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守节的可能性因而增加。
参考书目
张彬村（1999）：〈明清时期寡妇守节的风气：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的问题〉，《新史学》，10（2）：2976。
17为什么日本的蚕丝业能迅速超越中国？
几世纪以来的中国丝绸业，在全球市场一直居于领导地位，但在18501930年间被日本快速超越了。18501930年间，生丝出口占日本总外销额的20％40％，占中国的20％30％。生丝是中日两国最重要的外销品，超越对方才能取得更大的市场占有率。1873年时，中国的生丝出口量是日本的3倍，1905年时日本已超过中国，1930年时日本是中国的3倍，在世界市场的占有率超过80％。
日本的蚕茧年产量，在18901930年间激增5倍，高达30万公吨，中国在同一时期，年产量约710万公吨。1920年代长江三角洲的养蚕户，蚕茧的年产量约5060公斤，是日本的13。若把时间逆推到1897年，每户的产量约是日本的70％。若以各自的成长率来看，日本在190328年间，平均每年的成长率约2。05％，而中国只有0。52％。这些数字已足够对比双方的进退。以下析述双方在整体大环境、技术进步、产销网络这三方面的明显落差。
1868年进入明治维新后，日本展现大气魄的积极改革，积极学习西方成为现代化国家。相对地，中国在1860年代发生严重的太平天国事件，思维上仍处于故步自封的状态。晚清虽然有自强运动，但在商业策略上，仍以「官督商办」的模式为主，政府与民间企业很少密切结合。
相对地，日本积极鼓励出口，政府提供基础建设（铁路、银行），辅导民间企业迅速兴起。1894年的甲午之战，日本一方面获得巨额赔款，二方面加入国际金本位制，开始走入强国的行列。中国海军在甲午之战全面崩溃后，激发百日维新，但很快就改朝换代进入民国时期。晚清的时局动荡，让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在很多方面超越中国，生丝业只是个显例。
接下来看日本对生丝业下过哪些努力。18713年间，政府派遣岩仓学习团（Iwakura Mission），赴欧洲和美国学习养蚕技术。1873年派佐佐木（Nagatsu Sasaki）带领蚕业专家，赴意大利北部学习。当时意大利北部是欧洲养蚕业的重镇，其中最有名的技术，是从法国生化学者巴士德（Louis Paster，182295）的细菌学说，发展出防治蚕瘟（细菌感染）的方法。佐佐木学习团，在意大利北部的Gorizia养蚕研究所（1869年设立），学习一整个月后带回日本的，是最新的养蚕工具和显微镜，开始推广蚕业研究与教育。另一方面也很注意对手的进展：18901940年代，单是对中国蚕丝业的相关报导（技术面与商业面），合起来大约有40册。
法国生化学者巴士德（Louis Paster，182295）
相对地，中国的蚕丝业基本上仍依循旧法，要晚到1899年时才由江南制造局，翻译一本1810年代出版的西洋蚕书。更糟的是，译文是由非专业人士口译，写成文言文，对业者的帮助有限。单从这点就可看出，日后两国蚕丝业的必然差异。其实日本学者早已看出中国的弱点，批评三角洲的养蚕方法老旧落后无知，手法迷信，几乎还停留在明治维新之前的阶段。
日本最积极改进的是蚕只品种：在1910年代初期，培养出F1型的混血品种，蚕茧产量远超过先前的蚕种。日本的蚕丝业者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设立专业实验室，和各大学的实验室合作，投入胚胎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目的是要培养高产量的新蚕种。透过政府与养蚕协会大力推广，F1品系在1910年代初期推广到民间，到了1923年时， F1品种的占有率达到100％。
效果如何？非常显著：在18881902年间，日本蚕丝的单位产量，大约只有意大利和法国的12，但到19209年间，日本就超过欧洲成为世界第一。而中国的单位产量，在1917年时约是日本的74％，到1927年时只剩50％，完全失去竞争力。简言之，日本的养蚕业在18601920年这60年间，从原本和中国同等级，快速翻身成为世界第一。
品种优势只是产业成功的一个环节，还需要许多配合因素。其中之一是培养新品种的桑树，开发新的人工肥料。桑树原本到秋天就不长叶子，现在的新成果，是一年四季可长出多次桑叶。日本位处温带而非亚热带，更适合种桑养蚕，加上业者大量使用豆饼当肥料，让桑树更茂盛。
整体而言，蚕茧产量在新科技的帮助下，在18801900年时，夏秋两季的产量，原本只占全年的20％；到190009时，夏秋的产量激增到34％。1920年之后，夏秋的产量达到年产量的一半，已可和春季产量相抗衡。相对地，长江三角洲的蚕业仍延用明代古法，以1920年代为例，三角洲的夏秋产量，大概等于日本在1880年代的水平，大约落后40年。
