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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绝对不应分类。把书籍分类是一种科学，但不去分类是一种艺术。你那五尺高的书架，应当别成一个小天地。必须把这本诗歌搁置在科学的文章之上，同时使一本侦探小说与居友（Guyau）的著作并列。这样安排之后，一个五尺书架会变成搜罗广博的架子，使你觉得有如天花乱坠。如果架子上只有司马光的一套《资治通鉴》，当你无心去看《资治通鉴》的时候，就变成一个空空如也的架子。每个人都知道女人的美丽，是她们予人一种莫名其妙而又遍寻不着的感觉，古老的城市如巴黎与维也纳之所以耐人寻味，是因为你在那里住了十年以后，也不确知某一个小巷中会有什么东西出现。一个图书室也是同样的道理。
各种书籍都有它的特点，所以装订得也不相同。我从来不去买《四部备要》或《四部丛刊》，就是为了这个缘故。买一部书的特点，一方面由书的外表上可以看得出来，一方面由购买时的情形不同而来。书买来以后，把它们不分类自然地摆在架上。当你要看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的时候，你会翻来翻去，不知究竟放在何处。在你找到以后，你是真正的“找到”了，不只是拿它下来到手。这时你已经香汗盈盈，好像一个得意的猎人一样。也许当你已发现它的所在，而去拿你要的第三卷时，却发现它已不翼而飞。你站在那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迷想你是否会把它借给某人，于是长叹一声，好像一个小学生看见一只几乎被他捉着的鸟，忽然又腾空飞去了。这样一来，你的图书室常有一种玄妙不可捉摸的空气存在，简而言之，你的图书室将会有女人的隐约的美丽，以及伟大城市的玄妙莫测。
几年以前，我在清华大学有个同事，他有一个“图书室”，其中只有一箱子半的书籍，但是都是由一至千的分类编成，用的是美国图书协会的分类制度。当我问他一本经济历史的书的时候，他很自傲地立时回答说书号是“580。73A”。他有美国式的办事效率，很是自以为骄傲。他是一个真正的美国留学生，不过我说这话的意思，并不是称颂他。
读书与风趣
黄山谷说：“三日不读书，便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这是一句名言，含有至理。读书不是美容术，但是与美容术有关。女为悦己者容，常人所谓容不过是粉黛卷烫之类，殊不知粉黛卷烫之后，仍然可以语言无味，面目可憎。男女都是一样。我想到谢道韫的丈夫王凝之。我想凝之定不难看，况且又是门当户对。道韫所以不乐，大概还是王郎太少风趣。所以谢安问他侄女“王郎逸少子，甚不恶，汝何恨也？”道韫答道：“一门叔父，则有阿大，中郎；众从兄弟复有封、胡、羯、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我个人断定，王郎是太不会说话，太无谈趣了。所以闺中日与一个虚有其表的郎君对坐，实在厌烦。李易安初嫁赵明诚，甚相得。何以故？因为志趣相同。后来明诚死于兵乱，易安再嫁一位什么有财有势的蠢货，懊悔万分。道韫辩才无碍，这我们是知道的。凝之弟王献之与宾客辩论，词穷理屈。这位嫂子倒能遣侍女告诉小叔“请为小郎解围”。乃以青绫步障自蔽，把客人驳倒。这样看来，王郎也是一位语言无味的蠢材无疑，人而无风趣，不知其可也。
凡人之性格，都由谈吐之间可看出来。王郎太无意思了。处于今日，道韫问他看电影，他也好，道韫说不去，他也好，要看西部电影，他也好，要看艳情电影，他也好。这样不把道韫气死了吗？《红楼梦》大观园姐妹，都是在各人的说话中表达出来，平儿之温柔忠厚，凤姐之八面玲珑，袭人之伶俐涵养，晴雯之撒泼娇憨，黛玉之聪慧机敏，宝钗之厚重大方，以至宝玉之好说怪话，呆霸王之呆头呆脑，都由他们的说话中看出。你说读书所以养性也可以，说读书可以启发心灵，增加风趣也可以。只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断断不可以。
或谓清谈可以误国。我说清谈可以误国，不清谈也可以误国。理学家“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一样地误国。东晋亡于清谈之手，南宋何尝不亡于并不清谈者之手？所以以亡国之罪挂在清谈上头是不对的。纣王亡于妲己，你想这个昏君，没有妲己就可以不亡吗？虐主暴君亡国，都得找一个替身负罪。由于昏君暴主政治不良，武人跋扈，像嵇康洁身自好的人犹不能免于一死。所以清谈是虐政生出来的，不是虐政由清谈生出来的。向来儒家，倒果为因，不思之甚。
文章无法
