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再出来打工，可我是生了一口闷气就跑了，到北京来的车票钱还是从村里那个退伍兵那里借来的。
我是20岁在县里的高中还没毕业就退学回村的，那时我是家里的老大，下面几个弟妹都在念书，我爹又得了胃癌，折腾了一年多人死了，家里也穷得只剩下了一孔土窑，我不忍心看着我娘累得吐血，只得卷起铺盖从学校里回了家。
开始我还幻想苦干几年，再回到学校里念书，可是这日子一开了头，我没有再往回走的机会，我整个被家里的几亩薄山地缠住了。
那时，我们村和附近几个村因为都在山上根本没有学校，我弟弟念书要翻过几个山坡到乡里的学校去。
在地里熬了几年，我实在熬不住了，便在自家的土窑里召了几个村里的娃子教他们念书识字，这样，他们每个星期给我们家带点粮食和咸菜来。
开始的时候好象这是哄着娃儿们耍，可是到后来，这些山里的娃子求知欲特别强，一本书翻来覆去地读好几遍，还要让我再讲给他们听。
后来，村里人正式凑厂一点钱，添了点桌椅，并让孩子们叫我李老师。
我当时有点热血沸腾，想我终于找到可以发挥自己的位置了，跟孩子们打交道虽然累心，可比在地里日头晒强多了。
过了一年多，我教课教得不错的名声也出去了，乡里的学校派了人来，正式给我这个只有一个老师的学校挂了个牌牌，叫我们“绥安小学”。我成了“绥安”小学的校长、老师兼校工。
虽然一天只给我两毛钱的补助，我心里也象是吃了公家粮一样自豪，因为乡里的领导告诉我，我现在算是民办教师，只要干得好，将来还有希望转成公办教师，那样全家都可以吃公家粮了。
现在想起来那一阵儿是我最舒心的日子，我每天给两个班的娃儿们上课，语文、算术、音乐、体育全都是我一个人教，我的那弹弦子的功夫就那会儿练出来的。
后来，我说了婆姨，她是邻村的，但从小没有念过书，因此，对我这个民办教师更是满意的不得了。
我们夫妻俩几年送走了几批娃儿到乡里念中学，有两个女娃还考上了县里的高中，村里的人对我们这个“绥安”小学特别的心满意足，几次到乡里找领导说情，让我转成公办教师，因为当民办教师收入是太低了，要不是我家里的婆姨勤快麻利，把几亩地种得好好的，我自己的两个女娃都吃不饱饭。
可是，等我那个小女娃都长到了12岁，我还是绥安小学的民办教师，而村长的女娃高中毕业回到这里没二年便转成了公办教师，吃上了公家粮，这让我心里难受却有嘴说不出来。
这时我的婆姨又怀了第三胎，照国家的政策这是违法的事儿，可我们这山里缺水缺劳力，两个女娃一嫁人，家里只剩下我们夫妻俩，日子都没法过下去，我硬着头皮想罚点款，让婆姨把这娃儿生下来，万一是个儿子，我觉得这日子也有指望了。
不久我们村长找上门来，一定要我婆姨去乡里把娃儿打掉，否则我的公办教师一辈于也没得转。
我思来想去几宿睡不着觉。干了二十几年的民办教师，我做梦都想做公办教师，那是拿国家工资的人呵，而且，婆姨娃儿都可以农转非，这对我们山里人来讲就是一步登天呵。
我下了决心让婆姨把已经6个月的娃儿拿掉，想想将来的出头之日，一心想儿子的婆姨流着泪去了乡医院。
那一场折腾差点没要了婆姨的命，孩子是拿掉了，可是下来的死婴是个男娃子，我婆姨当场就昏死过去，好久醒过来也只是淌泪，好长时间不说一句话，人跟傻了差不多。
我这也是揪心的痛呵，可我不能说，一说这日子就更没法往下过了。
我只好安慰婆姨，将来进了县城，有公家分的房子，领着工资过日头，根本身边不需要什么人，有俩个女娃子轮着来看看就行了。
婆姨这手术做得不是很好，乡里的医院条件差的不能仔细去想，出院以后，以前壮得跟头牛似的婆姨从此下不得地，腰痛腿痛的出不了门。
我借遍了亲戚凑了500块钱送她去县里医院看病，诊断结果一出来我们都傻了眼，婆姨不知什么时候得上了风湿性心脏病，而且，关节也有了毛病，要住院得先交2000块钱的押金，可我全部的家当都抵上也凑不出1000块来，婆姨把眼一闭，硬拉着我往家走，她说：“这治病治不了命；该死该活由它吧。”
回到家里婆姨便瘫在了炕上，从此再也没走出我们结婚时打下的那孔土窑。
婆姨不能到地里去，我就白天夜里的两头忙，两个女娃子大的早早的嫁了人，小的我送她到城里给人家看娃娃挣点活钱，给婆姨抓药。
这样又熬了几年，我估计自己转公办教师的事儿该差不多了吧，可到村长家一问，说我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早被乡里取消了民转公的名额，还说要不是看到绥安小学缺老师，这民办教师也不会再让我干了。
