览础Ｆ┤缥掖耸敝囟罫amb的论文，比幼时所读全然不同，幼时虽觉其文章有趣，没有真正魂灵的接触，未深知其文之佳境所在。一人背痈，再去读范增的传，始觉趣味。或是叫许钦文在狱中读清初犯文字狱的文人传记，才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由是可知读书有两方面，一是作者，一是读者。程子谓《论语》读者有此等人与彼等人，有读了全然无事者；亦有读了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所以读书必以气质相近，而凡人读书必找一位同调的先贤，一位气质与你相近的作家，作为老师。这是所谓读书必须得力一家。不可昏头昏脑，听人戏弄，庄子亦好，荀子亦好，苏东坡亦好，程伊川亦好。一人同时爱庄荀，或同时爱苏程是不可能的事。找到思想相近之作家，找到文学上之情人，必胸中感觉万分痛快，而灵魂上发生猛烈影响，如春雷一鸣，蚕卵孵出，得一新生命，入一新世界。George Eliot（乔治·爱略特）自叙读《卢梭自传》，如触电一般。尼采师叔本华，萧伯纳师易卜生，虽皆非及门弟子，而思想相承，影响极大。当二子读叔本华、易卜生时，思想上起了大影响，是其思想萌芽学问生根之始。因为气质性灵相近，所以乐此不疲，流连忘返；流连忘返，始可深入，深入后，然后如受春风化雨之赐，欣欣向荣，学业大进。
谁是气质与你相近的先贤，只有你知道，也无需人家指导，更无人能勉强，你找到这样一位作家，自会一见如故。苏东坡初读《庄子》，如有胸中久积的话，被他说出，袁中郎夜读徐文长诗，叫唤起来，叫复读，读复叫，便是此理。这与“一见倾心”之Xing爱（love at first sight）同一道理。你遇到这样作家，自会恨相见太晚。一人必有一人中意的作家，各人自己去找去。找到了文学上的爱人，他自会有魔力吸引你，而你也乐自为所吸，甚至声音相貌，一颦一笑，亦渐与相似。这样浸润其中，自然获益不少，将来年事渐长，厌此情人，再找别的情人，到了经过两三个情人，或是四五个情人，大概你自己也已受了熏陶不浅，思想已经成熟，自己也就成了一位作家。若找不到情人，东览西阅，所读的未必能沁入魂灵深处，便是逢场作戏。逢场作戏，不会有心得，学问不会有成就。
知道情人滋味便知道苦学二字是骗人的话。学者每为“苦学”或“困学”二字所误。读书成名的人，只有乐，没有苦。据说古人读书有追月法，刺股法，及丫头监读法，其实都是很笨。读书无兴味，昏昏欲睡，始拿锥子在股上刺一下，这是愚不可当。一人书本排在面前，有中外贤人向你说极精彩的话，尚且想睡觉，便应当去睡觉，刺股亦无益。叫丫头陪读，等打盹时唤醒你，已是下流，亦应去睡觉，不应读书。而且此法极不卫生。不睡觉，只有读坏身体，不会读出书的精彩来。若已读出书的精彩来，便不想睡觉，故无丫头唤醒之必要。刻苦耐劳，淬砺奋勉是应该的，但不应视读书为苦。视读书为苦，第一着已走了错路。天下读书成名的人皆以读书为乐；汝以为苦，彼却沉湎以为至乐。必如一人打麻将，或如人挟妓冶游，流连忘返，寝食俱废，始读出书来。以我所知国文好的学生，都是偷看几百万言的《三国》、《水浒》而来，决不是一学年读五六十页文选，国文会读好的。试问在偷读《三国》、《水浒》之人，读书有什么苦处？何尝算页数？好学的人，于书无所不窥，窥就是偷看。于书无所不偷看的人，大概学会成名。
有人读书必装腔作势，或嫌板凳太硬，或嫌光线太弱，这就是读书未入门路，未觉兴味所致。有人做不出文章，怪房间冷，怪蚊子多，怪稿纸发光，怪马路上电车声音太嘈杂，其实都是因为文思不来，写一句，停一句。一人不好读书，总有种种理由。“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最好眠，等到秋来冬又至，不如等待到来年。”其实读书是四季咸宜。古所谓“书淫”之人，无论何时何地可读书皆手不释卷，这样才成读书人样子。顾千里裸体读经，便是一例，即使暑气炎热，至非裸体不可，亦要读经。欧阳修在马上厕上皆可做文章，因为文思一来，非做不可，非必正襟危坐明窗净几才可做文章。一人要读书，则澡堂、马路、洋车上、厕上、图书馆、理发室，皆可读。
读书须有胆识，有眼光，有毅力。胆识二字拆不开，要有识，必敢有自己意见，即使一时与前人不同亦不妨。前人能说得我服，是前人是，前人不能服我，是前人非。人心之不同如其面，要脚踏实地，不可舍己从人。诗或好李，或好杜，文或好苏，或好韩，各人要凭良知，读其所好，然后所谓好，说得好的道理出来。或竟苏韩皆不好，亦不必惭愧，亦须说出不好的理由来。或某名人文集，众人所称而你独恶之，则或系汝自己学力见识未到，或果然汝是而人非。学力未到，等过几年再读，若学力已到而汝是人非，则将来必发现与汝同情之人。刘知几少时读前后汉书，怪前书不应有《古今人表》，后书宜为更始立纪，当时闻者责以童子轻议前哲，乃“赧然自失，无辞以对”，后来偏偏发见张衡、范晔等，持见与之相同，此乃刘知几之读书胆识。因其读书皆得之襟腑，非人云亦云，所以能著成《史通》一书。如此读书，处处有我的真知灼见，得一分见解，是一分学问，除一种俗见，算一分进步，才不会落入圈套，满口滥调，一知半解，似是而非。
