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就这么跟人说话。事实上，我尽量克制自己不说：“我一直很迷您的作品”……
“很抱歉这么晚打扰您，”我继续说道，“但我面临严重的麻烦。对不起，我从前没直接跟您说过话，但我希望我对您赐予我的一切，可以一直表达万分感激之意。”
这样的想法使我呜咽得更厉害。神耐心地等待我恢复镇定。我振作起来，继续说下去：“您知道，我不是祈祷的能手。但能不能请您帮个忙？我非常需要协助。我束手无策。我需要答案。请告诉我如何是好。请告诉我如何是好。请告诉我如何是好……”
于是祷告词缩减至简单的一句——“请告诉我如何是好”——一遍又一遍。我不晓得自己求了多少次。我只晓得我像请命般乞求，始终哭个不停。
一直到，突然间，我停止哭泣。
突然间，我发现我不再哭了。事实上，我在呜咽当口上停止哭泣。我内心的痛苦完全被抽空。我从地板上抬起头，惊讶地坐了起来，心想此刻能否看见带走哭泣的伟大神灵。却看不见任何人，只有我独自一人。但也不全然是独自一人。我的四周围绕着某种我只能称作一小块寂静的东西——此种寂静十分罕见，使我屏住呼吸，以免吓跑它。我一动也不动。我从不知道自己何时曾感受过此种寂静。
而后我听见一个声音。别慌——不是好莱坞老片中的磁性男声，也不是那种叫我在后院建棒球场的声音。那只是我自己的声音，从自己内心说出的声音。却是我过去未曾听过的自己的声音。那是我的声音，却很明智、平静、悲天悯人。倘若我在生命中曾体验过爱与坚定，听起来正是这种声音。该如何描述那声音所流露的温暖之爱呢？它赐予我的答案，永久决定了我对神的信仰。
这声音说：回床上去，小莉。
我叹了口气。
我立刻明白，这是唯一可做的事情。我不会接受其他任何答案。我不会信任任何一副声如洪钟的嗓音说：“你得跟你先生离婚！”或“你不能跟你先生离婚！”因为，那并非真正的智慧。真正的智慧，无论何时仅提供唯一可能的答案，而那天晚上，回床上去是唯一可能的答案。回床上去，无所不知的内在声音说道，因为你无须在十一月某个周四的凌晨三点立即获知最后的答案。回床上去，因为我爱你。回床上去，因为你现在只需要休息，好好照顾自己，直到你得知答案。回床上去，以便风暴来袭时，有足够的力量去应付。而风暴即将来袭，亲爱的。马上就要来袭。但不是今晚。因此：回床上去，小莉。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段小插曲的种种，都标示出典型的基督教皈依体验——灵魂的黑暗之夜；求援；回应的声音；脱胎换骨的感觉。但我不想说这是一次宗教皈依，不是传统方式的获得重生或拯救。我把那天晚上发生的事称作宗教“交谈”的开始。它开启了一段开放式、探索性的对话，终将带领我靠近神灵。
第五章
倘若有办法知道情况会比变得更糟之前还糟上许多倍，我无法肯定那天晚上我会睡得怎么样。然而在七个艰苦的月份过后，我确实离开了我先生。我最后下这个决定时，以为最坏的景况已经过去，然而这只表明我对离婚所知甚少。
《纽约客》杂志曾刊载过一幅漫画。两个女人在讲话，一人对另一人说：“你若真想了解一个人，就得跟他离婚。”当然，我的经验正好相反。我会说，你若想“停止”了解一个人，就得跟他或她离婚。因为这正是我跟我先生之间的情况。我相信我们彼此都惊恐地发现，我们从世界上最了解彼此的两个人，迅速成为史上最不理解对方的一对陌生人。在这种陌生感的底层，存在着一个糟透了的事实：我们两人都在做对方意想不到的事情；他作梦也没想过我会真的离开他，而我也从未料想过他会如此刁难，不让我走。
我确信当我离开我先生的时候，我们能够在几个小时内用计算器、一些判断力，以及面对我们曾经爱过的人所表现的诚意，来解决实际事务。我最初提议卖了房子，平分所有财产；我从没想过以其他方式解决。他觉得这个提议不公平。于是我更进一步，甚至建议一种不同的平分方式：财产归他，过错归我，如何？但即使这样的提议，亦未能达成和解。如今我手足无措。想想看，一切都已交付出去，该如何继续谈判？如今我无能为力，只能等候他的回复。离他而去的罪恶感，阻止我考虑保留过去十年内所赚得的任何一分钱。此外，新发现的心灵信仰也使我不愿让我们彼此作战。因此我的立场是——我既不抵抗他，也不去攻击他。很长一段时间，我完全不听从所有关心我的人的劝告，甚至抗拒找律师商量，因为我甚至认为这是一种交锋之举。我想和甘地一样和平解决这一切。我想当曼德拉，当时却没意识到，甘地和曼德拉都是律师。
