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任 葛量洪AlExandEr GrantHaM
葛量洪在他的回忆录中描述港督的地位时写道：“在这个英国直辖殖民地，总督的地位仅次于上帝。他每到一处地方，人人都要起立，在任何情况下都遵从他的意见，——永远都是：”是，爵士‘，’是，阁下‘。“港督在香港的特殊地位，一百五十年不变。
葛量洪是1947年7月25日抵港接替杨慕琦就任第二十二任香港总督的。直至1957年12月31日离任，在职10年。
葛量洪（1899～1978），翻译名亚历山大·格兰瑟姆。英国人。1922年被招募到香港作官学生，曾在广州、澳门学习中文。其后在香港政府各个不同部门供职多年，熟悉香港事务。后来出任牙买加、百慕大、尼日利亚等地辅政司，由辅政司转任斐济总督兼西太平洋群岛高级专员。
葛量洪在任期间，面对的形势比较复杂。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逐渐衰落，经济上陷于重重危机；政治上，英国殖民体系日渐瓦解，在亚洲，印度、锡兰、缅甸等先后宣布独立。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坐收渔利，逐步强盛；英国无论在经济还是政治上，都不得不依赖美国的支持，据余绳武、刘蜀永所著《20世纪的香港》一书记载，1945年、1948年英国从美国两次共获得五十多亿美元的援助和低息贷款。就香港岛来说，二战之后，需要恢复发展，需要中国这个大市场。在中国内地，美国正支持国民党发动内战。他和港英政府要面对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势不可挡的进攻，国民党政府的崩溃之势已十分明显。美国站在国民党一边，封锁、制裁、破坏新生的共和国。随后又发动朝鲜战争，对中国实行全面禁运。英国不能不跟着美国的屁股转，但同时又不得不顾及香港与中国内地的特殊关系。葛量洪时期的各种事件和他的作为，必然受制于多种复杂的因素。
第二十二任葛量洪葛量洪上任的第三年8月，美国驻广州总领事兰勤来到香港，接替原美国驻港总领事霍珀的职务。美国的对华政策就是通过兰勤对葛量洪施加影响的。在回忆他们的私人交往时，兰勤说，“我非常钦佩几位英国殖民官员，尤其是港督葛量洪爵士。他们在非常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势力之间成功地保持了平衡。香港实行的并非民主政治……自由是有的，管理也是有效的。在香港，我和夫人波林经常去看望葛量洪夫妇，在离开这个殖民地以后，还访问过他们好几次。葛量洪夫人生于美国，是个特别可爱的能干的主妇。我总觉得亚历山大爵士知识渊博，敏于洞察问题的正反两面，必要时也能当机立断，并有幽默感，对他所处的地位来说，最后一点尤为重要。”这就是一个美国外交官对葛量洪的看法。
加强内部控制管理
1948年底，英国外交大臣贝文提供一份备忘录，关于新形势下的对华政策。他建议，从长远考虑，我们应力图在这世界最大的潜在市场之一站住脚。我们最大的希望可能在于采取“保留立足点”的办法。这就是说，由于实际上并不存在生命危险，我们应该尽量留在原地不动，与中共保持不可避免的事实上的联系。英国政府接受了在中国“保留立足点”的政策。
但是，英国政府最担心的是，中共可能通过在香港内部制造骚乱，达到收复香港的目的。
1949年3月，港督葛量洪分析认为，短期内香港面临的威胁有三：一，左派工会可能在香港内部制造骚乱；二，难民大量拥入；三，共产党的游击队从外部入侵。
于是葛量洪先后提出一系列削弱和反对共产党在香港活动的建议。4月1日他在给内阁的电报中建议立法强制香港所有社团登记。他说，国民党当政时，它曾是民族主义在香港的集合点，一旦中共执政，可能像国民党一样，愿意在香港拥有一个基地，成为制造不满和麻烦的中心。香港的立法应当防止这种事情发生。他又提出，共产党控制的香港报纸毫无顾忌地对英美的政策发起一系列攻击，令人越来越难以容忍，应该封闭这些报社，但是如果采取这样的步骤，与英国政府的总政策相冲突，当然是不可取的。根据以上的认识和思路，葛量洪采取了一系列加强香港内部控制的措施。
香港政府首先扩大警察的权力，加强警察的实力。决定继续招募一批印度籍、华籍警察以及后备警察。1948年10月27日，由立法局通过《1948年度便利维护公众秩序与治安条例》。条例规定，香港警察获得很大的权力，除原有职权外，再加上有权以征用、没收、拘捕等手段，防止和弹压暴动。11月6日还举行了一次海陆空军警的防暴演习。12月23日，香港当局又通过《香港防卫军条例》，香港除了英军外，还可以再招募六千名新军，这一系列措施的目的，在于加强香港的防务力量，镇压港内的民主运动。
1949年8月17日，香港立法局通过《人口登记法》，规定除海陆空军和警务人员及经港督特许者，以及未满十二岁年龄者外，其他人员一律需要到指定机关登记、编号、交相片、按手印，领取身份证。香港居民身份证制度就是从葛量洪时期开始的。
