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赋予的权利。既然九龙城应该由中国官员控制，城内中国居民就有权自由居住。香港政府命令迁走城内所有居民，完全违背《专条》条文和缔约的精神。他要求英国领事转告香港政府撤销迁移九龙城中国居民的决定。
7月27日，中国外交部在给英国驻华公使的信中，重申《专条》关于中国对九龙城拥有管辖权的规定，指出香港政府强制城内居民搬迁的命令显然与《专条》条文相抵触。希望该公使尽快要求香港政府撤销其命令。
面对中国政府的一再抗议，英国官员编造“理由”说：中国行使管辖权仍“与保卫香港之武备有所妨碍”。英国按照传统已获得对九龙城行使管辖权的权力。中国政府心照不宣地默许此事已超过30年，现在不能说英国在那里是不正当的。
英国外交大臣西蒙主张避免同中国政府讨论管辖权问题。但他又表示，港督不应放弃或推迟实施有关九龙城的计划。8月2日，英国殖民地大臣李斯特在给港督的电报中表示，有关九龙城的计划应该实施。这就是说，英国政府在九龙城问题上采取的策略，是避免就管辖权问题同中国政府正面交锋，实际上却又不停止破坏中国主权的行动。
1934年6月20日，南约理民府再次通告九龙城居民搬迁，声称他们若一周内不前往申报，则作为拒绝接受该府所拟补偿办法。8月14日，英国驻华使馆在给中国外交部的备忘录中辩解说：港督并未发布任何命令九龙城居民限期撤离的命令，只是与他们通信谈及提供补偿的期限，以便为了他们的利益实施改善卫生条件的计划。港督的做法完全在他的职权范围之内，并未出现违反条约规定的问题。大部分居民乐于接受港督的补偿。因此，港督将实施他的计划，并最大限度地考虑中国居民的利益。
9月7日，中国外交部在给英国驻华使馆的备忘录中，引用了九龙城中国居民的请愿书，并且指出，香港政府根本无视条约精神和中国外交部的照会，于今年6月再次发布通告，限期驱逐九龙城居民。中国外交部再次要求该政府以公道的精神重新考虑此事，撤销或搁置有关搬迁九龙城居民的命令。
英方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抗议，一意孤行。10月1日，港督贝璐在致英国驻华公使的信中称：拒绝承认中国对九龙城拥有特权，既不会损害英国在香港的利益，也不会损害其在全中国的利益。他建议继续兴建移民新村。1935年6月，香港政府安置移民的首批6所房屋在狗蚤岭落成。6户九龙城居民被迫迁往该处。6月29日，中国外交特派员甘介侯向英国驻广州总领事抗议说：九龙城属于中国领土，并未租与英国。香港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命令城内居民撤离。7月1日，中国外交部也致电英国驻华公使提出抗议。代理港督担心城内居民反抗，要求英国政府授权他对拒绝搬迁者采取法律行动。8月9日，英国殖民地大臣麦克唐纳在给代理港督的电报中，批准他根据1899年12月27日枢密院令，在需要时对拒不迁走的业主采取法律行动。
1915年九龙城寨
1936年，南约理民府命令九龙城居民在年底前搬走。居民代表到广州向外交部两广特派员刁作谦投诉，请求他出面与英方谈判。刁作谦指派秘书凌士芬到九龙城调查。居民们都说：这里是他们的祖屋，他们不愿迁往别处。10月20日，刁作谦通知英国驻广州总领事：英方关于城内居民乐于接受搬迁条件和港督未曾发布命令要求城内居民搬迁等说法，皆与事实不符。目前两国关系日益诚挚，为与友好的精神相吻合，香港政府应放弃搬迁九龙城居民的计划。
但是，当年12月29日，香港警察4人带领工人前往九龙城，督拆城内门牌第25号民房。九龙城居民代表当天即用长途电话向刁作谦报告。31日他们又前往广州，向刁作谦和广东省政府主席黄慕松请愿。中国外交部闻讯立即向英国驻华大使提出严重抗议，并由刁作谦出面与英国驻广州总领事费理伯交涉。不久，抗日战争爆发。接着，日军在广东登陆，攻陷广州。有关九龙城的交涉再度被搁置一旁。
英国方面乘中国国内抗战正酣之机，在九龙城采取进一步的行动。1939年～1940年，香港政府探知九龙城居民欠债甚多，分头通知债主领取港府赔偿费，迫使城内居民挥泪拆迁。被拆者52家，只有一家因无债务得以幸免。
逮捕蔡和森
最不能让中国人民忘记的，是贝璐的政府配合国民党特务逮捕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蔡和森，并把他引渡给国民党军阀。
