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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西叙述了古格的来龙去脉之后，将两手一摊，以权威的口吻作了结论：“随着古格王朝的灭亡，这一地区的文化消失了。”
一盛一衰间以数百年，在历史上并非鲜见。时隔半个世纪之久，此地才由卫藏统治者派遣的僧人将军甘丹才旺率领的蒙藏骑兵收复。以古格覆灭、阿里被纳入卫藏政权管辖为标志，阿里的近代史开始。三百年以来有过一些规模不等的战争，以抵御外来入侵之敌。外敌主要是来自克什米尔，来自英国扶持下的印度道格拉人＇注＇——千余年来藏民族早已钝了外向锋芒，而仅有招架之功了。
十七世纪末叶，阿里三围正式纳入西藏噶厦政府统辖之下，被划分为四宗六本。首府设在噶尔河南岸的噶尔雅沙和噶尔昆沙。拉萨的噶厦政府每三年轮换派出一届噶尔本（相当于专员）。由于地处边境，噶尔本较之卫藏同级官员品位高些，为四品官。
此时的扎达被划分为扎布让和达巴二宗（宗相当于县）。扎布让宗下设六措（区乡）。其中宗本直属四措，陀林寺下属一措，另有曲底措直接归属噶尔本。各措未设行政长官，由当地土王、头人、差巴首户等代理措本职权。以执握法鞭象征司法权。各级长官使用法鞭长短粗细均有严格规定；同时各级官员穿衣、戴帽以及马饰等级森严。可惜实物保存到现在的不多，只听说多布杰是曲底最后一位代本（相当于排长），现在地区政协，他还保存着那顶象征官阶的帽子。
达巴宗因是牧区，无措，由自然区域划分的四部落组成，达巴、曲龙、顿居、东布。四地均未设行政长官。顿居是象泉河发源地。一九五六年，达巴宗与扎布让宗合并成立扎达县。
当年宗、措行政长官的职责是：接待政府官员和信使，监督执行地方政府法规；检查差民的户数、人口变动情况；检查监督差民支差税赋情况；处理一般民事纠纷；守卫边境领土（每年派员去哨口守山）和二十四条外贸通道、与印度谈判会晤等外事活动；收取出口税。
直到本世纪五十年代，曾有过一短期的中央政府与藏政府联合组成的地方政府执政阶段。到一九六○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扎达县委员会、扎达县人民政府，下设农牧科、民族宗教科、公安局等直属机关和六区十五乡五十七村。这一体制延续至今。
文化革命开始时，中央有过指示：边境县不准搞“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要求整个西藏不摘“文革”。但终于失控。一九六八年，县领导被罢官；下乡串联的干部们鼓动群众拆寺庙、烧经书，民主改革时有寺庙三十二座，僧人一百五十二人，尼姑四人。“文革”中彻底破坏的二十六座，破坏严重的二座，仅有四座基本未破坏。现有僧人五个。
县办公室主任还给出一些数据罗列如下：扎达全县总面积二万二千五百平方公里；总耕地面积一万零一百二十八亩；草场总面积一万五千五百平方公里；实用草场面积六百多平方公里；土林实际面积约二百平方公里。
截止到一九八九年底的统计数字表明：扎达全县共有八百五十户、三千三百二十五人；粮食总产一百八十三点八万斤，牲畜十五万头（只），人均年收入六百七十四元。
我们还特别了解到，一九五九——一九六○年间、一九六八年该县两次外流人口二千人，后陆续返回五百六十人。一九七○年以来该县每年递增五十八人。
……
我这样梗概了扎达自古格以来的千年史；如果寻出了象雄文明起源的上限，还要再上推几个千年。国内外许多学者专家正在辛苦地做着这些工作，象雄的轮廓将要渐渐分明起来。
但是——但是什么呢？
当我心心念念于阿里的向往，对于它壮阔绚丽的自然面貌以及对于它晦暗不明的历史之谜的向往，并完成了阿里之行之后；当我急切地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整理笔记、翻阅资料、各方咨询，重新使我所见闻的每一细节复活之后；当我设身处地，试想亲自参与那声色俱烈的历史情景，并果然同那些王族臣民、尊者上师熟悉起来并感到了逼人的生气之后，在我向朋友们津津乐道于阿里、并满怀激情地写完古格千年史之后……在兴冲冲地从事了这一切之后，突然有一个念头骤然升起——我为什么要这么关心这一地区的历史。我关心它的什么。我希图找到什么。它对于人类所关注的重大而迫切的现实人生问题有无意义。而我，是否借机逃遁，以远避需要痛苦地面对着的现实。如果不是，如何从这一关切中看出我的积极努力。
都是问题。这一念头攫住了全部心思，思路无法进行，这真是一件要命的事情。