香港当局还通过《驱逐不良分子出境条例》、《修订1922年的紧急法》、《公共秩序法例》、《社团登记条例》等等。还有征用房屋、户口登记、限制物质出口内地、警察有权不经法律手续，可以搜查与逮捕中国居民并加以驱逐等等条例和措施，使居住在香港的中国人，行动上失去自由，精神上增加压力，严重破坏了香港当局与香港中国人之间的正常关系。
在一系列的条例中，以《1949年驱逐不良分子出境条例》最有代表性，虽然它规定的内容很多，但从第四条规定所谓“不良分子”的十四项标准中，仔细加以研究，从中可以发现，只要当局或某个具体执行者认定要驱逐一个人，便可随便找出一项套上去就可以了。比如第一项，“有病的、残废的、残老的、疯子、呆子，倘他们无人供养，且不能谋生的”。第三项，“有可怕的传染病的人”。第九项，“没有入境防疫证的人”。第十一项，“在燧道洞｜穴或在公地搭盖木屋居住的人；或在任何不合法的建筑物居住，或在卫生帮办宣布为不合卫生的地方居住的人，上述各种人物，苟其不能证明他可能取得正当的房子居住，即为不良分子”。第十四项，“依靠‘不良分子’生活的人”，等等。香港当局都可以随时加以逮捕，用简易方式审讯后，下令把他驱逐出境。
《修订1922年的紧急法》更不加掩饰地规定：“港督会同行政会议，依据紧急法令所颁布的各种法令，在与其他法令相抵触时，可以凌驾其他法律”。一句话，根本用不着法律。这些条例实行以后，在香港造成恐怖气氛。这在香港历史上，比1842年宵禁限制华人行动自由的规定，还要严酷得多。香港从此以后出现的一系列动乱不安，都可以追溯到这些完全逆潮流的条例和措施。
1949年末，香港警务处分别致函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港九分会等38个社团，拒绝接受他们的注册。注册官解释说，这项行动是根据1949年社团条例第五条作出的。第五条的条文为“注册官如认定本港社团系为港外地方创立，属于政治性质机构或团体之分社或与之联合或发生关系者，得拒绝其注册，如认定本港社团，似乎受利用作违法事情，或妨害本港治安、福利或良好秩序者，拒绝其注册。
港九38个团体对于香港警务处注册官的决定先后发表声明，强烈抗议。声明指出，他们设立的团体是非政治性的，设立的目的只是为社会服务，为劳动大众服务。要求港督葛量洪，撤回取销注册的决定，但都没有结果。
1949年12月24日，香港电车工人要求改善待遇，采取怠工行动。12月28日，资方拒绝工人要求，于是工潮扩大。1950年1月30日晚上，近二千名香港中国青年和电车工人在罗素街电车工会举行对电车工人慰问会。当晚港英当局却派出近千名武装警察，围捕工人，封闭了工会，造成罗素街“一·三○”事件。警方将电车工会主席刘法及职工十数人先后递解出境。
工会领导人和工人被递解出境事件，在葛量洪任职的五十年代初期接连发生。1952年1月10日，港九纺织染业总工会九龙支会主任冼佩玲、书记姚坚被港府警方拘捕，并递解出境。文艺作家、电影工作者司马文森、刘琼、舒适、马国亮、齐闻韶、沈寂、狄梵、杨华等八人，也于同日被驱逐出港。
最早清醒过来的英国人
1949年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广州，但继续南下的解放军四野邓华所部之十五兵团攻取深圳后，并没有跨过罗湖桥，以武力收复香港，而是按兵于深圳河畔。当时解放军方面传话给英国人，说他们的任务是维护和平并准备恢复贸易和重开广州至九龙的铁路。10月19日，英国殖民地大臣琼斯向下议院所作的通报中指出：“中港边界是平静的。”
解放军攻占广州后，香港的气氛更加紧张起来，许多香港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但是解放军迟迟没有动作。这是怎么回事呢？谁能打开这个闷葫芦呢？
港督葛量洪反应敏锐，是最早醒悟过来的英国人之一。在新中国未成立前，他就注意到香港的左派报纸《文汇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论中英关系与香港的前途》的社论，这篇社论中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香港正遇着最有利形势，新中国开始建设以后，贸易将空前高涨。香港如果在空前的好运之前惶惑起来，不积极对新中国采取友好措施，这将是历史的不智。”
当时有许多人认为《文汇报》是替共产党说话的，因而对它发表的文章不肯相信，但葛量洪却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北京向港府发出的一个再明确不过的“信号”，如果能抓住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