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比第七章丰富，但基本的证据论点不变。我记得这篇35页的文章，翌年被选为此期刊的年度最佳论文奖。本章分析清中叶至清末期间（17381911），直隶（河北）地区粮食市场的两项重要特征：一、河北省内的米粮市场整合度愈来愈低；二、但河北与奉天（满州）、长江三角洲的米粮市场整合度，却愈来愈高。换言之，直隶粮食市场的整合程度，有个奇怪的特性：内部结构松散化，外部的联系却加强化。
李明珠首先介绍施坚雅（William Skinner）在1960年初期的研究手法，不以行政「省分」为分析的单位，而把全中国分为八大经济区（macroregion），证明各大经济地区各有独特的脉动与韵律。接下来介绍研究粮价问题的代表性人物王业键，对18世纪主要地区的粮价相关性研究；还有Loren Brandt对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的粮价分析（〈华北粮食市场的整合与离散〉页667）。这些研究都是以跨区域（interregional）的粮食市场整合为主题，反而较少注意单一「地区内」（regional and local markets）的地方性粮价整合问题。她对直隶地区粮价研究的结果显示，直隶区内部的米粮市场结构逐渐松散化（整合度下降）；相反地，直隶与奉天、长江三角洲之间的市场联系，却逐渐地强化。她认为有三项主因：环境的退化、清廷的衰退、国家的主导（〈华北粮食市场的整合与离散〉页668）。
直隶是京畿重地，但本地粮食无法支撑人口所需；几世纪以来都靠大运河南粮北运，明清时期每年的运粮量约四百万石。只要各地有余粮，大都会流入直隶，储存起来以预防欠收与饥馑。这造成了直隶米粮市场的双层结构：上层是由国家主导的「军公教」米粮市场，下层则是农村地带的广大民间市场，特点是孤立性较高，商业化程度较低，政府不插手干预。
朝廷为了掌握各地粮食状况，要求各省每月汇报粮产、雨量、米价，所以全国各地县级以上的长期数据相当完整。由于改朝换代与战乱搬迁，某些地区的资料已散失。直隶因地位重要故数据较完整，李教授运用17381911年间17个州府的粮价资料，分析每月麦、粟、高粱的价格变化。若以离散度（coefficient of variation：标准差占平均值的百分比）来表示，直隶的数据显示，麦与粟的市场整合度在1819世纪之间，离散度增大两倍左右，表示直隶区内的粮价的整合度愈来愈差（〈华北粮食市场的整合与离散〉页674与图2）。作者认为有可能受到洪水、匪乱、盗贼等干扰因素的影响。
接下来作者把这17县依地质、气候、特性分成四组，还是得到类似的结果：各小组之间的麦、粟、高粱价格，整合度还是很低，变异度更大（介于0。282与0。945之间。〈华北粮食市场的整合与离散〉页677）。于是就挑出直隶区内四个最重要的地方（顺天、保定、天津、大名）来分析，结果还是一样：这四大地方之间的粮价，并没有明确的整合趋势（〈华北粮食市场的整合与离散〉页678）。
为什么直隶的米粮市场整合度，比预期低很多呢？主要的原因是陆地状况不佳，陆运成本太高。在水运方面缺乏水路网，东西向的运送较方便（因为大江东去），南北向的运送较困难。18世纪时，朝廷曾在直隶中部密集兴建运河体系，方便华南由海道运送到天津的米粮，转运到保定。但到了道光年间，许多运河失修，粮道阻塞造成粮价上涨，各地粮价差异度因而增高。
以1860年代从天津经通州到北京的80英哩陆程为例，英国外交官W。 F。 Mayers 和N。 B。 Dennys 记载他们的走法是：先坐船到通州，然后坐车或骑马13英哩到首都。天津到通州需要四天，还算愉快，若遇到冬天河水结冻（12月至3月），就只能搭车或骑马。通州到北京幸运的话36小时可到，但若碰到下雨，那就要三整天。而这些所谓的路，其实泥泞狭窄到只能容单车通行，实在称不上是马路。
以天津和保定之间运粮的价格为例，若走陆路，每石粮的运费约40分钱，走水路的话约6分钱，相差将近7倍（〈华北粮食市场的整合与离散〉页6878）。这种不利的状况，一直要等到有铁路之后才有明显的改善。在有铁路之前要怎么办？市场的整合必须透过朝廷强力介入，动员国家机器来调配粮食，因而造成「市场整合度高」的假象。如果碰到水旱灾欠收缺粮，或遇到战争需要大量粮食，那只能从关外调运东北粮食来接济。为什么直隶本区内的粮食整合这么困难，反而和东北的整合却比较容易？作者的答案很简单：一、关外的粮产较丰富，有余粮可外送；二、走海路运送成本较低；三、每年有上千粮商，用八百艘船载运几十万石粮入关图利（〈华北粮食市场的整合与离散〉页6901）。
李明珠在此文的表5、表6、图5、图6，有明确的统计分析与粮价走势图，证明三件事：一、关内与关外的粮价有同步起伏的倾向，双方的麦价相当同步化，粟价则较有差距；二、直隶与江南粮价同步化的趋势较低；三、所以奉天对直隶米粮市场的影响，明显大于江南的贡献。清中叶之后影响江南粮食北运的一项重要因素，是太平天国战乱时期，运粮体系被破坏了（〈华北粮食市场的整合与离散〉页693）。直隶是华北的首善之区，以上的摘述让我们对华北米粮市场的特性，有了初步的理解。