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面向：商业营销管道。简单地说，日本的手法是先把产品集中，再以专业的设备干燥储存。加上新式的保险、运送，兴建专用的产业铁道，突破原本的运销瓶颈。换言之，日本采取团体战术，各个环节的分工都专业化，把国内市场统一整合。透过合作社产销，透过契约养蚕、契约收购，把产销两大环节整合起来，排除传统商人的介入。这样就能确保全国最重要的产业，每个环节都能专业化，提高产业效率与利润率。
牙行凭证
相对地，三角洲地区到了1890年代，还没有现代化的蚕丝工厂。运送仍以水路为主，完全没有铁路，甚至还不准汽船航行，以保护老旧的水运业。上海地区要到1908、1912才有铁路。营销管道仍以丝绸行商为主。牙行要向地方政府缴税，取得证照后才能买丝绸。牙行的数目在1895时不到50家，1910年有140家，1917年江浙两省有7百多家牙行。这些讯息显示，丝业还停留在个人式的产销，完全不是日本的对手。
更糟的是，由于牙行家数过多，业务竞争激烈，某些商人会掺杂劣质产品欺骗客户。桑农蚕户的地点分散，必须各自运送产品，缺乏保险、干燥、储存等专业处理，质量必然比不上日本，因而在国际市场的地位逐渐衰退。相对地，明治维新后打破传统的独占组织，鼓励自由交易。透过「分包」与「直购」这两条管道，蚕户可以得到最好的蚕种与桑叶，蚕茧又有专业的收购、运输、仓储、出口管道，这种半垂直式的统合体系，让日本的生丝业在20世纪初期，很快就称霸世界。
中国的养蚕业眼见局势不对，在1890年代末期，开始设立蚕丝研究所，希望能加速赶上日本。到了1920年代，京沪铁路通过无锡，开始带动养蚕业现代化。1933年引进缫丝机械，同时废止旧式牙行，组织新式的产销合作社，仿照日本做法，开创新局面。江浙政府也积极推动新式养蚕，全盘引入日本模式，改良蚕种。
20世纪初时，中国养蚕业虽然落后日本40年，但日本的人工成本较高，价格上中国丝仍有生存的空间。1930年代初期，三角洲的蚕丝业站上另一波高峰，有可能和日本再度匹敌。没想到很快就陷入中日战争（193745）与国共战争（19459），蚕丝业就失去重要的世界市场。
参考书目
Ma Debin （2004）： “Why Japan； not China； was the first to develop in East Asia： lessons from sericulture； 18501937”；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52（2）：36994。
18晚清鸦片问题的另一种见解
大多数人谈到鸦片，会有几项共同的认知。（1）这是二次大战前最具代表性的毒品，染上瘾的人，轻则形销骨立、脸色腊黄、枯槁不堪，重则倾家荡产万劫不复。毒瘾和赌瘾是败坏个人、家庭、社会、国家的两大毒瘤，政府必须不计代价扫荡灭除。（2）这是英国人丧尽天良，用来赚走华人大笔白银、发动两次鸦片战争、开放五口通商的民族伤心物，鸦片是帝国主义亡我国灭我种的阴狠手段。（3）幸好有林则徐烧毁鸦片、日本据台时禁绝鸦片，否则不知还有多少人多少钱要毁在鸦片枪里。以上的说法，具体反映在一件新闻报导上：1990年代初期，法国某名牌香水推出一款新产品名为Opium，在世界各地畅销，但中国政府禁止上市。
第二次鸦片战争（广州，185660）
先看几个改变理解的数字。1879年时，从外国进口的鸦片，总量约98；535担（1担=133。3磅）。调制后转换成可吸食的鸦片，总共213；624担。引人注意的数字是：同一年中国境内的鸦片总产量是24；440担，大约是进口量的2。5倍。所以第一个要打破的印象，是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的40年间，国内的鸦片产量迅速超过进口量。主要产自何处？四川最高，14万担；其次是云南（2。7万）、贵州（1。5万）、浙江（1万）、河南（8千）。国内外的总供应量是339；975担（约2。5万公吨），有些鸦片抽过后，可以回收再抽一次（据说口感更佳），这些回收的数量约209；612担。全部加起来，1879年的总吸食量是423；236担。
大约30年后（1906），外国进口的数量大减到54；117担（几乎是1879年的一半），国内的供应量大增一倍（584；800担），国内外合计613；917担。经过调制后，加上二次回收的，全国的可吸食量是813；990担，几乎是1879年的一倍。1906年的鸦片供应特色，是国外大减国内大增，前五名是：四川（23。8万担）、云南（7。8万）、陜西（5万）、贵州（4。8万）、甘肃（3。4万）。1879的数字是英国人的统计，1906的数字是中国官方的统计。讽刺的是，1906是「禁烟年」，也是中英商约禁止鸦片贸易的前一年。还有一件背景性的变化：1906年的人口，比1879大约增加5千万。
东印度公司的鸦片仓库
以上两项数字，告诉我们一件难堪的事：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欧洲人为了赚黑心钱，不顾道德毁了华人健康，吸走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