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人听我这样一说，上来瞅了半天，又捏了捏三轮车的轮胎，拍了拍手说，“这车也太旧了，好了就值50块钱”。
我一听不知那来那么大胆量：“80块钱，一口价，我就卖给你了，反正我也用不着了。”
“80块，这车值？”
那个人围着三轮车转了一圈，然后，干脆的说“60块，你要卖就搁在这儿，不卖就赶快走”。
“60就60”。
我把车子扔给他，着急地想从他手里拿钱可这人骑上三轮车一边说我骑一圈看看这车还行吗“，一边越骑越远，好一会儿我才明白过来，知道这个人想干什么。
“停下，你赶快停下，这车我不卖了”。
可我喊得声音越大，那人骑得越快，我拼了命的追了上去，拽住那个人的后衣襟想把他拽下来，我因为理亏不敢大声喊，可那个抢三轮车的却大声叫了起来“快来人呵，抢劫。”
果然，有几个巡警跑了过来，一下子就把我反剪起来。
那个抢我三轮车的家伙竟恶人先告状说我抢了他的三轮车。
见我们俩个互相说不清楚，巡警干脆带我们到了派出所。一通连打带骂本来就心虚的我吃不住劲儿，把一切都说了出来。
很快，那对安徽人被找了来，他们满脸怒色对蹲在墙角的我吐了口唾沫，骂了几句，欢天喜地的蹬上差点丢掉的三轮车走了，而我却被治安拘留了。
15天后我从拘留所里出来，身边陪着我的仍是那个破行李卷，那把弦子却被那对安徽人给踹扁了。
这时的我站在人群当中反而什么也不怕了。
拘留所里面几十号子人，干什么的都有，同他们相比我的这次犯法简直是因为无知。
“找不到活儿干，挣不到钱，你干吗不去要饭”。
一个号子里的“老熟客”对我悄悄说。
“难道我真的只有要饭这条路可以走了”。
我在心里一遍遍问自己，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我没有地方可以去，漫无边际的走过一个地下通道，不知为什么，我脚一软，一下子就坐在了地上。过了好久，我才想起来我已经两天没有吃饭了。
“总不能睁着眼饿死呵”！
我开始把目光投向来来往往的人，不自觉的一种可怜相便浮上了脸，可我想起自己健全的四肢，我想没有人会可怜一个健全人的。
但是，我做点什么总可以吧，我想到在别的地方看到的卖唱的。
我抽出了那支弦于，尽管有些扁的琴匣发出的声音不如原来响亮，可嘶嘶啦啦的声音配上我破锣似的嗓子倒真把那苍凉的秦腔唱出味道来了。
这一唱我的泪水下来了，在我几天没洗的脸上和乱蓬蓬的胡子中间不停的淌，有时候，我们陕西人会把唱秦腔当成了诉说委屈的机会，因而，秦腔的戏文也是现编现唱。
也许秦腔那古怪的声音，终于使那些匆匆忙忙的人注意到墙角的我，有的人开始驻足，有的人会在我放在地下的帽子里放上五角钱，两角钱。
我闭着眼睛唱，好象瞎了一样的唱，直到嗓子里再也喊不出一个字，我才停了下来。
抓过帽子一数6元8角整，我已经挣了6元8角整，我开始后悔自己怎么现在才想到这个挣钱的道儿。
拿着这个钱我坐在一个刀削面的摊子上，一口气吃了一大碗两块钱的刀削面，也许是饿得太久了，我总是觉得没有吃饱，但又实在舍不得再吃一碗，只得不停地喝汤，直喝得打饱嗝。
晚上我找了个墙角把铺盖神开，因为吃得很饱，所以我睡得很香，那是我到北京半年多以后最安心的一个晚上。
从此，我便不再去想我还能干些什么，因为出力气干活的所得简直是与乞讨不能相提并论的。
只要放下所有的一切，乞讨也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职业，也需要技巧和耐心，在这方面我很快有了体会。
而且，呆的地方多了，我对地段的选择也有了研究。什么地段的人收入高但是缺乏同情心，什么地段的人收入中等偏上，但还是比较容易被打动，什么地段的人自己都顾不过来，根本就考虑不到匍匐在他们脚下的人，这些时间一长我都摸个差不多。
渐渐地建国门的立交桥万成为我的领地，我风雨无阻的在那儿呆着，每天的进帐总是不错，但是，因为那儿老外比较多，因此，被驱赶的次数也挺多，慢慢跟那些巡警熟了，我倒不觉得他们对我是个威胁，相反，同行的竞争对我来说是个不小的压力。
为了维护我的地盘，我发挥自己念过不少书的特长，同时也发挥了曾经当过老师的优势，我想把这些散兵游勇式的乞丐收罗在自己的身边，这样他们便会对我构不成竞争。
有一段时间，我白天照常在立交桥下拉我的弦于，晚上我却同一帮街面上整天碰头的乞丐们混在一起，我滔滔不绝，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同他们吹牛，还真把这些大字不识一箩筐的家伙给唬住了，他们一致尊我为李老师并对我言听计从。
