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的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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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史的趣味- 第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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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这个答案在书内未曾说明,试答如下。外人原本想榨取中国财富,但正如本文(第9章:摘要与结论)所述,这些原因使得列强的对华投资,并未像在其它殖民地区一样,得到相当的投资报酬。列强在华的经济行为,很有效地推动中国经济现代化。这是列强对华投资时,所受的客观条件限制,并非他们不想榨取。在列强的经济「侵略」下,中国所受的帮助却「意外地」大于损失。
(2)著者仅在导言中,略述持外资对华经济侵略者的看法。若能将这些说法更详尽的归纳,列举其观点,说明其论点与根据何以不正确,比较本书论说与其它看法的异同,将会更具说服力。在经济发展学理方面,仅在导论中述及一般的「吸光」理论,以及在第7章双元经济中,提到一些相关理论。也许著者认为,这些理论已够支持本书论点,况且本书目的不在讨论这些学理,对研究历史的读者已相当足够。但对研究经济的读者,若能较有秩序、深入的理论,说明中国与其它落后国家基本形态的差别,在说理上会更完美。
(3)可能是印刷上的小错误:页198著者对贸易条件terms of trade 的定义为PiPe (进口价格与出口价格之比),而页270 注47的定义却相反。
(4)页97算出1936年外资总额约为34。83亿美元,若当时中国人口4。5亿,以per capita算,每人分不到8美元。著者也许只是要指出,外资在华的数量以每人分得额来算,比其它落后国家少很多。但这种算法并无实质意义,因为外资在沿海通商口岸,画了一条经济界线,隔成现代与传统两部门。广大的内陆人口,除了铁路和部分矿业外,与外资几乎毫无关联。所以用per capita来算,并无实质意义。
关心此问题的历史学者,认为中国近代的发展,即使抽掉帝国主义的激发因素,即使中国仍停留在闭锁经济,其内部仍会自行改变,不一定要藉助或归功于外来势力的影响。中国当时内在的经济、社会力量,也一定会促进畛域观念的融消,与大群意识的产生(何炳棣(1966)《 中国会馆史论》页114)。
我们不必过分强调外来影响,因为西方经济势力的入侵,并未真正「开放」中国市场。外来势力只占据商业化程度最高、市镇经济最发达的几个区域,如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并未使原来「华美隔绝之天下,一变而为中外汇通联属之天下」。外来的经济势力,沿着海岸通商口岸,画出一条「新式花边」的经济边界。这条边界内侧的传统部门,仍是「华美隔绝」。
有些学者认为,1930 年代农村经济破产的主因,是外国经济侵略。另有些人过分神化外来力量,对中国各种现代化的帮助。侯教授对外资与中国经济发展,提出正面效果的证明,并未有价值判断的色彩(参阅刘石吉〈清代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市镇的兴起〉,台大历史研究所中国近代史组硕士论文,1975年6月,页16、1089、1357)。
侯教授也提出好几项值得研究的问题,如:近代内战、外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如何?外资介入对社会、文化、心理、政治的影响如何?各国情况有何异同?可比较中、日及东南亚诸国的情形。文化、宗教、社会、家庭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为何?中国主政者对西方经济侵入的反应与决策如何?他们的经济思想为何?(参阅赵丰田《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史》,可了解晚清政治人物的经济思想,以及外资在华活动之对策理论根基。台北华世出版社1975年影印,书末所附书评甚精采。)清末民初留学欧美者,受西方经济思潮影响,他们返国后对经济政策的影响为何?(参见汪驹一着: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 18921949)。这些经济政策正如冒出海面的冰山,欲探其根源,仍应研究其广深的思想背景。研究此时期的经济思想,才能更了解中国对经济入侵所采对策的来龙去脉,史实才可得理论印证。
原刊于1979年6月《中兴大学合作经济系刊》
2008年4月3日修改文字 

附录2
李明珠论华北饥荒






Lillian Li (2007): Fighting Famine in North China: State; Market; and Environmental Decline; 1690s1990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xix+520pp。

