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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红旗坚持他的看法。即使当初几乎活不下去时，他也一直在心里大声地赞美北京。第二天他总算找到了亲戚，拖着一大包行李挤进了亲戚的小屋里。出乎他的意料，他的亲戚混的实在不怎么好，完全不是他在小镇上天真地想像的那样，到了北京狗也是个人物了，现在看来，狗还是狗。亲戚正在煮面，小桌子上摆着三四个馒头和一碟咸菜。亲戚三下五除二吃了半锅面，抓起外套就走了。临走的时候让他先好好睡一觉，养好精神了好找活儿干。然后他就看到亲戚骑着一辆破旧的三轮车出去了。他们住在巴沟村的一户小院里，租人家的平房。
养好精神了他独自出门找工作，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干什么，不过还比较自信，找个记者、编辑之类的活儿干干总还是可以的吧。一路上见到报纸就买，专门找过去从来不看的夹缝里的广告，挑好的工作，谦恭地把电话打过去。那一天他用了两张手机卡，一个也没成，直到最后口袋里只剩下坐车回家的钱时，才想起亲戚告诫，别挑挑拣拣的，不管什么活儿，能找到一个填饱肚子的就不错了。边红旗不服气，好歹也是个中学教师，还写诗呢。电话里的人为什么总是问他的生活和居住情况呢？这跟工作有个鸟关系！第二天他接着找，他觉得自己不应该和亲戚一样，亲戚是个大老粗，靠力气吃饭是正常的，他不是。怎么说也是个知识分子。这一天他学乖了，不用手机打电话了，用公用电话，省了不少钱。但是这一天的运气也不比前一天好。晚上他垂头丧气地回到巴沟，像从滑铁卢归来的拿破仑。亲戚已经躺下了，他说今天被警察追着跑了很远，累坏了，原因是他的三轮车没有牌照。亲戚没有问他成功了没有，都摆在脸上，哪还要问。边红旗很悲伤，把亲戚从床上拖起来，两人瓶碰瓶地喝了五瓶啤酒。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啊，北京（9）
他在海淀附近转了好几天，连公交车站牌上贴的广告都看了，都联系了，还是不行。整个世界都跟他对着干，真是没办法。边红旗还是不怀疑，一千多万人都活下来了，凭什么我边红旗活不下来，没道理嘛。我们的边红旗找呀找，又找了两天还是没找到。不是一个都找不到，而是他想找的那种看起来体面、干起来轻闲的没找到。他只好去了中关村人才市场，周三周六才开放的地方。排了半个下午的队，轮到了，把身份证交上去。玻璃窗里的女人问，证呢？边红旗说，不是交给你了吗？那女人心情很糟，大概中午和丈夫吵架了，什么证都不知道还找什么工作！下一个！话音还没落他的身份就被扔出来了，搞得边红旗半天没回过神来。
“她要什么证？”他问旁边的人。
“暂住证。”
“什么暂住证？”
“老兄，”那个用安徽口音和普通话杂交出来的声音说话的小伙子说。“这东西都没有，可要小心点，别让警察给揪到了。”
“下一个！”窗口里面的女人气急败坏地敲着玻璃，边红旗只好让出了位置，他排了半个下午就等来了这几句训斥。
眼看着一天一天地晃下去，快坐吃山空了，最要命的是，没法向家里交代。老婆担那个心，每天都要打电话问他有没有着落，打得他心疼，他快光了。我不知道边红旗是怎么克服心里障碍的，反正最后他是和亲戚一块儿出去骑三轮车了，到巴沟的一个土著家里租了一辆没有牌照的三轮，见缝插针地跑到硅谷那儿揽生意，帮别人运电脑。边红旗讲到这些时一点也不伤感，相反，这段三轮车夫的生活他还相当满意，觉得自己很像电影《有话好好说》里的张艺谋，整天骑着三轮车到处跑。他说，人一旦降低了自己，就无所谓了，就像妓女，卖一次就想着卖第二次，然后第三次，这东西搞不清楚，它一定是有快感的。他在那段时间甚至还经常跑到北大听讲座，隔三差五还进课堂，以便瞻仰那些久闻其名的学术界大师。他和我住一块儿后，我们聊天，我发现他对北大的老师，尤其是中文系的老师，了解的不比我少。
边红旗在蹬三轮期间没有告诉家人他在靠什么吃饭，他的亲戚也同样没有告诉自己的家人。他们只说是一项工作，不好也不坏。他更不可能告诉他老婆，他最倒霉的时候，一个星期被警察追过四次，好在都逃脱了。他都没想到自己还有骑三轮车的天赋，能在到处是汽车和人的马路上跑得飞快。这个新工作对他是个刺激，所以这个时候他还坚持写诗。据他自己说，在他密不示人的诗歌生涯中，这是一个创作的高峰。坐在三轮车上满脑子都是诗，他由衷地觉得北京就是好，你看看，蹬三轮也照样诗兴盎然。