1931年初，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蔡和森从莫斯科回国。他申请到中央苏区工作，但是，他刚到上海，便遭到以王明为首的新的“左”倾错误的排斥和打击。他们既没有恢复蔡和森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也不批准他到中央苏区去工作的请求，而派他去主持广东省委的工作。当时，广东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省委书记邓发被捕，广东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省委暂时设在香港。
1931年3月，他服从组织决定，离开上海前往香港。临行时，刚从香港回来的外甥女刘昂对他说，香港的情况很不好，实在危险，劝他暂时不要去。蔡和森回答说，干革命，哪里需要就去哪里，不能只考虑个人的安危。
到达香港后，蔡和森同他的夫人李一纯住在一家洋酒罐头公司楼上，对外的公开身份是这家公司的职员。为了替党节省开支，他没有在附近另租房子办公，而是每天走一段很长的路，到秘书那里去听取汇报，批阅文件，研究工作，十分繁忙。
蔡和森到达香港不久，党内叛徒顾顺章也到了这里。顾顺章因为过去职务的关系，认识长期在党中央担任领导工作的蔡和森。但是，蔡和森仍置个人安危于度外，每天照样离开寓所外出工作。
1931年6月10日，香港海员举行一次重要的会议，中共广东省委考虑到这样一个群众性集会，很可能混进国民党侦探、特务，所以没有安排蔡和森去参加。蔡和森认为，会议既然这样重要，不去不放心。会议从上午开始，地点距蔡和森寓所不远。快到中午时分，他决定赴会。临走时，他对李一纯说：“下午一点前我一定回来，如果没有回来，那就是被捕了。”果然，他一进会场，早在那里蹲着的叛徒顾顺章，便带领港英警方的便衣特务将他逮捕了。
蔡和森被捕后，中共党组织立即采取了营救措施。党员李少石，通过一个社会团体，与港英当局联系，答应付给一笔巨款，将蔡和森保释。但是，当李少石筹足这笔款时，蔡和森已经被香港当局引渡给了广东军阀陈济棠了。
在广州监狱中，他受到种种酷刑。蔡和森横眉冷对，没有暴露党内的任何情况。牺牲时年仅36岁。
赌马形成热潮
教堂、跑马场和一个当地人不准入内的俱乐部，是殖民统治必须具有的三个传统要素。这三条，香港都有。我们在第二任总督一章中介绍了跑马地，在第三任总督一章里介绍了圣约翰大教堂，在第五任总督一章里介绍了军队俱乐部。在本章里我们介绍香港殖民统治三个传统要素之一的跑马场的进一步发展。
把赛马作为赌博的赌马，开始于1890年。香港政府1891年修订的《赌博条例》规定禁止发行彩票，但是，“赛马或马会举办之一切马票除外。”这就肯定了香港赛马会赌马活动的合法性。当时迷恋赛马的人不多，马会收入有限，自己举办博彩彩池，人力、物力都感到不足，便采取了招商承办的办法。由于博彩者不多，承办商也亏了本，不愿再继续承办，马会只好收回自办。后来马会再度招商承办，承办商仍然难于经营。1931年，马会再度收回自办，并设立办房制度。
赌马形成热潮，开始于贝璐统治时期。香港赛马会1931年起开始发行马票，又称“大马票”。这是一种摇彩与跑马结合而产生中奖者的一种赌博方式。这种方式一直沿用到1977年以前。正是这种赌博方式使香港的赌马站稳了脚跟。鲁言在《香港赌博史》一书中介绍说：“大马票是用摇彩与跑马两种形式混合进行的一种彩票。每张马票上印有一列号码，公开发行，每张售价2元。开彩的办法是，到了截止日期，先由马会用搅珠的方法，搅出数十个号码。这数十个号码称为入围号码。然后再从这数十个入围号码中，继续用搅珠的方法，搅出十多个号码。每一个号码配上一匹在大马票锦标赛一场中出赛的马匹。然后在赛马进行中，哪一匹马跑第一，这匹马所配的号码，便算头奖，跑第二名的马匹，它所配的号码就是二奖，跑第三名的马匹所配的号码是三奖。其余的落第马，以及那些没有搅出配马出赛的号码，全部算是入围奖。”香港的大马票每年发行3次，有夏季大马票、秋季大马票和春季大马票。大马票利用人们侥幸发财的心理吸引公众。例如，1931年的头奖大马票可得十万港元。按照当时物价，这笔钱买两幢四层的楼房还有剩余。当时一般工人的月薪仅有十几元。10万元是他们每人一生所得工资的数倍。这样巨大的诱惑力使不少人跃跃欲试，甘愿上当，也就使大马票成为一种最畅销的彩票。
1941年年底日军侵占香港以后，为了点缀升平，将“香港赛马会”改为“香港竞马会”，跑马地改名为竞马场，继续进行赌马活动。赛马时马匹的名称不再使用英文，全部使用中文。日本人控制的中文报纸《香港日报》每次赛马前都出版半张“马经”，介绍与该场赛马有关的各种资料与消息。其他各报也刊登“竞马预测”之类的短文。这是香港各报有“马经”的开端。
日本投降以后，香港赛马会恢复活动。赛马时，骑师姓名与马名不像战前全部用英文，改为中英文并用，并且增加了中国骑师的名额。各报刊继续用“马经”的形式宣传赌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