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主要力量侦破和处理集团性大案，而其中又是以与警务人员有关系的案件作为重点。
1974年廉署调查了葛柏案，葛柏原任香港总警司，利用职权贪污受贿，在银行存款达400万元。调查此案期间，葛柏畏罪逃返英国。市民要求引渡，港英有关当局宣称难以引渡。香港大专院校学生多次集会示威游行，提出“反贪污，捉葛柏”的口号。学生的正当行动竟然遭到警方的拘控。廉署承办此案以后，决心查处到底，排除种种阻力，从伦敦将葛柏引渡回香港，调查并指控葛柏两项严重的贪污罪行，判处囚禁4年。葛柏一案的查处，在香港引起了震动，廉政公署由此树立了威信。接着又查处了警司韩德一案，判处囚禁1年。还有郑汉权、箫统炎等大案要案，分别进行审理和惩处。警方有牵连的多名高级警官，有的提前退休，有的弃职潜逃。廉政公署乘胜追击，取得丰硕成果，市民对廉政公署提高了信心。廉署之所以有如此作为，全靠麦理浩直接支持和广大市民的响应。
1975年9月，廉政公署的工作范围，扩大至工商界，有11名知名人士被指控，震动港岛各界。1976年又侦破和查处了戴福案。戴福原任探长，他拥有的财富比他官职应有收入超过180万元，无法向法庭解释财富来源。根据条例规定，终于在1976年7月被判处入狱6年（后经上诉减刑为4年），罚款10万元，没收所有的财产五百多万元。1977年，廉署又侦破查处了尖沙咀一宗集体贪污案。案犯包括警司1名、总督察2名、高级督察2名、警署警长9名、警员1名，已卸任警署警长2名，前任警长2名及2名商人。经调查落实，10名主犯分别被判处入狱1年半至2年。市民见到廉政公署确实敢于碰硬，真正查处案犯，所以很多人纷纷向廉署举报揭发，协助廉署侦破案件。据廉署的统计，仅1981年度共接获举报贪污案2344宗，其中60％敢于具名检举。可见市民对廉政公署的信任和有力支持。这一年被检控的有509人，定罪的358人。
廉政公署的办案成绩很突出，得到广大市民的普遍赞扬，但由于得罪了一部分权贵，特别是触动了掌握有很大权力的警察方面，因而不可避免地引来了阻挠和抵制。1977年10月，在有关方面的支持下，5000名警察及警察家属，举行集会示威游行，有一百多人冲进廉政专员公署总部进行捣乱，殴打廉政公署工作人员。这本来是违法行为，理应受到法律制裁，但是警方的这一行动震惊了香港当局。港府害怕给他们带来更多的麻烦，麦理浩不得不让步，于是急急忙忙颁布特赦令，对于1977年以前犯下一般性贪污罪行者，可以不予追究，以此来缓和警察方面的不满情绪。当局的这种做法，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完全在意料之中，然而这样一来，对于廉政专员公署，无疑是泼了一盆冷水，大大降低了廉署的办案效率和社会威望。
进入80年代，廉政专员公署检控人员，逐年下降。1983年为449人；1984年为392人；1985年为284人，候审61人，定罪的160人，开释61人，不起诉的7人。这个统计数字，从好的方面去分析，是由于廉政公署的严厉查处，使贪污案件逐年减少，犯罪率下降；但是从另一方面去分析，市民看到廉政公署并不像刚开始那样敢于碰硬，连廉署总部被警察捣乱，工作人员挨打也毫无办法，对它失去了信心，从而对于协助廉署办案的积极性大大降低。事实上，香港贪污之风仍然很盛，有人说廉署只是反小贪而不反大贪，只打苍蝇，不打老虎。港督麦理浩也承认：“事实上本港贪污之风仍盛，而能容忍贿赂行为者仍大不乏人”。总之，在廉政专员公署面前，确实遇到了新的考验。
十年建屋计划
麦理浩1971年11月上台，1972年就宣布实施“十年建屋计划”。根据这个计划，每个家庭都要有自己居住的单位住房；全部单位都属独立式单位，水、电、厕、厨设施齐全；每人居住面积不少于3。25平方米。1973年，港府成立了直属于港督领导的房屋委员会。房屋委员会除了管理和改建原先的出租公屋外，还负责提出“新型屋村”的意见与规划。
在推行“十年建屋计划”过程中，曾经遇到了70年代中期和末期的西方国家经济危机和香港经济过热，对计划的实施带来一定影响，但是，所取得的成绩是显著的。1973年至1983年十年间，共花费68亿元，兴建了72个屋村，其中12个是改建早期徙置居民的屋村。共解决了150万居民的住房问题。据有关方面的资料统计，1973年至1984年3月底，11年中，香港公共屋村的数目增加了一倍多，由51个增加到115个，居住单位增加了19。2万个。应该说，麦理浩开创了有计划地兴建新型公共屋村的新时期。