几个月过去了，我的生活悬而未决，等待解脱，等待知道自己的刑期。我们已经分居（他已搬进我们的曼哈顿公寓），却未解决任何事情。账单成堆，事业耽误，房子破败不堪；我先生的沉默，只有在偶尔联系时提醒我是个可耻的混账时，才被打破。
而后大卫出现。
在那几个难堪的离婚年头，因为大卫——我在告别婚姻之时爱上的家伙——而更节外生枝，倍增创伤。我是不是说我“爱上”大卫？我要说的是，我钻出婚姻，一头钻入大卫怀里，就像卡通里的马戏团演员从高台跳下，钻入一小杯水里，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紧缠大卫，以摆脱婚姻，仿佛他是撤出西贡的最后一架直升机。我把自己所有的救赎和幸福都投注在大卫身上。是的，我确实爱他。但如果我能想到比“绝望”更强烈的字眼描述我对大卫的爱，我就会用在此处，而绝望的爱向来艰难无比。
我离开我先生之后，立即搬去和大卫住。他一直是个漂亮的年轻人。生在纽约，一个演员兼作家，一双水汪汪的意大利褐眼（我是否已提过这件事？）令我全身瘫软。机智，独立，素食，满口粗话，性灵，诱人。一个来自纽约郊区的反叛诗人兼瑜伽信徒。神专用的性感游击手，大过于生活，大过于一切。至少这曾是我眼中的他。我的好友苏珊第一次听我谈及他时，看了看我脸上的高烧，对我说：“天啊，姑娘，你麻烦大了。”
大卫和我的相识，是因为他在根据我的短篇小说改编的戏剧中担任演员。他扮演我捏造出来的角色，这似乎说明了问题症结所在。绝望的爱情不总是如此吗？在绝望的爱中，我们总是捏造伴侣的角色性格，要求他们满足我们的需要。而在他们拒演我们一开始创造的角色时，我们便深受打击。
然而，我们在头几个月里一起度过多么美妙的时光啊！那时他仍是我的浪漫英雄，我仍是他成真的美梦。我从未想象过能够如此兴奋与协调。我们创造我们独有的语言。我们出游。我们上山下海，计划一同到全世界旅行。我们在监理所一同排队的时候，比度蜜月的大多数佳偶更快乐。我们为了不分你我而为彼此取相同的绰号。我们一起设定目标、立誓、承诺、做晚餐。他念书给我听，而且——他洗我的衣服。（头一次发生时，我打电话给苏珊，惊奇地报告这项奇迹，就像我刚才看见骆驼打公共电话。我说：“刚才有个男人洗我的衣服！他甚至手洗我的内衣！”而苏珊再说一次：“天啊，姑娘，你麻烦大了。”）
小莉和大卫的第一个夏天，看起来就像每一部浪漫电影中坠入爱河的蒙太奇，从海滩戏水，到携手跑过黄昏时分的金色原野。当时的我依然认为我的离婚进展顺利，尽管我跟我先生没在夏天谈它，为了让彼此冷静下来。不管怎么说，在这样的幸福当中，不去想到失败的婚姻是很容易的事。然后，那个夏天（亦称“苟安时期”）结束了。
2001年9月9日，我跟我先生最后一次面对面——尚未意识到未来的每次会面都不得不请律师介入调解。我们在餐馆吃晚饭。我试着谈我们的分居，却只是争吵。他告诉我，我是骗子、叛徒，他恨我，再也不跟我说话。过了两天，我在苦恼难眠的一夜后醒来，发现两架遭劫持的客机撞上城里的两栋最高的大楼，曾立于不败的一切，如今成为一堆冒烟的废墟。我打电话给我先生，确定他安然无恙，我们一同为这起灾难痛哭，但我没去见他。那个星期，每个纽约人都放下仇恨，对眼前更大的悲剧表达尊重，而我却依然没去找我先生。于是我们两人知道，一切都已结束。
接下来的四个月来我没再睡过，这说法并不夸张。
我以为之前我已粉身碎骨，但现在（为了配合整个世界的倒塌），我的生活真正彻底粉碎了。如今想起我和大卫一同生活的那几个月里——在九一一事件以及我和我先生分居之后——所加之于他的一切，不由得使我摇头叹息。可以想象，当他发现他所见过的最快乐、最有自信的女人竟然——当你跟她单独相处时——充满无底的哀伤，他是多么吃惊。我又一次哭个不停。此时他开始退却，也让我看见我那热情浪漫英雄的另一面——孤独如浪人一般，冷静沉着，比一头美国野牛更需要个人空间的大卫。
大卫突然间撤离感情，即使在最佳状况下，对我可能也是一大灾难，这还要考虑到我必须是世界上最乐观的生物（像是金色猎犬和北极鹅的混合物），但现在我却是在最糟状况下。我失魂落魄，只想依赖，比被人抱在怀里的三胞胎早产儿更需要关爱。他的退缩只是让我更需要他，而我的需要只是更促成他的退缩。不久，他在我哀求的炮火下，撤退而去：“你要去哪里？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约会小技巧：男人喜欢这一套。）
事实上，我已对大卫上了瘾（我自我辩护的说法是，这都是他这个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