最好还是把这一念头搁置，否则我对阿里只能保持缄默。寄希望于文字。它或许能引领我，到达我渴望到达的彼岸——我有多半靠文字思索的习惯。、罗素曾在论述国家特性的成因时说，“也许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恰好在开创年代临世的卓绝人物的个性。比如像摩西，穆罕默德和孔子那样的人物。”后来他还说过，“我不相信俾斯麦若在童年夭折，欧洲七十年间的历史会跟实际所发生的完全相像。”再后来，否认历史规律性和必然性的理论在当代史学中较为普遍。恰是这种历史的偶然性、个别性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并与我所关心的史实对号入座。去阿里前在北京大学，我与年轻的甘南藏族学者桑吉扎西曾有一席谈，他对克罗齐的“一部历史就是一部当代史”的观点极推崇，格外看重历史表象背后的思想活动。他不无激烈地说，假如当初松赞干布不选择佛教，藏族的历史和今天会怎样？如果说由于时代的原因这是唯一的选择的话，那么，成吉思汗面对着伊斯兰教、摩尼教、基督教、景教、拜火教、道教（长春真人邱处机一直追随成吉思汗于鞍前马后），为何最终选择了喇嘛教？结果如何——一位蒙古学者曾写道，自接受了喇嘛教，蒙古人就变得懒散，“梦一般活着”——这个与世无争的宗教削弱了一个民族的强悍之风，复又削弱了另一民族的强悍之风。
不消说，这一观点是当代藏族识者中部分人的看法。穿过历史的烟云展眼望去，西藏人蒙古人乃至中国人历经怎样的思想光芒照射：佛教教义提倡的慈悲忍耐、因果报应，孔孟学说的内省节制与中庸和谐，老庄哲学则自由飘逸甘美香醇，这些教义哲学温柔敦厚，温情脉脉地指引人们从善如流，从善如流；千年以来规范了蒙古人种的道德与行为准则。只是这类哲学忽略了一点：人类世界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丧失进犯之心的同时也失却了自我防卫能力。历史进入到公元一九九一年二月二十七日的今天，人类历史显示的不乏强权政治和暴力流血的场景，而吝于展现希望、光明、乐观迹象。东方式的心智与意境，我身处其中也陶然其中，但在巨大沉重的现实面前不免屡屡遭挫。
历史就这样无可挽回地走来了，但对于历史和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每代人都将作出不同的评价，以助于校正通向未来的航标。一部人类历史就是一部精神史。在古格从苍茫中渐渐显现明朗起来的时候，我看见有几位刚毅的形象凸现于前：在生死关头毅然谢绝赎身之金的益西沃、宁肯减寿二十岁也要跋山涉水来藏来传经的阿底峡、耄耋之年仍勤奋译经并拜师求教的仁钦桑布……这些可敬的大勇大智的老人是精神上的伟人，他们开创了历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然而那位试图改变民众信仰的古格末世国王呢？那位冒着生命危险前来铁板一块的异教地区传教的葡萄牙人安瑞特呢？岂不需要更为非凡的勇气！未遂而已。得逞了会导致怎样的结局？未得逞又因为什么？
天主教、基督教以温和的方式始终未能攀上这片高地；伊斯兰教以武力铁骑也未能成为征服者，阿里除东部而外地处伊斯兰教的半包围之中真是个奇迹。假如无论从哪一方打开缺口，藏地盛行伊斯兰教会怎样？
印度教也望尘莫及，它只在相邻的尼泊尔成为国教。吉德尼玛衮的后裔分支在今尼泊尔境内所建的亚泽王朝末世王，也因试图改信印度教而遭灭亡。
在充满偶然的历史中，是否也存在着某种必然。
——在我设想着不同于既成历史的种种可能时，我仍然祈望着我的东方精神在与盛气凌人的西方世界的对峙中处于明显劣势的状况下，终能超越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表象，呈现出更长久、更深厚、更坚韧、更美好、更符合天理人性的本质。
学者们夜以继日地投入工作。“土地制度与家户制度”是南希教授此行课题，格勒及其弟子们辅佐之。她从师学习了三年藏语文，此刻派上了用场，但有时仍需格勒用英语讲解一番，或扎呷和次丹多吉拿藏语一字一句地慢慢重复一遍。她的极为详尽的调查提纲是前几天在狮泉河镇上由格勒口译我帮助整理抄出的。内中包括该地区各时期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近三十年间的土地改革状况；生产制度沿革；家户历史等大题之下不少于上百个小题并许多的禁忌和提示。按图索骥并较好地完成的话，作为生存基础的这一带的经济状况、人际关系等深层社会便就一目了然。遗憾的是时间太紧。不管怎样，由于正式开展了工作，南希的焦躁有所平复，工作之余的一个午间，我们便跑到一个山涧洗澡洗衣。这小溪还是前几年次丹多吉首次来阿里时发现的，此刻只由他担任向导并放哨。小溪水清澈洁净，我们好好地享用了它并记住了它。
杨成把北京吉普停泊路边，拿脸盆舀鱼，一会儿工夫就十六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