为了控制我所呆的地面，我给他们立下了规矩，要想进入这块地讨活钱的无论是谁都必须得通过我，否则，便不会有安稳日子过。
在街头上混了半年多，我不仅吃喝没犯过愁，手上还有了三千多块的积蓄，更重要的是我手下的那帮小喽啰，个个都对我崇拜的不得了。我尝到了占山为王的滋味。
冬天，我不想再睡墙角，便在东八里庄租了间小平房，好歹算有个房顶，下雨阴天我也有个地方躲一躲，最重要的是我身边的乞丐当中，只有我一个人租得起房子，因而，我那儿也成了他们经常落脚的地儿，不过也总得孝敬我点什么才成。
我知道自己一下子变得很坏，打人骂人是经常的事儿，那些乞丐在街头上是被人揉倒的面，在我这儿更是可怜虫一般，常常是新来的要被先到的欺负，但这就是规矩，我也没办法。
过年的时候，我揣着几千块钱回了家，其实，我那瘫在炕上的婆姨也就剩了一口气，也许是要等着见我最后一面，她挣扎着一直没有咽气。
年除夕的夜里下了大雪，那雪白刺刺的让人心寒，我用在北京讨来的钱为婆姨买了一身新衣服，嫁给我二十多年，这是她穿的第二身新衣服，也是最后一身。她抓着我的手脸上笑着咽了气，我自己却早已经没有了感觉，只是希望这雪再下的大些，大些，干脆把这个世界埋了算了。
在我们那里过年不能办丧事，否则村里人都会嫌晦气，婆姨的尸体在家里放了五天，一直到送年以后才入土。
我在土窑前搭起了棚子，请来厨子和做法事的和尚，吹吹打打，叮叮咣咣，我要让婆姨风风光光的走。
村里的人以为我在北京发了财，携儿带女的把我杀的四口猪吃了个精光，丧事办完了，我又折腾得只剩下了回北京的火车票钱。
正月刚出就有人上门为我家里的小女娃提亲，我爽快的答应了，嫁出小女娃去，我在山里彻底没有了牵挂，我要无忧无虑地闯荡世界。
小女娃结婚的那天晚上，我跟她说结婚后就甭回门了，家里的这孔土窑我会用砖坯封死，我要远走高飞，再也不想回到这个穷地方。
小女娃哭了，她说：“大，你咋就这么狠心，扔下我跟姐两个人，自己远走高飞。”
我说：“不是大狠心，谁叫你们是女娃娃、终归要成为人家的人，大想带你们走也不成呵。”
第二天，接亲的人刚把新媳妇接走，我便手脚麻利的收拾好东西准备重返北京。
村里的一个后生找上门来，他刨根问底的打听我在北京做啥发了财，一定要跟我上北京去寻寻看，我说什么也不答应。
我倒不是怕他知道我在北京要饭丢面子，只是看他这样的壮后上在北京除了打工卖苦力没有旁的挣钱的活儿。
我推说自己还不打算走，让他回去听我的信儿，他前脚出去，八后脚便奔了汽车站。
回到北京重操旧业，我觉着浑身舒服，这乞讨的事儿干长了，不于还真的觉着没劲儿。
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别的地段多了很多残废人在乞讨，一打听敢情这些残废竟是有人专门到乡下收购来的，我突然觉得这是条不错的赚钱的道儿。
我想如果我手下有这么十几个残废乞丐的话很可能我就发财了，还没等我有所行动，就有人给我递过话来，想在我的地面上弄几个残废人，条件自然是对我很有诱惑力。
开始我还怕他们抢了我的饭碗，可一个月下来我拿到的人头费足够我的吃喝开销的。
我觉得这是老天给我送来的饭碗，我得好好琢磨着怎么把它弄的越来越大。
为了手里亲自掌握一部分人，我特意回了趟山里老家，听说我要领着在家干吃饭不能出力气的残废上北京挣大钱，这些恨不能马上甩掉包袱的爷娘们个个都千恩万谢。
我许诺到年底过年时给他们寄1000块钱，孩子我领上走管他们的吃喝，但是生死是命里注定。为了预防意外我特意这样同他们讲定。
就这样第一次我手里有了三个瘫子和一个瞎女娃，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把他们折腾到北京，第二天就瞅好了地点让他们上了街。
结果一天下来，瞎女娃的“业绩”最好，挣了102块钱，我特意给她买了一盒稍好点的饭，并让她听了一会儿电视才让她去睡觉。而别的人为了第二天早点出来都要天一黑就睡觉。
实际上弄这些残废人真是件不容易的事儿，每天要用自行车把他们带到那个“蹲点”
的地方，这往往要在大街上还有没人时悄悄的干，然后，中午要给他们送饭，晚上要用自行车一个一个把他们弄回来。好在我这里人手多，慢慢地谁靠谁我都有了安排，事情也就好办多了。
不过北京这形势也是一阵儿一阵儿的，有时候风声紧，街上清理的厉害，他们便都得窝在家里，这样一来租给我房子的那家人不干了，因为那么多人都挤在一间屋子里，又都奇形怪状的挺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