继“十年建屋计划”之后，1976年为了解决中下层收入市民自购居所的迫切需要，根据一个工作小组的建议，港府又推出“居者有其屋计划”。这个计划也是由房屋委员会负责实施，政府提供资金，称做“居者有其屋计划基金”。计划中兴建的楼宇，以低于市价30％左右的价格，卖给中下等收入的家庭和租户。居民购买这类房屋，是有条件限制的，其一是，申请者本人没有自置物业；二是家庭月收入不得超过一定限度，1985年时不得超过七千五百元，以后限额连年增加；三是申请人必须年满21岁；四是属于公屋住户或已获批准有资格入住公屋的住户，在购得居屋单位后，必须交回原租住公屋单位，或者放弃住公屋单位的权利。
居民申请购买计划内房屋，分别先填写两种表格，一般市民填写白表申请。公屋住户、临时居屋区和临时安置所的住户，经审核有资格申请公屋的住户，可填写绿表。绿表优先照顾。
从1977年起，房屋委员会作为政府的代理人，负责从设计、兴建、销售，直到管理房屋。1978年2月即推出第一期“居屋”，建设进展较快，水准比以前房屋也有提高。有关资料表明，到90年代初，房屋委员会先后出售房屋近二十万个单位给予合格的家庭，其中2/3是港府出资兴建的，1/3属私人机构参与兴建的，到1993年约有三百万人住进286个公共屋村和居屋苑。
随着鳞次栉比、排列整齐的公共屋村在市区和新市镇的出现，也引来了社会对自负盈亏的房屋政策的批评和不断的拆迁纠纷。
在1972年港督宣布十年建屋计划，并推行“居者有其屋”计划的同时，1973年成立的香港房屋委员会订立了公共房屋租金政策，这以后租金经常增加，因此不断引起各界人士大大小小的争论和居民的不满与抗议，结果房屋署职员和市民都有一个印象，就是公屋居民“逢加必反”。
1976年以前，以港府出资建屋为主，1977年以后，采取以房委会建屋为主，与私人机构参与居屋计划相结合的方式，这样做优点是建设速度加快，但价格也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提高。对于公屋房租，港府是采取“羊毛出在羊身上”的方针。
港大第一任华人校长
香港大学创办六十一年之后的1972年，麦理浩作总监，破天荒委任第一位华人校长黄丽松，引起香港各界人士的关注。任命公布后，香港大学学生会出版的“学苑”马上发号外，介绍黄丽松生平事迹及祝贺文章，其中陆文强的一篇文章说：“黄丽松教授是我们第一位华人校长，且让我们期待一位真正从中国人本位来办事的校长。”
香港大学聘请黄丽松到任，按照黄丽松该年6月11日在马来西亚槟城的说法，主要是因为“港大同学希望有一个懂得中文的华人出任校长”。黄丽松1941年毕业于香港大学，拥有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马来西亚大学理科博士、牛津大学理科博士、香港大学荣誉理科博士四个博士头衔，“是个地地道道的在大学‘扎了根’的成功的高级知识分子”。他曾任马来西亚大学化学系主任及理学院长，一度出任马来西亚大学代副校长，1969年出任南洋大学校长，具有丰富的大学行政经验。香港人士认为，他实在是港大校长最合适的人选。
黄丽松所说，港大同学希望由懂中文的华人出任校长，是事实。熟悉情况的人都知道，在香港大学，由一位英籍校长高高在上治理香港大学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自该校学生1972年12月间组团回内地“旅行学习”以来，“学苑”一直非常积极地“谈政治说中国”，除了主张“回归”，更呼吁以“革命的改良主义”去展开大学的改革，他们喊得最响亮的一个口号是“使香港大学成为一个中国人的大学”。
香港人士认为，前任校长乐品淳在办学中但求无过的作风，实在创下“开倒车”的最可怕例子。据1972年9月1日“学苑”阿虫的短文说，在港大两年，未曾亲眼见过乐品淳校长一面，更谈不上与他友善一番。香港政府眼见学生运动越来越激烈，再不好好的处理，这间“帝国大学”很可能不久就变成“反帝国大学”了。同时又知道，即使再从英国搬十个乐品淳来，保管也都是两年不和学生见一面的货色。于是改弦易辙想到请华人出任校长的绝招。
麦理浩选中黄丽松做校长，不是没有自己的标准。香港一位人士分析说，以英国人的成熟和机智，当然不会请陈独秀、李大钊式的人来出掌港大，就连蔡元培、傅斯年这样的人也要敬而远之。凡是获得英国政府信任的，必须和英国有相当的渊源，最好没有民族意识，最好是有其他国籍的华人。黄丽松最合条件，毕业于港大、牛津，是新加坡公民。港大由他出任校长，在学生看来，他至少是懂中文的，可满足学生初步要求，至于黄氏能否“从中国人的本位办事”，能否把港大变成激进学生期望的“一间中国人的大学”，则是另外的问题。
港大到1972年已有61年的历史，是东南亚最古老的大学之一。据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