我觉得本书有三项特色：一、在同一个架构下，显示直隶（河北）地区在16901990这三百年间，天、地、人之间的互动史，这是具体史实铺述的面向。二、把国家、市场、环境这三个角色交杂在一起，做出多面向的长时期分析。把自然环境的变化、农业资源的增减、经济与社会的变迁、朝廷的努力、人民求生的意志，这些复杂的面向结合在一起，跳脱简单的人口vs。粮食（马尔萨斯陷阱）思考模式。三、从「史家的技艺」这个角度来看，作者运用经济学的几何图形解说、计量回归分析、统计相关检定，把她从档案里挖掘出来的数字和史料，做了有机的结合，让数值分析与历史诠释产生巧妙的结合。我希望点出李教授的研究特点，引发读者的好奇心，进而阅读有兴趣的章节。
书背有两位汉学界的重量级人物，各为此书写了一段推介文字。麻省理工学院（MIT）的Peter Perdue教授说：饥荒是中国史上最重要的题材之一，这是人口与粮食之间永无间断的争斗。李教授从档案史料中，搜寻出非常广泛的数据数据与原始文献，所探讨的时期纵跨了三个世纪之长。历来研究中国饥荒问题的著作，在分析的成熟度上、数据的完整性上、讨论的深邃度上，都比不上这本书。我非常同意这项判断。
这本五百多页的巨着，包含27个表、28个图、16张地图、6张相片、61页注释、24页参考书目，处处显现作者二十年间的心血结晶，这是李明珠教授的传世之作。此书制作印刷非常精美，只是字体稍小，读起来耗眼力。
二十多年前我读邓云特《中国救荒史》（1937）时，一直希望看到较深入的分区个案研究。时间过得很快，李教授这本巨着远远超过我的预期。我一直注意各国的饥荒史研究，爱尔兰、印度、孟加拉国、非洲、芬兰的状况已有许多文献，现在这本《华北饥荒》，终于让国际学界等到企盼已久的中国案例。这本书的分量，更让我感到与有荣焉。
最后要提一件间接相关，但我认为很重要的事。目前在科罗拉多大学Boulder校区经济系任教的Carol Shiue，1999年在耶鲁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论文主题是晚清的粮食贸易与储存，指导教授是Timothy Guinnane。这本论文是当年美国经济史学会的年度最佳博士论文奖之一，摘要见：“Grain Trade and Stora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60（2）：51115。
她毕业后任教于德州大学Austin校区经济系，2002年她发表一篇论文，分析中国米粮价格运送成本与市场的整合度：“Transport Costs and the Geography of Arbitrag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2（5）：140619。这是中国经济史的题材，首次登上这么重要的经济学期刊。两年后，Shiue发表第二篇重要论文：“Local Granaries and Central Government Disaster Relief： Moral Hazard and Intergovernmental Finance in Eighteenth and NieenthCentury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64（1）：10024。2007年，她和在同系任教的丈夫Wolfgang Keller，再度发表重要论文，对比中国和欧洲米粮市场的整合度：“Markets in China and Europe on the Eve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7（4）：1189216。29我的用意是要说明：一、李明珠和Carol Shiue这两位女性学者，在国际学术界做出引人注目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成果。二、Shiue运用经济与计量分析工具，把中国的数字与故事，转化成非常高质量的成果，更是中国经济史研究者应该学习效法的模范。
原刊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8年6月第60期
附录3
中国经济史英文论文参考书目
以下是1949年之前，中国与台湾经济史的英文论文参考书目。这是我的私房阅读清单，并非都是值得推荐的佳作。目的是方便自己查索，顺便提供读者参考，当然有许多好文章没列举到。我用最简单的姓氏与年份排序，没有做题材性的分门别类。中文的经济史单篇论文，请参见《中国经济史研究》（季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季刊）、《经济史》（双月刊，复印非经济史专业期刊的相关论文）。有两套论文选集可以参考：（1）《中国经济发展史论文选集》上下册，台北：联经（1980，收录中英论文42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