中国经济史学界,早已熟知李明珠教授的大名。1981年她的第一本专书《中国的丝贸易》(China’s Silk Trade: Traditional Industry in the Modern World; 18421937),在哈佛东亚丛书出版。十年后,她与Thomas Rawski合编《中国史的经济视野》(Chinese History in Economic Perspective),由加州大学出版(1992),对经济史学界有广泛的影响。又过了15年(2007),她发表这本五百多页论华北饥荒的专著,这是她自1982年以来,长期关心粮食与饥荒问题的心血结晶。在此之前,她对粮食与饥荒的研究,已在期刊发表过好几篇,28现在我们终于能看到全貌,一方面要恭喜她的成就,二方面要向学界报告她的整体贡献。
我最早注意到她的研究,是1991年发表的45页长文:〈中国饥荒中的生与死:1935年黄河大水时的杀婴分析〉(Lillian Li: “Life and Death in a Chinese Famine: Infanticide as a Demographic Consequence of the 1935 Yellow River Flood;” 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33(3):466510)。每次我教中国经济史,都会印发此文给同学研读,大家对文内的地图、相片、表格,以及统计的分析印象深刻。杀婴是做得说不得的事,不会在正式的纪录里出现。李教授运用《山东黄河水灾救济报告书》内,记载1935年9至12月间的10;296人死亡名单,输入计算机之后,得到几项主要观察。
一、07岁的男女孩死亡比例,女性明显地较高(表2)。二、020岁的男女人口比例高达188%,正常状态应该是105%110%之间(表4)。三、07岁的人口,占总样本数的13。7%,远小于同时期在中国其它地区的孩童人口比例(约25%29%),显示有杀婴的倾向(表5)。四、表7与表10的数字显示,婴儿早夭(或杀幼婴)的母亲,年龄层集中在2024岁:因为她们还很有生育力,在逃难时期较不倾向保留幼儿(尤其是女婴)。五、1935年黄河大水时,25岁的人口死亡率高达60。6%,而1943年孟加拉国饥荒时只有9。2%。孟加拉国的高死亡年龄层,集中在2026岁人口,表示真正是因饥饿而死。1935年大水时,山东省主席韩复渠全力救济难民营,并没有饿死的问题,但却有高达60。6%的婴儿死亡率,间接显示中国历史上的杀婴习俗没有间断,其中女婴的反常高死亡率,更让人感觉到杀女婴的倾向。
我对这篇论文的印象深刻,所以摘述其中要点当作书评的引子,接下来综述《华北饥荒》的架构与问题的面向。全书分十二章,大要如下:第一章解说华北的「天、地、人」背景,说明海河体系与海河盆地的气候史、水旱灾纪录(表1。2)、农业区域分布、降雨量。简言之,是自然与地理环境的综述。第二章说明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年间,在直隶地区的主要治河工程纪录,与所花费的巨额银两(表2。1)。本章的地图2。1(《华北饥荒》页4647),是雍正时期的治河计划图说,充份显示工程的庞大与复杂。第三章分析直隶地区的人口、农业与粮食,重点放在主要粮食(米、麦、粟、高粱、黑豆、玉米、马铃薯),以及其它农作物(花生、水果、棉花)的生产模式,还有饮食、生活水平、物价的基本分析。
第四章分析主粮(麦、粟、高粱)的长期价格变动、相对价格的变化、季节性的波动。此章用许多表图来呈现,也有些简易的统计分析,是全书最数量化的一章。第五章的内容,已在1999年的Journal of Asian Studies刊登过,分析北京的粮食如何从各地以及用哪些方式供应。换言之,是在说明北京的粮食市场如何运作,碰到社会动荡与缺粮时,如何平息、如何救济饥民。第六章探讨储存谷物的方法及其诸项问题,从古代的仓储制度说起,重点放在乾隆、嘉庆、道光时期的常平仓,以及直隶在17491792年间,常平仓、社仓、义仓的总储存量(表6。1),旁及关外(奉天)与蒙古地区的状况。
第七章论粮食市场价格的整合度,主要内容已在2000年的《经济史学刊》(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发表。本章是全书中运用最多经济概念、最多统计分析的部份,也是我最能为非经济史学界读者解说的地方,稍后详述。第八章讨论清初的饥荒救济问题,包括:饥荒的调查、济粮、济钱、平粜法、蠲免法、难民收容法。之后,以17431744年因旱灾而起的济饥模式为例,说明救济的管道与限度。第九章分析19世纪的济饥个案:1801年的大水、18131814年的旱灾、道光年间的危机与贪腐,以及之后好几次的大型饥荒。整体而言,19世纪的济饥成果,相对于十八世纪反而是退步的。
接下来,第十章谈20世纪上半叶的状况,第11章谈19001949年间的农村危机与经济变迁问题,第12章谈19491990年代(20世纪下半叶),在社会主义下的农业产出、人口增长、19591961年间大跃进时期的大饥荒,以及毛泽东在1963年下定决心「一定要根治海河」(《华北饥荒》页368)。这些都是近代史上耳熟能详的故事。以上是全书12章的梗概。
以下我把重点聚在第七章。2000年9月在《经济史学刊》发表的〈华北粮食市场的整合与离散,17381911〉(Lillian Li; “Integration and Disintegration in North China’s Grain Market; 17381911;”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60(3):66599),内容要比第七章丰富,但基本的证据论点不变。我记得这篇35页的文章,翌年被选为此期刊的年度最佳论文奖。本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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