我在这个学校整整熬了25年，看到学校从一孔窑慢慢到了今天的三孔窑，有200多个学生，并且还亲手往乡里送了不少好学生娃，可我最后竟连这一点点待遇都享受不到，一天两毛钱的补贴我一直拿了20多年，我自己家种的粮食没少贴补那些穷娃儿。
我回到家里不敢去看在炕上躺着，已经瘦得皮包骨的婆姨。我怕一直被那个进城当公家人的希望所鼓动着的挣扎着活着的婆姨知晓这个消息会再也支撑不下去。
第二天我到城里把在人家当保姆的小女娃找回来，叮嘱她好好伺候她娘，我想离开这里，离开绥安小学，可是上哪儿走还没有想好。
我到村里刚刚退伍回来的三崽家串门，在北京当了四年兵的三崽鼓动我到北京找活于，他说外地人在北京多的是，只要肯吃苦赚钱一点都不难，还说他娘非逼着他娶婆姨生娃子，要不他才不肯离开北京回到这山沟沟里来。
“真的，叔，在北京蹲墙角要饭，也比咱这里过的强”。
三崽这样跟我说的时候，我心里直笑，我想我再怎么差也不会到北京要饭去，我只要凭出力气干活挣钱。
揣着三崽借给我的500元钱，我坐汽车，转火车拎着个铺盖卷就闯来了北京。
走到半道儿上，我发现被子里边塞着那把我在家时常摆弄的弦子。
我知道是我那个心细的小女娃怕我一个人在外面闷替我塞上的，可是想到要到处找活干，哪有时间弄这个，我差点抽出来扔了它，最后，还是没有舍得扔，没想到最终还是这把琴救了我的命。
乍到北京我有点慌，这么大个城市我第一次见，我觉得走路都没有地方搁脚。还好，三崽给了我他一个战友的电话，让我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给他战友打电话看看人家能不能帮我找个工作。
我在街上遛达了三天三夜，每天就是喝点白水，啃几口馍，可就是找不到活干，没办法我打了那个电话。
三崽的战友倒不错，他也是退伍后不愿意回老家就留在北京给人家打工，可他毕竟年轻，跑跑颠颠的活儿都能干，而我这满脸沧桑的，看上去象50多岁的老头，到了几个地方老板都摇头，不肯留下我。
最后，一个转揽刷墙油门窗的河南人收留了我、讲好工钱是300块，让我同他们一起吃住。
几天几夜在街上混过的我高兴极了，虽然他们住得也是简易的板房，可毕竟也是个屋子，我很感激三崽那个特别肯帮忙的战友，狠了狠心拿出10元钱请他吃了顿羊杂烩。
那个河南人其实也没什么招法，每天拿着块写着刷墙油门窗的硬纸板出去到处揽活，揽着活儿，我还有河南人的弟弟与媳妇便全体出动给人刷去，最后刷完了挣几百块钱。
刚开始我干的特别卖力，可时间一长，我发现这河南人光往兜里装钱，根本不提给我工资的事儿，过去了两个多月，我有点沉不住气刚想开口问几句，那河南人倒把脸变了，他说：“两个多月了，你在我这儿又吃又住，我从来没有跟你提房钱、饭钱，你还好意思跟我算帐。”
我当时刚来北京没几天，特别胆小怕事，见他这么横，再也不敢吭气了，结果干到第三个月，我除了吃、住没有花钱，河南人一分钱也不给我，并一再不准我走，我知道他们是仗着人多欺负我，可又敢怒而不敢言，只好趁有一天他们都出去揽活的时候悄悄溜走了。
上了这一次当，我有些小心，可总在街上打转不是个办法，这一次我专往建筑工地上跑，终于有一天我在一个工地上专门送盒饭的两口子身边找到了活儿，他们需要一个蹬三轮车往工地上送盒饭的人。
讲好了送一趟三块钱，一天大概要送个三趟五趟的，我一算帐也挺合算便很卖力的于起来。
这两口子是安徽人，自己租了间房子又当住房又睡觉，每天起早贪黑的给工地上做饭，然后，再由我用三轮车送到工地，他们为人倒忠厚，我们吃住都在一，起，可就是不跟我结帐，原因是工地上一直没有跟他们结帐。
我白忙活了两个月又是一分钱没挣到，带来的几个钱早已折腾没了，我想回家都没有钱打票。
我一看再这样下去也不行，我来北京是为了挣钱的，可出来大半年了，一分钱都没见着，我没法跟家里瘫在炕上的婆姨打照面。
有一天我从工地上送完饭往回走，走着走着就不知道走到哪儿去了，眼看天就黑了我又迷了路，正着急却有一个过来问我“老乡，你这三轮车卖多少钱”？
我被问愣了，可又一想，反正是回不去了，这三轮车卖掉大概也可以抵我白干的两个月。
我反问那个人，“我是想卖掉三轮车，你能出多少钱”？
那个人听我这样一说，上来瞅了半天，又捏了捏三轮车的轮胎，拍了拍手说，“这车也太旧了，好了就值50块钱”。
我一听不知那来那么大胆量：“80块钱，一口价，我就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