我的图书室
我在《人间世》杂志，曾登载过姚颖女士一篇布置书房的文章，凑巧与我的见解相同。如果我也发表过一篇同题的文章，或是曾经遇见过她，那我一定会诬她有抄袭我的见解的嫌疑。因此我在她的文章末尾，写了一篇长论——表明她的理解如何近似我的理论。兹将她的原文略述如下：
〖大学公共图书馆采用分类制，用杜威或王云五的方法把图书分编成类，固然是好的。但是一个贫穷的学者图书不够，又蹇居于京沪的一个狭里之中，显然是不能如此做法。一个里舍之中，寻常只有一间餐室，一间客厅，两间睡房，如果很幸运，也许会有一间书房。此外，他的图书普通都依个人的喜好而来，收集的不会普遍完全。这应该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别人如何，但是我用的方法是如此的。我的方法是自然的方法。比如，当我坐在书桌前边收到一本寄来的书，我就把它放在桌上。如果在阅读时有客来访，我就把书带到客厅，去和来客谈谈这本书的内容。客人告别以后，如果我把书遗忘在客厅，我就让它摆在那里。有时话谈得开心，我还不感倦意，只是想休息一会，我就把它带到楼上，在床上阅读。如果读得兴趣浓厚，我就继续读了下去，如果兴趣降低，就把它用作枕头而睡，这就是我所谓的自然的方法，也可以说是“使书籍任其所在的方法”。我甚而不能说，哪一处是我喜欢放书的地方。
这种办法的必然结果，自然到处可见图书杂志，在床上，沙发上，餐间里，食器橱中，厕所架上，以及其他地方。这样不能一览无遗，是杜威或王云五的方法所不及的。
这种办法有三点好处：第一，不规则的美丽。各种精装本、平装本、中文、英文、大而厚重的本子、轻的美术复制本——一些是中古英雄骑士的图片，一些是现代裸体艺术照片，全都杂在一起，一望就可以看出人类历史的整个过程。第二，兴趣的广泛不同。一本哲学书籍，也许和一本科学书籍并立在一起，一本滑稽的书籍，也许和一本《道德经》比肩而立。他们混成一片，俨若各持己见地在争辩着。第三，用之便当。如果一个人把书全部摆在书室，他在客厅中便无书可读。我用这种方法，就是在厕所也能增长知识。
我只要说这仅是我个人的方法，我不求别人赞成，也不希望他们来效法我。我写这篇文章的缘故，是因为看我的客人见我的生活如此，常是摇头叹息。因为我没有问过他们，我不知道他们是称赞的叹息，还是反对的叹息……但是我从不去理会的。〗
上边的这一篇文章，很可以代表现代中国式的小品文（familiaressay）。它有中国古文的轻松气派，以及现代论文的不拘泥之风度。下边是我写的后论：
当我收到这篇稿子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有人把我的秘密说穿了。在我看下去的时候，我很惊异地发现了我自己放书的理论，已被一个别的人同时发现了。我如何能不就此发挥几句呢？我知道阅读是一件高尚的事情，但是已经变成了一件俗陋不堪而且商业化的事情。收集书籍也曾是一件高尚的娱乐，但是自从暴发户出现以后，现在的情况也随之惨变。这些人藏着各个作家的整套书籍，装潢美丽整齐，摆在玻璃架上，用以在他们的朋友面前炫耀。但是当我看到他们的书架的时候，里边从来没有一点空隙或书本的误排，这表明他们从来不去动那些书籍。其中也没有书皮扯下来的书籍，没有手纹的印子或偶然掉下来的烟灰，没有用蓝色铅笔画下来的记号，没有枫树的叶子在书中夹着。而所有的只是没有割开的连页。
所以，收集书籍的方法似乎也变得俗陋了。明朝的徐谢写过一篇《旧砚台论》的文章，暴露收集古玩的俗陋。现在姚女士则引申到收集图书的事。可见如果你只要说出你的真意，世界上似乎不会没有与你同感的人。王云五之方法利用于公共图书馆中很好，但是公共图书馆与一个穷学者的书斋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必须有一个不同的原则，就如《浮生六记》的作者所指出的“以大示小，以小示大。以假遇真，以真遇假”。这位作者所发表的意见，是关于一个穷士的房舍花园应当怎样安排，也可以用在收集书籍的方法上。如果你能善用这个原则，你可以把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