接下来生活就有了变故，亲戚家里出了点事，他要回去了。回去之前他把能带走的东西都收拾好了，不想再在北京混下去了，他觉得蹬三轮，即使在北京也不是件值得称道的事，还是回家干点正事。他在北京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尽管他走得不免伤感，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了。临走的时候他终于说实话了，待在北京几年了，他一直都不服气，希望能有所起色，心里恐惧着，希望着，但是现在，他语重心长地说，他服了。就这样。他把房子留给边红旗，自己组装的那辆破三轮也给了他，希望他不要一直把这个破三轮蹬下去，也蹬到他离开的北京的那一天。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啊，北京（10）
现在边红旗独自奋战了，骑着三轮回到家，自己跟自己喝酒。左手一杯，右手一杯，相互致意，互相祝福。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出事了，他的三轮在人民大学西门那儿被警察扣住了，他一不小心闯了红灯。警察发现竟然还是个没户口的黑车，立马扔进了立交桥底下的仓库里，那里面已经堆了很多黑车。边红旗想花几块钱赎出来，警察不让，随口出了一个买一辆新车也绰绰有余的价。边红旗没辙了，恨得门牙都痒痒。当时还只是觉得难堪，后来突然有了恐惧，那种一下子失去依靠的恐惧。他一直以为他在北京就是光溜溜的一个人，十三不靠的主，现在才发现，他还是有所依靠的，就是那辆破三轮车。它是他和北京的大地发生联系的唯一中介，现在没有了，他觉得脚底下空了，整个人悬浮在了北京的半空里，上不能顶天，下不能立地。唯一能和北京发生关系的凭证丢了，他第一次发现北京实际上一直都不认识自己，他是北京的陌生人，局外人。除了那个警察，谁会知道他失去了那辆三轮车？说不定那个警察转身也忘了这事。他悲哀地蹲在桥底下的柱子旁，有那么一会儿想到，即使他死了也没人会知道，别人凭什么知道？你边红旗算是哪根葱哪根蒜？他觉得自己蹲在那儿像个委琐的农民，哼哧哼哧干了这么多天，一辆破三轮一下子就把他送回了苏北的一个小镇上。
他想拿回那辆三轮车，其后的几天他一直在算计这事。吃过早饭他就出了门，像往常一样，步行到人大西门，为了省下坐车的钱。到了北京边红旗发现自己的一个变化，就是对钱斤斤计较了，外出的时候他都要考虑坐不坐车，坐公交车还是打的。在老家是从来不把钱放在心上的，不是他腰包鼓，而是那地方的生活开支永远也不会超出他的想像力。北京不行，说不准什么时候就要花钱，花多少心里也没个底，所以出门前他总忘不了看看钱包。他来到立交桥底下，冷着眼看在红绿灯底下指手画脚的警察。早已经不是那天找他麻烦的那个了。他盯着他们，因为他们手里有开仓库门的钥匙。那个仓库其实只是一个铁栅栏围起来的一块场地，栅栏太高，要想把车子弄出来必须经过铁门。他希望警察能把铁门打开，然后忘掉这回事，他就可以偷偷地进去，把车子推出来。边红旗想好了，他只要自己的那辆破三轮，不要别的，尽管里面新车子也不乏其数。
这种守候相当辛苦，几乎无机可乘。要么是铁门不开，要么是警察不来，要么是门开了，警察却站在门边上，或者是隔三差五地回头。真要命，边红旗都守了好几天了，他像中了魔一样，非要把车子给弄出来。有一次几乎成功了，他趁警察盘查另一辆三轮车的空挡溜进了仓库，刚从乱七八糟的车子堆里找到他的破三轮，还没来得及拽出来，就听到警察对他大喊：
“你，就你，干什么的？！”
他慌忙撤回手，装作找东西的样子，对向仓库跑来的警察说：“我找我的打火机。”
“打火机怎么会跑到这里来？”
“我走路时扔着玩，不小心扔到这里了。”
“出去出去，”警察说，顺手锁上了门。“超市里多的是，到那里找去！”
边红旗对我说，当时他突然产生一种要和警察拼命的冲动，他觉得那家伙很讨厌。当然没动手，动了手他恐怕就不会安安稳稳地过到现在了。他拳头都攥起来了又松开，还是有点怕，毕竟是警察。他无望而又顽强地守在桥底下，车子最终也没能再回来，却撞上了现在的这种办假证的生活。 。 想看书来
啊，北京（11）
那天和往日没有什么不同，他蹲在桥底下，看着车子和行人水一样从眼前流过。他都快睡着了，似乎已经忘了来这个地方是干什么的。一个大男孩拼命地向这边跑来，后面二十米远追上来一个警察，喊着让他站住。大男孩的惊慌显而易见，完全是捞不到救命稻草的模样，看到