后儒误解了这点，而导致不必要的「井田有无」之纠葛。其实「井字田」和「井田制」是两回事：把土地划成「井」字型，目的是要「正经界」（类似农地重划）；井字型的耕地，和传说中的井田制（一种政治、社会、经济之间的复合关系），是不相干的。
191920年间，《建设》杂志曾经对「井田制度有无」这个议题，刊登过一系列的辩论文章，主要的参与者有胡适、胡汉民、廖仲凯、朱执信、季融五、吕思勉等人。这些文章由上海华通书局汇印成书《井田制度有无之研究》（1930年147页）。柯岑（1933）《中国古代社会》的附录中，重印这场辩论的内容。这本书在1965年，又由台北的中国文献出版社重印。此书对井田有无的各种看法，以及与先秦田制相关的论题，已大致有具体的呈现。梁启超在编写讲论《先秦政治思想史》（1922）时，不知是否已听闻胡适等人的争辩，然而从《先秦》内相关的论点看来，感觉不出梁对那项辩论有所反应。
民国以来，对先秦田制与井田说争辩的文章很多，有些是单篇专论，有些是在土地制度史内附带论述，有些像梁一样在论先秦史时带上一笔。我们认为其中最有力的辩解，是钱穆（1932）论述《周官》的著作年代时，在第3节「关于田制」的详细深入解说。齐思和在〈孟子井田说辨〉（1948）中，将孟子论三代田制的一段文字，与回答毕战的一段文字作出区分，认为后者是专替滕国设计的方案，这帮助我们澄清不少混淆的观念。
钱穆
从民国初年胡适与胡汉民等人辩论「井田有无」以来，这场大争辩至今仍未止息，学术期刊上还不时出现各式各样辩解井田的文章。以专书形式探讨井田制的研究，在197080年代就有陈瑞庚（1974）《井田问题重探》、金景芳（1982）《论井田制度》、徐喜辰（1982）《井田制研究》、吴慧（1985）《井田制考索》。这些专著以及无计其数的单篇论文，各自从独特的角度出发，论证井田问题的各个面向，可说是众说纷纭，至今尚无能相互信服的定论。日本学界对井田制的研究，请参考佐竹靖彦（1999）〈日本学界井田制研究状况〉，和佐竹靖彦（1999）〈从农道体系看井田制〉。佐竹的基本见解是：「笔者明确地认为井田制确实存在。」
在这些庞杂的文献中，以「孟子井地」为主题的论文并不多见，在此仅举两例。木村正雄（1967）〈孟子の井地說：その歷史的意義〉是較早的一篇，他認為「井地說」是孟子獨創新倡的（頁167）。方清河（1978） 的硕士论文〈孟子的井地说〉，基本论点和本文的看法相近：孟子的原意是井地「方案」而非井田制，井田制是后儒误会、附会、强加注释，而仍无法求自圆其说的「人工产品」。可惜这篇论文没有整理发表在期刊上。虽然本文和方先生的基本路线契合，但在论证方式与左证数据上仍有相当差异，各自有侧重的面向。若举一例以说明差别，则本文第3节「从井字的根源看井田说」，是历年来否证井田说较独特的方式。
本文从一个较特定的观点，来探讨这个问题：井田说源自《孟子》，而孟子当初替滕国所规画的是「井地方案」（即「井字田」），目的是在「正经界」，这与后儒所谈论的、理想化的井田制无涉。把「井地」和「井田」混为一谈，是日后争讼井田有无的肇端。整体而言，井田有无的辩论，是自树稻草人的虚拟型「空战」，正如胡适在《井田制度有无之研究》（页30）所说的：「“日读误书”是一可怜。“日读伪书”是更可怜。“日日研究伪的假设”是最可怜。」1950年代之后，有许多学者从马列史观的角度，探讨先秦田制与井田说；从较宽广的角度来看，本文的论点也可以视为我们对这两个主题，以及对各种不同诠释的回应。
2孟子的井地方案
许多学者将纯凭理想的井田制，与孟子为滕国所做的土地规画混淆了。我们对此事另有看法，要点是认为孟子所提议的是「井地方案」，而不是「井田制」。《孟子？滕文公上》滕文公问为国，孟子曰：「民事不可缓也。诗云：“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彻者，彻也；助者，藉也。龙子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这段对话引发了孟子的井地说。我们先厘清井地的意义，之后论证井地与井田之间毫无关系。
1井地的意义
（滕文公）使毕战问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将行仁政，选择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将为君子焉，将为野人焉；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润泽之，则在君与子矣。」
从这段话看来，似乎滕文公已经知道有「井地」这回事，祇是不知如何实行，所以要毕战去请教。孟子的回答要点是：「…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可见孟子的重点是在「正经界」。如果孟子不是答非所问，那么「井地」的重点，应该就是「正经界」；这和后世所强调的「井田」应该没有直接的关系。
事实上，孟子从来没提过「井田」这个名词。「地」与「田」固然关系密切，可是他一再讲「公田」、「粪其田」、「分田制禄」、「圭田」、「乡田同井」，却以「经界不正，井地不均」来回答毕战，可见「井地」不可能是「井田」的同义语。6「井地」究意应作何解？滕文公所关心的到底是甚么？当时滕国所急需的是甚么？这几个问题应该先弄清楚。
孟子很高兴滕文公了解「正经界」的重要性，7这样就有希望实施他所提倡的「仁政」。可是滕国很小，总面积不到2；500平方里。根据考古资料，1周尺约等于 19。91公分，8而1周里为1；800周尺，算得1周里约等于 0。358公里。假设滕国的总面积约2；500方里，只比新竹市的面积稍大。滕国位于泗水近旁，地势平衍（但也因而易遭洪泛），有较大块平坦的野地（估计不到1千平方里）可用。因此孟子设计一个「井地」范型，将每1平方里的耕地，用「井」字形的阡陌分割成9块，每块面积约1百亩。以当时的耕作水平（用铁犁，也许还用牛），大约可供7、8口之家食用（《孟子？万章下》：「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
孟子给这种1平方里的田地，取了一个单位名称：「一井」。9这种范型的设计符合孟子的两项基本要求：（1）容易计算面积，井地均而谷禄平。（2）经界不怕损坏，经界的标志就算因泗水泛滥流失，或被暴君污吏毁损，因为形状「超整齐」，日后也容易重建。如果孟子的构想仅停留在「正经界」的层次，这样的设计确是恰当。
然而孟子还想把属于赋税制度的「助」法附益上去，企图将两项改革一次解决。所以他把公田放在1井的中间（税率等于九分之一），但这就违反了他先前所主张的什一税率（十分之一）理想。如果孟子将标准1里见方的「一井」地，分割为10块长方形小单位如图（b），而非「井」字型的9块如图（a），也许就可以避掉这个缺陷。可是1方里刚好等于9百亩，划成如图（a）的方块，则每块刚好为1百亩，正好符合孟子心目中的「周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