八股有法，文章无法。文章有法，便成八股。中国学生，旧的好学桐城义法，新的好读修辞学科，研究文学的学生必要求演讲《文学概论》，都是因为不知所云。西方国家教授，亦好编《大学作文》课本，告诉人“每段须统一”、“各段意义须有演进”，都是向低能说话。其实文章体裁，是内的，非外的，有此种文思，便有此种体裁，意到一段，便成一段文字。凡人不在思想性灵上下工夫，要来学起、承、转、伏，做文人，必是徒劳无补。章学诚说得最好：“诗之有音节，文之有法度，君子以为可不学而解，如啼笑之有收纵，歌哭之有抑扬，必揭以示人，反拘而不得歌哭啼笑之至情矣。”（《文史通义·文理篇》）他又说：“比如怀人见月而思月，岂必主远怀久客？听雨而悲雨，岂必有愁况？然而月下之怀，雨中之感，岂非天地至文？而欲以此感此怀，藏诸秘密，或欲嘉惠后学，以谓凡对明月与听霖雨必须用悲感，方可领略，则适当良友乍逢新婚燕尔之人，必不信矣。是以文学之事，可授受者，规矩方圆，不可授受者，心营意造……”（《文理篇》）袁子才曰：“若鹿门所讲起伏之法，吾尤以为不然。六经三传，文之祖也；果谁为之法哉？能为文则无法，如有法不能为文，则有法如无法，霍去病不学孙吴，但能取胜，是即去病之法也。房琯学古车战，乃至大败，是即琯之无法也。文之为道，亦何异焉？”（《书茅氏八家文选》）茅坤一本“不得要领”之《八家文选》，不知误尽天下几许苍生？
金圣叹本为吾所佩服，惟少读所批《水浒》，专在替施耐庵算“一伏”、“二伏”、“一承”、“二承”，啧啧称叹，试问施耐庵撰《水浒》行文时，果曾知其为一伏二伏乎？若不然则所谓笔法，并无真实意义。且学了起承转伏的人，便能撰一本《水浒》吗？耶鲁大学费罗伯司教授（William Lyon Phelps）专治近代小说，其下“小说”定义，也不过说“A good story well told”（一个讲得好的故事），再清楚没有，甚可给求学《小说概论》的大学学生做当头棒喝。西方表现派如克罗齐（Groce）、斯宾干（Spingarn）及中国浪漫派之批评家如王充、刘勰、袁子才、章学诚，都能攫住文学创造之要领，可以说是文章作法之解放论者。惟其知桐城义法之不实在，故尤知培养性灵之可贵。
中国的国民性
【一】
中国向来称为老大帝国。这老大二字有深义存焉，就是既老且大。老字易知，大字就费解而难明了。所谓老者第一义就是年老之老。今日小学生无不知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这实在是我们可以自负的。无论这五千年中是怎样混法，但是五千年的的确确被我们混过去了。一个国家能混过上下五千年，无论如何是值得敬仰的。国家与人一样，总是贪生想活，与其聪明而早死，不如糊涂而长寿。中国向来提倡敬老之道，老人有什么可敬呢？是敬他生理上的一种成功，抵抗力之坚强，别人都死了，而他偏还活着。这百年中，他的同辈早已逝世，或死于水，或死于火，或死于病，或死于匪，灾旱寒暑攻其外，喜怒忧乐侵其中，而他能保身养生，终是胜利者。这是敬老之真义。敬老的真谛，不在他德高望重，福气大，子孙多，倘使你遇道旁一个老丐，看见他寒穷，无子孙，德不高望不重，遂不敬他，这不能算为真正敬老的精神。所以敬老是敬他的寿考而已。对于一个国家也是这样。中国有五千年连绵的历史，这五千年中多少国度相继兴亡，而他仍存在；这五千年中，他经过多少的旱灾水患，外敌的侵凌，兵匪的蹂躏，还有更可怕的文明的遗毒，假使在于神经较敏锐的异族，或者早已灭亡，而中国今日仍然存在，这不能不使我们赞叹的。这种地方，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同时老字还有旁义，就是“老气横秋”、“脸皮老”之老，人越老，脸皮总是越厚。中国这个国家，年龄比人家大，脸皮也比人家厚。年纪一大，也就倚老卖老，荣辱祸福都已置诸度外，不甚为意。张山来说得好：“少年人须有老成｜人之识见，老成｜人须有少年人之襟怀”；就是说少年识见不如老辈，而老辈襟怀不如少年。少年人趾高气扬，鹏程万里，不如老马之伏枥就羁。所以孔子是非常反对老年人之状态的。一则曰“不知老之将至”；再则曰“老而不死是为贼”；三则曰“及其老也，戒之在得”。戒之在得是骂老人之贪财，容易犯了晚年失节之过。俗语说“鸨儿爱钞，姐儿爱俏”，就是孔子的意思。姐儿是讲理想主义者，鸨儿是讲现实主义者。
大是伟大之义。中国人谁不想中国真伟大啊！其实称人伟大，就是不懂之意。以前有黑人进去听教士讲道，人家问他意见如何，他说“伟大啊”。人家问他怎样伟大，他说“一个字也听不懂”。不懂时就伟大，而同时伟大就是不可懂。你看路上一个同胞，或是洗衣匠，或是裁缝，或是黄包车夫，形容并不怎样令人起敬起畏。然而你试想想他的国度曾经有五千年历史，希腊罗马早已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